抵制洋貨中那些不得不說的事

文｜陳事美

如果抵制洋貨也要寫一部歷史的話，那麼這部抵制洋貨史能否成為愛國主義教材不好說，但必是一段激進的歷史。人前仆後繼，慷慨激昂，分別上演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合奏，只不過，有的抵制是真愛國，有的抵制則完全成了鬧劇。

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話，最早的抵制洋貨運動應該滿足三個條件。一是洋貨大量湧入；二是華洋衝突，國家受辱，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三零星的、小規模的抵制，還無法形成氣候。因為，任何事物的發展的規律，基本都是從星火燎原開始的。

基本能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似乎只有在鴉片戰爭期間。1840年後，英國向大量傾銷鴉片。鴉片的盛行，不僅造成了大量白銀的外流，還造成國人的體質的嚴重下降。開放較早的廣州，是與洋人打交道的前沿陣地。一些憂國憂民的廣東商人率先行動起來，開始抵制英國貨，希望以此喚醒國人自強。

但英國謀求擴大市場的野心沒有絲毫改變，《南京條約》簽訂后，英國加速了擴張的腳步。根據協議，英國人可以在廣州城區居住。廣州市民激烈抗議，憤怒的群眾上街燒鴉片，衝擊廣州知府衙門，知府被打，衙門被燒。這在官府看來，明顯就是騷亂。出兵鎮壓后，英國人順利進入廣州。

如果說廣東商人抵制洋貨還只是初露鋒芒的話，那麼真正大規模抵制洋貨的重任就交接給了北方的義和團。

清末，山東、直隸等地義和團運動興起，「扶清滅洋」成為義和團主要口號。當時的華洋衝突基本就是國內的最主要矛盾。一直遭到清政府鎮壓的義和團及時捕捉、準確把握了這種形勢，順利轉型，並得到清政府大力支持。於是，在清政府的鼓勵、甚至煽動下，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殺洋人、燒洋貨，燒殺搶掠打砸搶。

首先最倒霉的是北京、天津兩個大城市。作為晚清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天津，城內的洋貨實在太多。義和團所到之處，凡是沾「洋」的一律毀掉，扒鐵路、燒洋房，就連洋電線杆都要推倒。

當時，很多天津市民的家庭照明以煤油作為燃料。義和團走街串巷，挨家串戶，看誰家點的洋油燈，不由分說，進門就給砸了。很多市民晚上不敢點燈，但義和團不罷休，挨家搜查，誰家要是敢私藏煤油，必是一頓暴打。不僅煤油，凡是和「洋」沾邊的都不行，洋火、洋布、洋葯、洋磁杯等日用品早已進入尋常市民家，最終都成了義和團燒毀的目標。當時很多膽小的市民，不得不主動將煤油倒掉，將其他洋貨扔掉。

北京前門一條街，緊鄰紫禁城，也成了抵制洋貨的重災區。不僅要燒毀洋貨，就是連一個「洋」字都不能見。義和團發現有些藥房掛的幌子是「洋藥局」，強行讓人家改掉，改成「土洋局」。「洋布店」改成「細布店」，「洋貨店」改成「廣貨店」。

當然也有比較牛的商鋪拒絕配合，最後發生激烈衝突，義和團依仗人多勢眾，糾集拳民、煽動百姓將商鋪燒毀。西德記藥房就是這樣一個最早的倒霉蛋。大火蔓延，一千八百家店鋪受到牽連。大火燒了一天一夜，很多老闆欲哭無淚。拳民越干越來勁，四處趁火打劫，西單、騾馬市等地也屢遭劫掠。

義和團的抵制洋貨，如果說還只是停留三兩個省份的話。那麼緊接著，一場覆蓋全國十餘省的大規模抵制美貨轟轟烈烈又迅速開始。1904年，美國推出排華法案，禁止華工進入美國工作。此舉引發華僑華工的大規模抗議，國外華僑遊行，國內勞工抵制美貨。當時一個口號便是「辦貨者不辦美國人之貨，用物者不用美國之物。」抵制活動從福建、廣東開始，逐漸蔓延到江浙、上海等地，遍及南方十餘省。

美國領事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限制抵制活動。各地又陸續出現打壓抵制的活動，但江浙一帶商會表示絕不屈服。《大公報》、《申報》多次發布報道，為抵制美貨加油助威。其實，這兩家報紙也是外資控制的。

抵制美貨的浪潮還是讓美國人害怕了。一些在華的美國老闆憂慮，擔心運動持續下去，恐會讓美國很多企業關門停業。果不其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就關門大吉了。

抵制英貨、美貨后，終於輪到了日貨。其實，甲午戰敗后，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有所抬頭，在個別地方也曾有零星抵制日貨的行為。但真正大規模抵制日貨開始，還要從1908年日本輪船「辰丸二號」走私軍火說起。在此事的處理上，清政府處處妥協，激起廣大百姓的憤怒。廣州商會與同鄉會率先號召抵制日貨，學生上街燒毀日本商品，港口碼頭工人拒絕給日本人卸船，船運公司拒絕用日本船運輸。最誇張的是，廣州72個商人決心開一家商店，只賣商品。

相比抵制英貨、美貨，抵制日貨的運動持續最久。後來又有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五四運動抵制日貨，當然還有抗戰期間。五四時期，北京學生號召「抵制洋貨、提倡國貨」，得到工商界的積極響應。北京總商會率先行動，一律停運日貨。此次活動迅速擴大至天津、上海等全國34個城市與地區。大家不用日本銀行鈔票、不看日本報紙、不登日本報紙廣告、不再販賣購買日本貨。各地大力提成國貨，成立國貨維持會。一些商號含有「東西」、「日興」、「日強」等字，被強令去除「東」、「日」等字。

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除了義和團時期以外，大部分的抵制洋貨與救亡圖存、喚醒民族自尊有關。從這點來講，抵制洋貨雖然不是最佳手段，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可能也是有必要的。當時，抵制洋貨還是收到了很大效果。美國的駐華公使就曾向羅斯福總統建議，以退還庚子賠款的方式來緩解緊張關係。羅斯福面對各種壓力，不得不想辦法改善中美關係。後來，胡適等人出國留學，他們正是受益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