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 | 中國畫學研究會與金城、周肇祥關係考(節選)

金城（左圖） 周肇祥（右圖）

一、緣起

1920年5月，喧囂熙攘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一年，北京城似乎又恢復了昔日的寧靜。以「精研古法、博採新知」為宗旨的畫學研究會，於西城石達子廟成立，金城與 周肇祥分任正副會長。入會者達二百餘人，特邀陳師曾、賀良朴、蕭謙中、陳漢第等北京畫壇耆老名宿為畫會評議，規模甚巨。

雖然早在1915年北京即有宣南畫社成立、1916年西山畫會乍現，但這些畫會尚屬傳統文人雅集性質的鬆散組織，無論從畫會人數，抑或畫會架構、組織形式上，畫學研究會均為民初北方畫壇規模最大、制度最為完整的繪畫社團。以此為基礎，畫會招收學員開班授課，前後四次舉辦中日聯合繪畫展，舉辦活動時間跨距二十餘年。其影響之巨，直接形塑了後來北京畫壇的整體形態，以及民國北京第二代畫家群體畫學思想與繪畫風格。這其中的奠基者，非金城與周肇祥莫屬。兩人當時均在北洋政府擔任官職，利用自身豐富人脈介入畫界共襄盛舉，可謂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藝的典範。

畫學研究會第九次成績展覽會紀念合影

金城、周肇祥均為政界出身，緣何卻把極大精力投入畫界？兩人畫學思想有何異同？為什麼會合力主導創設畫學研究會？卻又為何最終分道揚鑣導致其一分為二？

青年金城（左圖） 全家福（右圖） 後排左五：金城

二、政界清流

「國有四民，士為上，農次之，最後者工商，而天下諱 言賈。」封建時代士商有別，社會分層嚴重，鮮有彼此殊途同歸的混合流動趨向。直到近代，尤其是晚明至清， 社會階層的彼此流動才漸趨活躍。所謂四民之分的面貌也才漸漸模糊不清。金城與周肇祥正是得益於近代士商合流的社會流動趨勢。金城出身浙江南潯，南潯本就是江南富庶之地，豪門大戶極多，當地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黃金狗」的說法，金家的財力即屬當時的「八牛」之一，其財力之雄厚可想而知。金城祖父、父親均從事商業，且與洋商洋行多有過往，視野宏闊，觀念開明。金城之父金燾於1902年將其三子金城、 金紹堂、金紹基送往英國求學，就讀於 King』s College。金城在留學期間遍覽歐美各國之博物館及古迹遺址，眼界學養得到極大開拓積澱。歸國後於1905 年任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議員，1906年改任農工商部商務司，后歷任大理院刑 科推事、監造法庭工程處會辦、民政部咨議等職。入民國后，金城先後擔任國會議員、國務院秘書、蒙藏院參事等職。仕途可謂一帆風順，且多為文職閑差。

金城 《野色芳草圖》扇 18.5cm×51cm

紙本設色 1907 年 榮寶齋藏

再反觀周肇祥，出生於浙江紹興，幼年接受傳統發矇之學。自稱「先外曾祖理齋公山水，為清代皖畫開山。官粵東知縣，初學麓台，得其蒼秀。晚年追溯宋元，近撫廉州、耕 煙」。周肇祥雅好丹青賞鑒、嗜好收藏的習性，理應有此家學淵源。周肇祥又於髫齡隨家人遷居廣東，從學於落拓 文士梁於渭，受教頗多。周肇祥於1900年入京師大學堂，仕途先後任奉天警務局總辦、奉天勸業場道署理鹽運使，入民國後任湖南省長、臨時參政員參政、清史館提調、大總統府政治咨議等職。其外地為官時多為處理實務，回京后也是以閑差居多。

金城與周肇祥皆非繪畫科班出身，緣何先後定居北京后均涉足畫界傾心藝事？兩人外地為官時的遭遇，似乎可管中窺豹一番。金城於 1905年在上海擔任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議員時，滬上發生了名噪一時的「黎王氏」案。此案緣由為：一位四川官眷黎王氏，攜帶女孩十五名，僕人四名，行李百餘件，乘船抵滬。工部局誤以為黎王氏是人販即將其拘捕，並向會審公廨控訴。身為議員的金城參與審訊。參與會審的英國副領事在審訊結束后以黎王氏系疑犯為名，要求押回捕房，而與金城一起參加會審的另一名議員則堅持認為證據不足，應押解回公廨候訊。金城以事關國體嚴辭力爭，洋員則恃強凌弱百般抵賴。其間廨役遭西洋及印度巡捕群毆，金城見狀離座彈壓，卻遭警棍襲來，所幸金城眼疾手快一把將其奪下，嚴詞呵斥。此事件在當時滬上引起極大民憤，滬人罷市抵制，輿論沸騰。迫於壓力，英人責令調查，一樁冤案才得以避免。參與其事的洋員自知理虧，待案件真相大白後向官方道歉，眾怒才得以平息。

金城 《耄耋圖》 94cm×33cm

紙本設色 榮寶齋藏

金城在此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也備受時人稱頌。事後金城仕途看似沒有太受影響，但在第二年即離滬赴京為官，此間緣由理應有值得玩味之處。從時間節點來看，金城對仕途的看淡乃至漠然，即是在改仕北京之後。

同樣為官起家的周肇祥，從當時的一些記載看，他在北京之外的從政經歷，大多充斥著不愉快的回憶1909年，周肇祥初入仕途，就任成都巡警道，為獲取政績而大肆修街。因缺少鋪路的石板即濫用職權尋隙苛罰。一次，他竟誣指城內多家中藥鋪夜間有人檢葯不開門而施以重罰，僅「上全」「同善」兩家即被勒罰石板各400塊，大大超過《違警律》規定的15元罰款上限。1910年10月，省咨議局第二屆年會以「違紀擾民」為由對周肇祥進行彈劾，迫使總督趙爾豐不 得不將周肇祥撤換了事。如果說這是因為周肇祥初入官場，急於揚名弄巧成拙所致，那麼運氣有時候也不站在他這一邊。1917年，周肇祥任湖南省財政廳廳長，其時北伐軍與北洋政府軍在湘激戰正酣，同年 10月9日，馮國璋任命周肇祥兼署湖南省長。11月14日，湖南督軍傅良佐見大勢已去，偕周肇祥倉皇出逃。11月19日，兩人被馮國璋免職查辦。當時長沙地區為此曾流傳民謠譏諷 ：「省長捲款，督軍棄城，這才算文官要財，武官怕死；敵來則逃，兵潰便搶， 大都是下水思命，上水思財。」臨危受命到頭來落得如此奚落，周肇祥的委屈可想而知。

金城 《深山古寺》 93cm×32cm

紙本設色 1922 年 榮寶齋藏

民初北洋政府時期，時局詭譎多變，內憂外亂，軍閥混戰，政界黑暗。無論是擁有留學背景的金城，抑或接受傳統教育學而優則仕的周肇祥，在投身其中時均遭遇到相當程度的挫折與無奈，遂逐漸冷漠仕途。即便身為京官，周肇祥也曾頗為憤慨地說道 ：「魔鬼時代不圖於民國新創見 之，可悲也已！」「首都之社會，一極齷齪卑鄙之社會也。而欲養成優秀之人才，清明之政治，何可得哉！」無獨有偶，宣南畫社的實際主持者，也是民初北京畫壇名流的余紹宋，即在擔任京官時寫就十三冊《孤憤客日記》，所記「悉各黨內情及當時政客種種之詭秘行動，壬子入都后所記尤 多，北京政治齷齪情形，直至去年止又得十三冊」。可 惜因「人心可慮，火之心始安耳」，余紹宋最終還是將這批堪稱民國版的《官場現形記》悉付祝融。既廁身政界，又自我放逐，這種看似遊離狀的從政心態，在以金城、周肇祥等為代表的，於清政府和民國政府均曾出仕的部分官員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無心仕途上進，卻又嗜好丹青繪事，並且能夠在藝壇獲得政界所無法給予的身份確證感與自我滿足感。民初的北京畫壇，為金城和周肇祥提供了可以施展抱負的可能空間。

金城 《春明四契圖》 26cm×73.1cm

紙本設色 1907 年 南京博物院藏

就繪畫本身而言，金城可謂大家，山水、人物、花鳥無一不精。周肇祥與之相比則遜色許多，在北京畫壇僅以善於畫梅著稱。1935年，由馬芷癢編著、張恨水審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一書出版。書中介紹當時活躍於北京的著名書畫家共計 87 位，其中即簡要介紹到 ：「周肇祥，字養庵，山水花卉精研有年，畫梅尤擅勝場，平市各界一致推許，寓宣內 頭髮衚衕。」 但是論及社會活動能力及政界人脈，周肇祥卻未必在金城之下。

周肇祥 《絳雪寒枝》扇 北京畫院藏

1920年，金城應北大畫法研究會邀請出席演講，講述 內容被整理后以《金拱北演講錄》之名發表於《繪學雜誌》，金城過世後由其子金開藩將此文改名為《北樓論畫》，重新 刊發於《湖社月刊》。此文可以看作是金城結合自己數十年繪畫創作的思想總結。在文中，金城系統地陳述了傳統畫學的變遷過程，並且認為由晉至元為畫學的全盛時期，詳細闡釋了傳統工筆畫與寫意畫的優劣利弊，並極力推崇工筆畫為畫學的正宗，最後提出畫學三要素：「一 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實驗一己之心得。」同時身處事事講新求變，各種革命主義紛爭的民初時代，金城卻反其道而行之，極富遠見地提出了「畫無新舊論」：

世間事物皆可作新舊之論，獨於繪畫事業無新舊之論。自唐迄今，名手何蔑有，各名人之所以稱為名人者，何嘗鄙前人之畫為舊畫，亦謹守古人之門徑，推廣古人之意，深知無舊非新，新由是舊，化其舊雖舊亦新，泥其新雖新亦舊，心中一存新舊之念，落筆遂無法度之循，溫故知新，宣聖明訓，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意概可知矣。

金城 《聽蟬圖》扇 22cm×59cm

紙本設色 榮寶齋藏

在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世界觀佔據主流輿論的社會氛圍中，這樣的理性聲音實則既珍貴又寂寞。面對西學的強勢入侵，尤其是面對一些文化旗手如陳獨秀、康有為等人對於傳統畫的攻擊詰責，金城也有非常犀利尖銳的正面回應 ：

凡百事業，既在社會上有一種地位，必然具有特殊之精神，始能磨鍊而廣大之，否則以口舌之長宣傳鼓吹，無真實之精神，不久即退化而至劣敗之地位。即以國畫論在民國初年，一般無知識者對於外國畫極力崇拜，同時對於畫極力摧殘。不數年間，所謂油畫、水彩畫已屆無人過問之地步，而視為腐化之畫反因時代所趨而光明而進步。由是觀之，國畫之有特殊之精神也，明矣……吾國數千年之藝術成績斐然，世界欽佩，而無知小子，不知國粹之宜保存，宜發揚，反覥顏曰藝術革命，藝術叛徒，清夜自思得毋愧乎。

金城 《古松流瀑圖》扇 20cm×52cm

紙本設色 1908 年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言辭雖稍顯激烈，但是很明顯，金城是站在一個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來詮釋畫的現實意義與價值的。這裡有一個很值得玩味的現象，清末民初一些先後留學西洋或東洋的畫家，如金城、陳師曾、余紹宋等人，實際對於西方文化更為了解，面對西學按常理應該更具接納精神，但在回國后卻紛紛選擇站在了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他們的身份認同，來自傳統文化與藝術而非西方。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背後凸顯的是這些既有西學背景又有國粹傳承者的宏闊視野。在他們的心目中，比起那些單純叫囂革畫命者，實際有著更為深刻的民族身份焦慮存在。引西潤中無可厚非，但是若要以西代中，則很可能會導致國人陷入到民族虛無主義的尷尬境地。面對頗有自斷文脈的時代發展趨勢，這些兼顧東西的藝界精英的深刻顧慮與焦灼心態，也就理應得到基於同情之理解。同樣我們以此視角審視，也就能夠理解金城雖身跨政、商兩界，卻緣何以極大精力甚至財力投入到了傳統繪畫的傳燈示範之中。除去親自參與書畫實踐，金城還廣收門徒，同為其門下桃李，堪稱民國北京畫壇第二代畫家中之翹楚的惠孝同與陳緣督，即受學金城獲益良多。惠孝同曾深情回憶到金城當年愛才惜才，提攜後輩晚學的義舉 ：

先是緣督與蘇常二子，開畫展於城南，聲譽蔚起，余耳其名，固未識緣督也。北樓先生見緣督畫，異其才，倩人宛轉覓緣督。且為辟墨茶閣旁矮屋居之。余朝夕過墨茶閣請業，乃與緣督稔，余學山水，緣督學畫人物……北樓先生開中日聯合畫展於日本，命余隨往，同學諸子，送於驛站，緣督景嵐尤殷殷規勉，蓋以相處日久，不覺期望之意深也。

周肇祥 《松石》 99cm×32cm

紙本設色 1937 年 榮寶齋藏

以善繪、善寫、善編、善教著稱北京畫壇的胡佩衡，也是出自金城門下。金城的侄子金開英先生曾回憶起當年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 ：

先伯教了很多弟子……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先伯買了一批丈八的宣紙，他給大徒弟們每人一張，讓他們自己作稿，他也和他們一起畫，交卷后，開了個丈八紙作品展覽會，還記得是評了胡佩衡的畫為最好。

因此可以說後來成立的湖社，完全是金城畫學思想的延續與繼承。

周肇祥與之相比則並無系統的畫學理論總結，也並無多 少門人弟子。雖然身為京官，周肇祥卻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傾心於訪琉璃廠、訪古寺、訪石碑、訪名山等身體力行的活 動之中，並有相關著述。觀之於行事，如果說金城是躬身踐行，借故創新，則周肇祥則為訪古不迭，復古維新。周肇祥更像是一個畫壇企業家，以自己政學兩界的豐富關係人脈，來資助畫學研究會的維持與運轉。畫學研究會成立之初的資金支持，即來自周肇祥的運籌帷幄 ：

民國九年（1920）春創辦畫學研究會，集思廣益，繼往開來，當時入會者有二百餘人，凡經指授無不卓然成家。前大總統徐公以其提倡國粹獎掖後進，出資相助，以成其美。

金城 《仿陳汝言設色山水》 116cm×47cm

紙本設色 1923 年 天津美術館藏

周肇祥早年在東北為官時，北洋高官徐世昌即對其多有提攜，周肇祥也將其以師待之。徐世昌隱居時，周肇祥甚至不辭辛勞遠涉河南為其祝壽 ：「鞠人師相卜居河南輝縣，置田宅，長子孫矣。曾約挈龍樵往游，為繪《水竹村圖》。丙辰（1916）九月十三日為師相六十二歲壽，乃往稱觴並訪蘇門之勝。」徐世昌於191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兩年後周肇祥就因籌建畫學研究會事宜「商於前大總統徐世昌者氏，得 其讚許及贊助」。由此可以推測，畫學研究會的首要倡導成立者應為金城，提供實際贊助支持者應為周肇祥，畫界的人脈與學術資源則來自金城。

周肇祥對於繪畫的古與今、中與西，也有著一番與金城的「畫無新舊論」頗具異曲同工之妙的評述 ：

文化與政治經濟，多所關聯，不能單獨的邁進，若政治不良，經濟不充，斷無優美的文化，文化不論新舊，自以我民族適宜者為主，一味復古，與一味求新，皆屬無當，尚望全國知識界，將的政治經濟文化通盤打算，一面檢討過去，一面創造將來，成立本位的文化，至於現在二字，就時間性言，系屬極端，無從握住，倘再悠忽，不加決擇，守舊的守舊，盲從的盲從，既無標準，安有本位，則世界上文化領域，必至喪失。

雖然此番表述並非周肇祥獨創，同時也有迎合當時一些 文化政策之意，但是聯繫他早在1926年就已提出「其過於追求新者，乃至喪失其故美，真可浩嘆，余仍以能從舊法 而得新趣者為佳」 的藝術觀，他的文化視野，在同儕中已屬超前。同樣在革故鼎新激進思潮雲涌的大時代中，這種溫和理性地對待傳統文化承繼與創造的審慎態度，其實更加切合藝術發展之歷史實際。幾乎同樣的藝術價值觀，使得金城與周肇祥一拍即合，相得益彰，以「精研古法，博採新知」為宗旨，共同創辦了「畫學研究會」。

金城 《梧桐松鼠圖》 67cm×32cm

紙本設色 1925 年 榮寶齋藏

作者 | 張濤

摘自 | 《美術》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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