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向中國文化傳統溫情致敬

陳氏一門(上圖為陳寶箴，中圖為陳三立，下圖為陳寅恪)。

採訪、整理 隱虹

文化學者劉夢溪長期致力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對傳統文化有獨特的解讀。多年來，他一直在推動傳統文化價值在當下社會生根發芽。他認為，「六經」義理是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屬於全體人，所以在大中國小校要開設國學課，「這個教育基本上就是價值教育，會很慢，可能要幾百年，百年樹人」。

現年76歲的劉夢溪是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他早年專註於古典文學和紅學研究，近30多年集中於一些文化典範人物的研究，先是研究錢鍾書，後來又轉向陳寅恪和王國維，近年又著迷於馬一浮。學者丁東回憶道：「劉夢溪先生成名很早，大學時代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了整版論文，成為青年紅學家。劉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轉入『陳王之學』(陳寅恪和王國維研究)，這是一個非常有眼光的選擇。所以說，到現在又過去了這麼多年，大家還是感到劉夢溪先生是學術重鎮。」

前不久，劉夢溪的三卷本著作《學術與傳統》在北京舉行出版座談會，多位學者對劉夢溪先生研究傳統文化，研究陳寅恪、錢鍾書、王國維、馬一浮等人的學術成就給予了評論和分析。

思想史學者、孔子基金會副會長吳光對《學術與傳統》評價道：「我有三點贊同，第一點，就是劉夢溪先生對傳統價值理念，基本精神作了一個高度概括，而且是頗具創意的論述；第二點，他對傳統文化意義和未來的走向作了深刻分析和樂觀展望；第三點，劉夢溪先生對王國維、陳寅恪、馬一浮、陳三立這些文化典範的個人研究，揭示出傳統學術文化的特點、它的生命力和發展前途，這方面我覺得他確實寫得相當深刻。」

在出版座談會上，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楊天石，北京大學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陳平原，法學家、藝術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梁治平等都對劉夢溪先生的學術貢獻以及治學和為人給予了高度評價。

他考證出陳三立「倒后復帝」

楊天石：劉夢溪先生的專長是研究傳統文化，研究近現代學術史、文化史，我只從近代政治史這個側面談一談劉夢溪先生所做的貢獻。

研究近代政治史的人都知道，近代史上有一個大的政治事件叫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時，有一個很活躍的政治人物，就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的老所長范文瀾先生曾在他的著作里經過，戊戌變法時，湖南是朝氣蓬勃的一個省，是最活躍的一個省。

戊戌變法的時候，西太后對於陳寶箴處分是永遠革職、永不續用。陳寶箴的去世時間是1900年7月22日，地點是在江西南昌的西山。陳寶箴先生的公子陳三立給陳寶箴寫了一個傳記，關於他父親的死，他寫了兩句話，「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意思是突然生了一個小毛病去世。

兒子給父親寫傳記，當然是真實可靠的，沒有記錯的可能，也沒有說假話的可能。所以，多年以來我們一直相信陳三立的話，覺得陳寶箴是身體得了小毛病去世的。

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問題在於陳三立在其他場合回憶他父親的時候，用詞用語都很沉痛、很激昂、很悲哀，顯得陳寶箴不大像是生了小毛病去世的。

1983年，《文史資料選集》發表了一篇文章，有一位作者回憶他自己的父親當年曾經帶著病跟江西巡撫松壽到南昌西山陳寶箴的住所，「宣太后懿旨，賜陳寶箴自盡」。陳寶箴匍匐拜受了這個詔書，然後自縊。所以，陳三立寫他父親死亡的原因和這位作者的記載有矛盾，而且矛盾很大。到底誰講的是真話？

劉夢溪先生採取我們傳統考據學的方法，以詩正史，用陳三立的詩來研究陳寶箴死的原因。劉夢溪先生研究發現，陳三立寫陳寶箴的詩文里講到趙氏孤兒、羽林孤兒的典故，考證文史材料是可靠的，陳寶箴不是病死的，而是西太後下的懿旨讓他自盡。

這裡產生了一個問題，戊戌變法發生在1898年，西太后給過陳寶箴處分了，為什麼到1900年又突然加重處分，讓陳寶箴自殺？

劉夢溪先生仔細研究了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那一段時間的政治環境，揭露了西太後為什麼在一兩年之後要賜陳寶箴自盡。1998年，我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曾經把陳三立的《散原精舍詩集》翻過，但沒有從陳三立的詩裡面找到陳寶箴死亡的原因，劉夢溪先生髮現了。

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西太后帶著光緒皇帝匆匆忙忙逃難到西安。東南地區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一些地方巡撫，發起東南互保運動，自己保自己。這個過程中，陳三立曾經有一個計劃，要把光緒皇帝從陝西接到南方，然後強迫西太后把政權交還給光緒皇帝。

劉夢溪先生在《學術與傳統》裡面給這個事情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倒后復帝」，推倒西太后恢復光緒皇帝的權力。這件事情是過去的人們不知道的，我在相當長的時期研究戊戌變法，我也不知道。劉夢溪先生挖掘了這個史料，把前人所不知道的政治命題揭示出來。

劉夢溪先生髮現了陳寶箴之死因、陳三立「倒后復帝」活動的著作發表了多年，他的好幾篇文章都講過這個問題，但是很遺憾，我們近代史學界到現在為止，大部分學者不知道這個事情。社科院近代史所曾經出版了十卷本的《近代通史》，集中了近代史學界好多精英，經過多年的寫作而成的。我前兩天把《近代通史》調出來翻閱，結果很失望，這本書根本沒有提到這兩件事情。

所以，我說劉夢溪先生研究的範圍很廣，僅僅在近代政治史的小側面就做出了大貢獻。

國學最後必須落實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陳平原：我和劉夢溪先生交往主要是1990年以後，我跟王守常、汪暉辦《學人》，劉夢溪先生辦《文化》，我們之間有很多合作，但是也有很多競爭。我們《學人》做了15年就停了，劉先生的《文化》做了28年還在繼續，今天《文化》還在發揮作用，我覺得還能繼續下去。

劉夢溪先生編《現代學術經典》叢書的時候，我參與其中。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跟他對話，中間也有抗爭，但是大體上合作很愉快，而且那套書出來我認為很好，唯一一個不太高興的地方是劉先生的序言100多頁，實在太長了。

學者陳越光說得有道理，劉夢溪先生年紀介於上一代人學人和下一代人學人之間，他比我們大，但是又比龐朴小，在老先生裡面他是年輕人，所以他能跟我們下一代人有比較多的交往，而且也願意跟我們打交道，這一點很好。

當劉夢溪先生的《現代學術要略》出版以後，學者李慎之有一個批評。他說，這哪叫現代學術，現代學術科學哪裡去了，因為現代學術最關鍵的是科學進來了，科學觀念、科學思想、科學模式，在這裡面沒有了；第二，社會科學在哪裡，法學、經濟學呢？現代學術不僅僅是人文。

這個批評是對的，但是人的精力有限，要把天文學、物理學、數學都放在裡面討論肯定有困難。當初我們覺得李慎之先生有點意氣，他是一個很好的、充滿戰鬥力的論辯對手，他有很強烈的論辯慾望，而且有這個能力，能提很多問題。

就學術而言，我同意陳越光說的，劉夢溪先生是上一代學人，他和上一代人交往，文風比較接近，下一代學人從我開始以及比我更年輕的就有了區別。我們都是學院體制培養出來的，我們拿博士學位，然後走向學術研究，我們寫文章都有一種博士論文的氣和體在裡面，我們是為寫作而讀書。

劉夢溪先生基本上保持上一代人的趣味，因為讀書憋不住才寫作，他們引證的方法跟我們不一樣。劉夢溪先生的論文引證，按照今天大學博士論文的要求來說數量太少了，可是引證太少有它的意義。我現在特別擔心博士論文，因為有資料庫，每句話幾乎都注，每句話下面都有一大堆的參考文獻。

我曾強調今天博士論文的偽博學，表面上我們引了一大堆的東西，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跟一大堆沒有意義的人在對話，引了一大堆沒有意義的文章，而劉夢溪先生則力圖跟有意義的人對話。我覺得這是老一輩學者讀書的經驗，是讀書而不是查書。

劉夢溪先生大體上以考辯出思想，以考辯出文章。他寫的好文章都是小的東西不斷往後推，最後得出比較有意義的結論。這一點跟我們受西方博士論文影響寫出來的文章不一樣。

劉夢溪先生的研究不受時流、時尚的影響，不受日常話語和問題的影響。很多人會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劉夢溪先生基本上不介入社會科學，對這種研究路徑怎麼看？我記得唐德剛寫《胡適口述自傳》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胡適已經很好了，到了《說儒》那篇文章，已經逐漸進入社會科學了，可是他還是外行。對於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的人來說，一個做人文學科研究的人，完全不接觸社會科學是一個很大毛病。

如果說「二戰」以後美國的漢學界，還有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學術界寫研究論文，多多少少受社會科學研究方式影響，那麼劉夢溪先生則基本上固守了傳統人文的趣味、立場和方法。他接續傳統，開創新支。

劉夢溪先生談經典、談國學，會談到「六經」，這是他從馬一浮那裡一直走過來的。在我看來，國學不僅在先秦經典裡面，國學也在日常生活的禮儀裡面。我的家鄉潮汕，那裡比較偏僻，中原各種禮儀傳到那裡積澱下來，就在日常生活裡面發揮作用。我想說，國學最後必須落實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另外，國學必須活在當下。我們談國學除了跟孔孟對話，必須跟晚清已降在中西對話中不斷掙扎前進的傳統對話。

我們一說傳統往往就從孔孟說起，但是，晚清以降到今天170多年，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傳統。這個傳統裡面有各種聲音存在，既有古代的聲音，也有現代的掙扎，所有東西都在裡面，包括反傳統的聲音。傳統必須包含反傳統，沒有反傳統聲音存在的傳統，難有自省能力和自我批判的意識。

傳統和反傳統是兩個輪子，我們為什麼談「五四」新文化，把陳獨秀、胡適和林紆、弘一放在一起談，林紆、弘一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個部分。對於某一種具體路徑認定和方法的確認因人而異，可以正也可以反，把正和反合在一起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筋骨，如果不是的話，只談一種是很危險的事情。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梁治平：因為是劉夢溪先生的同事，所以我非常有幸地見證、目睹了劉夢溪先生這幾十年思想的變化，包括每一個關節點重要的思想。在這個過程中，劉夢溪先生真是讓人覺得有一種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經常讓我們文化研究所的同仁們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我覺得劉夢溪先生讀書不是有了一個框架，為了一個題目找材料，也不是比較散慢、很自由的閱讀。其實他是有他自己的問題意識，他發現了某個問題，是這個問題吸引他去讀書。

他最早讀了陳寅恪，在研究過程中，他就把這個研究擴展到整個陳氏家族，這可能有內在領悟和邏輯。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他不斷地把研究範圍擴大，這需要讀很多書。所以，最後他不斷地循著這個路子向前走，一直到最後，包括陳學(陳寅恪)、王學(王國維)、馬學(馬一浮)，又從近代走到宋學，從宋學到漢學，進入先秦，這樣一個思想脈絡在這幾十年當中發展起來，我想他讀書其實就是尋著問題，尋著問題的邏輯不斷地在走。

劉夢溪先生研究有一個特點，他研究的對象是人物和思想，他自己也在試圖通過這種研究和對話，探索出一些答案，貢獻出思考的結果給大家。

劉夢溪先生自己，他看這些人物的思想、學問、成就，他深入到他們的精神領域，非常自覺或者下意識地傳承這種精神。他經常講到幾句話，比如，陳寅恪為王國維寫的那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還有錢鍾書講的「學問沒有中西」，這些變成了他自己特別重要的思想，成了立身之道，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世界觀。

劉夢溪先生作為特定歷史環境里的一個學者，他的研究、學養，都有他自己的特點，比如，對社會科學涉入不深，但是非常開放，而且劉夢溪特彆強調的是，學問的「共」，就是跨越中西的部分，他認為「共」比「異」更重要。這是從一種對前賢、對人物精神把握后產生的認同。

劉夢溪先生把這個精神變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所以給我們做出了榜樣。文化如何傳承，其實最根本是在人物。因為文化傳承通過人來承擔，文化價值由人承擔，就是人來弘道。劉夢溪先生在這些人身上找到了一種精神寄託，在這些價值中找到了一種榜樣。所以，他自己也會體現這種精神。

非常重要是，劉夢溪先生一個人當然不能完成文化傳承的工作，這需要一代人、幾代人。所以，怎麼通過人來傳承文化是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責任編輯：孟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