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丨我準備一本正經，我準備胡說八道

讀者君並不避諱，他喜歡一個叫做 「非正常事件研究中心」的媒體。它們發布的所有消息，最後都會註明，「上面是一篇洋蔥新聞，其特點是以最正統的新聞報道手法，報道純粹虛構或真假摻半的新聞事件，從而達到娛樂或諷刺的目的。」

換一個稍顯極端的說法是：它們每天都在製造假新聞。或者說，在以事實素材真偽作為基準生命線的「媒體標準定義」中，它們很可能連「媒體」都談不上。

我倒是不是很在意這個，讀者君在意的是：它編織材料的方式獨特而迷人，進而總是能夠製造出一種詼諧的效果。這詼諧的效果像是豁開純然事實真相的利刃。對於任何純然的事實真相而言，不需要敘述，也不需要報道。它們發生在生活之中，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流逝。

義大利語言學家，曾經寫過那本迷人的小說《玫瑰的名字》的作者翁貝托·艾柯，有一本叫作《試刊號》的新書。在這本書里，他溫柔地撕裂了新聞業那人人會心一笑的「皇帝的新衣」。因為這個緣故，讀者君找到了一個朋友，讓他沿著這開裂的轄口，再撕下去。

翁貝托·艾柯的作品總是異常「極端」。他那充滿古老知識的長篇大作讓人難以下咽；他的理論著作又極其科學和非人性化，他試圖在排除語言交流的條件下研究語言本身，在他的符號學中語言被極致的純化為信息與符號這樣的東西，在語言不可抵達的地方研究它幽暗的本原；他的隨筆卻精悍充滿俗世氣息，比如賓館冰箱里發臭的鮭魚，如何與計程車司機鬥智斗勇，瑣碎詼諧，似乎不具有任何決定性意義。

《帶著鮭魚去旅行》

[意] 翁貝托·埃科 著

殳俏 / 馬淑艷 譯

新星出版社，2009年9月

還好，他留下了《試刊號》。像一位長者臨終前向後代坦率地交待些顯白之事。《試刊號》講述了一個形式離奇，內容卻日常的故事。包括主人公在內的廢柴寫手們被神秘人士招募，神秘人士要求他們編輯一份不會出版的《明日報》。但為了某些隱藏利益，編輯部必須真實地運轉起來，因此他們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組織出一批試刊號。以便刊物顯得足夠有殺傷力，儘快吸引利益方注意，從而使得刊物最終的擱淺理所應當。為此，這群廢柴寫手們必須做些不一樣的事情。而這「不一樣的事情」：就是讓新聞成為一種預言行徑。

在語言學常識里，語言被基於兩個向度來思考：對於外界事物的描繪，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於語言學家而言，兩者究竟哪個更接近於語言的根本，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歷程中充滿爭議。「世界大戰」之後，這樣的思潮完全倒向了前者。戰爭是新聞傳播最重要的培養皿：它表面上關於事實，但對於事實的接受，對於信息的交流又總是被控制的。甚至可以說，新聞體制是戰爭留給人類的危機宣洩模式，表面先鋒的姿態往往滿足的是人們對於世界的恐懼。

這樣一份虛擬的「試刊號」擱置了新聞界表面的爭議——關於事實真偽的爭議。而試圖尋找那些已經被認定為事實周邊的灰色地帶。小說中指出：新聞實際上就是舊聞。重拾預言能力的區域就在那些被新聞體制放逐的時刻，也許是午後四點，也許是午夜前的時分。小說中寫到：只要能在這樣的時間點說出一些預兆，那麼就有讓新聞成為預言的可能。這時，人不是目擊者，而是預言家。

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也有翻譯成「翁貝托·埃科」）

《試刊號》的魅力正在於其中的編輯們以閑談的方式來談論歷史事實。這種對於閑談本然的揭示在哲學家海德格爾那裡已是一個重要命題。但是在艾柯的時代（尤其是他的晚年），抽離於新聞事實之外的閑談不僅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生存方式，而是可能逼近真相的唯一手段了。

在艾柯看來，如今所有的話語空間都已被新聞式的事實所佔據，所有出於人類本性的猜測都會被貶損為陰謀論或臆想。《試刊號》中，編輯部設計了一個「為什麼」遊戲，規則是給出言之成理而實則荒謬的因果關係。他還例證了如何通過表面輿論的平等來灌輸一種指定的觀點：給予預設觀點更充分的表述，並將它放在某句貌似對立卻毫無內容的表述之後。這兩種模式在「二戰」后的半個多世紀里不斷吞噬著語言的兩個基本範疇。當它們佔據了所有輿論空間的時候，我們被限制在無歷史也無未來的當下。於是，閑談中的臆想就是被剩下的、唯一得以穿越時空的預言蟲洞了。

在《試刊號》中，艾柯把小說的核心交給了一位編輯對於墨索里尼之死的歷史幻想。對於編輯而言，屍檢報告中的矛盾促成了幻想歷史可能性的根源：他發現那具面目全非的屍體沒有之前體檢報告中提到的胃潰瘍。他以墨索里尼並沒有死為基礎，開始搜集那些被忽略的史料，最終提供了一種對於義大利戰後諸歷史的新敘事。揣測基於史料，但沒有個人閑談式的幻想，沒有對於新聞體制本能的反抗，他決然不會有這樣的動力投入到個人史的重塑當中。而最終這位編輯的死亡與試刊號的無疾而終暗示了上述這一切的歷史邏輯：編輯的死亡正如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敘述一樣，標誌著新聞體制對個人親知的扼殺和收編。雖然我們無法證實他是否還原了真相，但是他解放了很多不被注意的歷史材料。在書中，官方就不得不製作一部紀錄片來消除他的個人幻想對新聞體制的衝擊。

《試刊號》也許瑣碎，但它所反映的問題卻也是很多宏大題材的主題。根據特德·姜作品改編的《降臨》被看作科幻電影，但這個故事的內核卻是一個古老的主題——預言。從古希臘悲劇到時間機器，直到地外文明，人們對神詆的崇拜，對智能的欲求無外乎是為了改變命運。許多科幻作品實際上也一直在進行一種零和遊戲：掌握智能就意味著支配命運，否則就會被能夠支配命運的智能摧毀。《降臨》改變了這種固有的科幻意識。而是嘗試告訴我們：掌握預言能力，意味著人們能夠欣然接受自己的命運。詩人顧城說過：「為了避免一切的結束，我避免了一切的開始」。在我們已有的無數文學表達中，遺憾與傷痛總是能夠與美和快樂交融在一起，對於這種悖論的接受是人類的尊嚴所在。而《降臨》似乎在告訴我們，也許我們並不具備預言的能力，但是對於預言的正確用法已經在我們天然的人性當中。

電影《降臨》一幕

翁貝托·艾柯不是科幻作家，但也證明了表達這一切並非科幻不可。在古老的預言悲劇中，俄狄浦斯在已然知曉預言的情況下百般努力也無法改變命運。古人由此安撫的，是人類對於命運的恐懼和躁動，希望能夠教育人們對命運要泰然處之。同樣，《創刊號》的編輯之死雖然是悲劇性的，但卻表達了一種微弱的希望：也許每個人的編撰都會以失敗告終，但是總有些曾經被埋沒的真相會被釋放出來。對於每一個具有語言能力的人而言，即便前途暗淡，也應不惜失敗，去做一個有預言能力的、本然的人。

《試刊號》

[意] 翁貝托·埃科 著

魏怡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