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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沂網戒中心:被曝光后楊永信休假 博客已加密

臨沂網戒中心:被曝光后楊永信休假 博客已加密

2017年1月6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未成年人網路保護條例(送審稿)》(以下簡稱送審稿),並在2月6日前公開徵求社會意見。

送審稿明確:「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通過虐待、脅迫等非法手段從事預防和干預未成年人沉迷網路的活動,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2月3日,多位青少年問題研究專家接受央視採訪解讀該送審稿認為,以藥物、體罰甚至電擊等方式矯正治療網癮的行為是非法的,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成立11年以來,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副院長楊永信和他的網戒中心因「電擊療法」備受爭議。在沸議之中,又不斷有新的孩子被家長以欺瞞或強迫的方式送進來。

2016年8月18日,臨沂市衛計委曾公開回應稱,「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下設科室網路成癮戒治中心治療網癮患者在其執業範圍之內,採取的『低頻脈衝治療』僅是其中一種治療手段,與網路上熱議的『網癮電擊治療』有根本區別。」

圍繞這些爭議焦點,記者記者分別於2016年8月和2017年2月兩度探訪臨沂網戒中心,試圖解析這所「網癮戒除」機構的運行機理,和它植根的生存土壤。

2016年8月18日,楊永信給記者示範電療的儀器。 本文圖均為記者記者張維圖

當王哲醒來時,身邊圍著四五個穿迷彩服的人,他恍恍惚惚看到了「網戒中心」四個字。有人叫他進屋睡覺,他不順從,穿迷彩服的人就把他抬起來了。

他被抬到一個房間,手腳被綁起來,他記得,足足有四根針扎進手上的虎口,連上電極,電流通過,身上一陣生疼。

這是讓臨沂網路成癮戒治中心備受爭議的「電擊療法」。2016年8月,當記者記者首次見到楊永信,提及「電擊」這個詞時,他略顯煩躁地糾正說,這種治療叫「低頻脈衝治療」。

楊永信給記者演示電療儀器如何使用

楊永信是這項療法的發明人,他是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的副院長,人們稱他「楊叔」或「楊教授」。在臨沂網戒中心,他還被一些親自將孩子送進來的家長奉若神明——他們自發組成「家長委員會」,維護「楊叔」的網戒理論、治療方案不受干擾地執行下去。

設在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又名「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的臨沂網戒中心,包括醫院住院部的第二層和第三層,兩層的樓梯間罩上了一層白繩編織的網,嚴嚴實實。爬樓梯進入病房要經過兩道鐵門,中間有家長看守,外人幾乎無法進入。

2017年2月6日,記者記者來到這裡。當天氣溫跌破攝氏零度,網戒中心樓下少有人出現。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宣傳科工作人員對記者稱,楊永信春節期間一直在網戒中心上班,最近休假去了。

截至2月7日,楊永信認證的新浪博客上的多數文章顯示「加密」,無法打開查看,僅剩下兩篇與「網戒」無關的博文。

臨沂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與宣傳科的一位負責人2月6日向記者表示,由於工作忙,他還沒有看《未成年人網路保護條例(送審稿)》。

在臨沂網戒中心,2009年衛生部叫停「電休克療法」后,新的「低頻脈衝療法」已取而代之。成立11年以來,這裡曾多次身處風暴之中,但相比它攪動的輿論場,風暴眼處卻顯得平靜許多。

「13號室」

從住院部6樓俯視下面,可以看到盟友們平時訓練的場地,走廊上是盟友的軍訓服裝

所有入住網戒中心的孩子都被稱為「盟友」, 截至2016年8月,有130多個盟友入住。網戒中心要求每一位盟友必須住滿5個月,住院都必須有家屬陪同,以防盟友在這裡發生意外。自從2006年網戒中心成立至今,這裡先後收進6000來名盟友。

盟友居住的「小室」大約4張床位,白色被子被疊成了豆腐塊狀。每張床的旁邊有一張藍色陪護椅,家長睡床,盟友睡陪護椅。

「13號室」是個例外。從表面上看,它與其它小室無異,外面一道木門,裡面一道鐵門。室內有一張小床,兩把椅子——直到進入這間房間的人看到,被整齊擺放在桌子上的四台低頻電子脈衝治療儀。

為了讓盟友們聽話,住院的第一天他們就要接受一次「電療」。

2012年,處在青春期的徐天產生了厭學情緒,和父母老師關係不太融洽。「爸爸就覺得我出問題了,但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

他被父親送來了網戒中心。第一次來,他感到像被關進了牢籠。「我和爸媽被分開,不讓說話,不讓接觸。」當被告知要在這住五個月,不能拿手機,不能跟外界聯繫的徐天很不情願。

因為不情願,他第一次被抬進了13號室。「有沒有錯?」徐天記得醫生這樣問他。

「沒錯,是父母不理解。」他這樣說道,醫生繼續接上電極。

「有沒有?」

「有錯。」當他承認錯誤,並答應在這裡安心治療時,他被從13號室放了出來。

根據幾位盟友的形容,「電療」時,醫生用針扎在他們虎口位置,並接上電極,通電,在此過程中,有時會在他們的人中或者太陽穴附近扎針。

但幾乎沒有家長進過13號室。

馬璐璐患有抑鬱症多年一直未治癒,還有自殺傾向。2010年經人介紹后,家長把她帶到臨沂網戒中心。她記得,剛來時朋友告訴她有「電療」,讓她趕緊跑。「我當時為了緩解我爸媽的心情也就去試一下。」

馬璐璐記得,「電療」時間一般安排在中午,父母都出院去給孩子買午餐,外面放著聲響很大的廣播操歌曲,「裡邊喊破天外邊也根本聽不見。」

家長買完飯回來,一般廣播操做完了,孩子也出來了——沒有人親眼見到自己孩子被治療。

「盟友」

「綁腿,抱腰,捂嘴,一邊捂一邊感受那種劇烈的(身體)抽動。」王哲第一次被抬進13號室,是盟友行動的,而他自己後來也成了抬人的人。

這裡有如此多的「術語」,他們企圖形成一種組織嚴明、令行禁止又獨一無二的集體氛圍——

盟友們犯錯,會直接被「加圈」或者送進13號室,圈累積到一定數量,就要接受一次電療。除此之外,家長「上報」、盟友之間舉報也會帶來一次電療。

楊永信對網戒中心的「內部自治」感到自信。它包括盟友之間的,家長對盟友,盟友對家長之間的揭發、舉報和懲罰。但他同時對「舉報」的說法表示不滿,「實際是很簡單的問題反饋、情況反饋,把這個說成舉報,我覺得這是概念問題。」

盟友中的職務包括班代,三樓樓長兼總紀總安,二樓樓長兼總學思,總衛,總話筒,樓層紀體,樓層學思等。在王哲到來之前,這一套秩序已經存續多年。

總話筒下面有話筒員,負責上點評課時給楊永信(老師)遞話筒。楊永信走進大點評課準備說話時,一個盟友手握話筒筆直地站在他身旁。

王哲擔任過話筒員,這位前話筒員認為這算得上一件好差事——不僅可以監督坐著的盟友,而且遞話筒時可以動,不用一直保持同一個姿勢。

而那些點評課堂上,坐著的盟友被要求挺直腰板,一動不動,否則會被加圈或者電療。大點評課通常從上午九點多開始,有時到下午三四點才結束,中間不吃午飯,也不被允許上廁所。

盟友中有一個安全小組,分為A接:接新老盟友,抬人電療; B接:在治療室做防護,綁腿,按人;C接:跟新盟友結對子,帶新盟友熟悉環境。職務帶「總」字的盟友一般就可以抬人。

這個安全小組是這樣啟動的:他們不主動把盟友送進13號室,但一旦家長提出要電療自己的孩子時,A接負責人將在走廊里喊一聲「抬人」,小組成員立刻把那個盟友抬起。

徐天後來當上了「總學思」,主要負責查看盟友日記,他也抬人。他形容抬人時心裡很麻木,「就是應該去,像一個套路。對方只要表現出過激行為,我們就會喊人。」

「你要是不去抬人,就算是不想改變,逃避改變。」徐天解釋不抬人也是犯錯。被抬的盟友一般都會哭,但即使哭,也不能罵人,因為罵人又是犯錯。徐天坦言,倘若被抬的盟友私底下跟自己關係比較好,他還是會有些心疼。

盟友交往過密是這裡最忌諱的。「人與人之間沒有特別的信任,不能說和誰的關係好。」徐天說,「不能留任何聯繫方式,也不能喊哥哥姐姐,只能以朋友相稱。」

徐天說,打小報告這樣「讓人唾棄的事」在這裡變成了一種習慣。「發現了舉報,對舉報人還有獎勵。」比如聊天時說了髒話,會被其他盟友反映。如果看到了不去反映,第三個盟友看到了就會舉報這兩個人。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2011年在網戒中心待過的宋方出院后被父母帶回來給其他「在校盟友」做分享,他曾悄悄在廁所里跟關係好的盟友交換聯繫方式,「一塊走過來的,那麼難受的5個月都過來了,留個方式還咋了。」

從網戒中心出來后,王哲私下與幾個盟友有聯繫,他們有一個小群,但有人回網戒中心后揭發了這個群,於是,群里有人被家長再次送了進去。

「這是最恐怖的地方,如果你家長是那樣的態度,你可能一輩子都要被監視。」

第四人民醫院內網路成癮戒治的標識。

家委會

由盟友家長內部推選形成的家委會是網戒中心的管理者,目前包括10名成員。

他們脖子上掛著家委的身份牌,在網戒中心有「家委辦公室」,內部有家委制度本。2016年8月,當臨沂網戒中心再次引發關注時,媒體蜂擁而至。幾個中年家長把守在住院部入口處,他們阻止前來採訪的記者進入網戒中心,並對諮詢的人聲稱這裡已經沒有床位,不能進去。

網戒中心所在的二三層病房進出的任何陌生人都會受到家委會的密切關注。四樓的護士稱,網戒中心的管理很嚴,外人不能隨便入內,有時連他們進入都要被詢問。

在這裡,家長之間也執行一套「圈記制」:做了「不對的事」要領圈。如果家長做錯事,造成「不良隱患」,或者「不良後果」,有時整個樓層或者整個中心家長要承擔連帶責任;記一個圈罰10塊錢,罰圈的錢上交家委會,由家委會用於網戒中心日常開銷。

盟友們進行軍訓時,家長要手挽著手圍成一圈,防止盟友逃跑,要是發現誰沒有手挽著手,就要罰圈。一旦盟友有自殺行為,家長也會被罰。

盟友離開網戒中心辦事,要有別的家長陪同。一位在醫院門口擺攤超過8年的攤販稱,她曾見到兩個中年男人擁著一個孩子出門辦事,三個人的手綁在一起。

徐天回憶,因為有盟友曾從廁所逃跑,所以盟友洗澡時必須有家長看護,如果外面沒有家長把守,家長將被罰10個圈。「有時候身上難受,找不到家長,洗澡都洗不了。廁所也不能私自上,有時憋壞了,就攔一個別的家長。」

徐天還形容,「有的家長也因為這個實在不想在中心待,但如果提出來,第二天就會在大點評課上被點評,家長就會很不好意思。」

劉彩想過要帶兒子王哲離開。現在回想起來,她對裡面發生的事感到不可思議:有一天晚上她跟兒子聊天抱怨,他每次都去爸爸老家過年,不去她的老家過年,這讓她心裡很傷心,接著馬上就要給他治療。

這種氛圍讓身為父母的劉彩感到困惑。但每次她想帶兒子走的時候,其他家委都會極力說服。「他們說那裡的孩子都變得很乖呀,孩子過了兩天變化是很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說不清。壓力那麼大,很可能靠裝矇混過去。」

也有家長帶著孩子直接離開了。可在網戒中心被「規訓」后,有的孩子出去后「變本加厲」,父母只得又把他/她送進來。

離開再回來的父母將接受一次信任考驗。「因為不相信中心,要交罰款。楊要讓全體家長舉手表決領同情圈,讓那個家長進來。」

王哲在這裡住了5個月,「一天到晚提心弔膽。」他認為,肉體不是最主要的痛苦來源,而是精神威脅。「除了睡覺,任何一個小事做不好都會加圈。鼓掌超時,也會被電。」

徐天說每做一次治療,都要單獨收費。「電擊還很貴。」

家委辦公室

「網癮病人」

在大點評課堂,130多個盟友們穿著迷彩服和父母們相對而坐,他們坐得筆挺,氣氛嚴肅。

去年8月的一天,當楊永信帶著記者記者進來時,所有盟友刷地一下站起來,高喊「告別網癮,重塑自我,打造完美」。

穿著迷彩服的盟友們並不都是網癮少年。「你一看就很清楚,有未成年的,有成年的,有句話叫樹大不止,有20歲的、30歲的,我們曾經收過40歲以上的。」楊永信的語氣里透出一種莫可名狀的自豪,「這裡的盟友都是全國各地的,還有海外華僑專程趕來。」

按他的說法,家長中有很多是「高知」,比如老師,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等,他們從全國各地來到臨沂網戒中心,想醫好孩子的「病」。甚至還有因為酗酒和吸毒而被送來的30歲盟友。

怎麼界定「網癮」?

「網癮本身是一個生理問題,和煙癮、酒癮、毒癮基本上都差不多,只不過煙癮、酒癮、毒癮都是有物質的,賭癮和網癮是一種狀況的,這個癮症醫學早就有。」 按楊永信的說法,最直接的表徵就是:只要對工作、學習、生活已經構成了一定程度影響的,就可以歸為網癮。

有盟友的床邊放著一張「健康教育處方」,上面診斷一欄為IAD,心理諮詢師邱楊解釋,這表示「網癮習慣與衝突障礙」。

邱揚是2007年的盟友,那時他17歲,因為「沉迷上網」被送來網戒中心。邱揚大學畢業后就來到這裡任心理諮詢師。網戒中心安排他來帶記者參觀, 「來到這邊的孩子,網癮是最輕的表現。他不上學,白天睡覺,晚上通宵玩。還會打人,離家出走。」邱楊說。

2003年,楊永信在學校給學生做心理健康普及教育時,發現有學生上網玩遊戲控制不了自己,也不來上課。「打架鬥毆,割腕跳樓自殺,把刀子架在父母的脖子上……」他自稱,從心理精神科醫生的角度分析,網癮只是種表象,其本質是先後天因素造成的性格缺陷,他要矯治的「是性格缺陷,而不是網癮」。

臨沂網戒中心盟友們居住的小室,被子都被疊成豆腐塊。

他開始在臨沂各學校講述網路成癮的危害,被家長關注到。「後來家長找到我,有的諮詢,有的長跪不起。」

2006年1月,楊永信成立了臨沂網戒中心,打算重新給這些「網癮少年」塑造一個健全的人格。「這是最不容易的工程,我就挑戰了一個最不容易的。」說到這裡,他的臉上浮起笑意。

目前網戒中心有7名醫生,13名護士和2名心理諮詢師。楊永信讓盟友們服用一些抗抑鬱抗焦慮的藥物。「因為網癮最大的問題往往是伴有抑鬱、焦慮、強迫,嚴重的還伴有幻症妄想。」

在去年8月的採訪中,楊永信對外界關於他治療方式的爭議不以為然,「到目前為止,都是一些非專業的人在討論專業的治療」,他說。

他向記者強調,2009年6月24日,衛生部組織召開了網癮治療專家討論會,按照會議紀要精神,網癮屬於廣義的精神疾病(精神障礙),可以採用生物學治療加心理治療的綜合干預模式治療網癮。

但實際上,衛生部在2009年11月發出一份《未成年人健康上網指導》(徵求意見稿),明確否認將網癮當作一種疾病,並嚴禁體罰等方式「治療」網路使用不當者,嚴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預方法。

不僅如此,衛生部在2009年還組織專家研究和論證臨沂網戒中心的「電擊治療網癮法」,經論證,該技術的安全性尚不確切,為此,衛生部向山東省衛生廳發通知,要求停止該療法的臨床應用。

被叫停后,臨沂網戒中心用「低頻脈衝療法」取代了此前的「電休克」。

公開資料顯示,「低頻脈衝電療法」在臨床上被用於「興奮神經肌肉組織、促進局部血液循環和鎮痛」。

「你隨便網上一搜,這個是6伏的,輸入功率是10個伏安,相當於燈泡。最大的區別是這個適合於大中小家庭的康復理療產品,誰都可以操作使用。」楊永信對記者稱。

去年8月,他建議來訪的記者體驗這個儀器,經對方同意后,他向一位男記者的左手虎口處刺入兩根銀針,「銀針刺入肌肉約一半,另一半留在外面,隨後,醫護人員將低頻脈衝治療儀的兩個電極夾在銀針露在肌肉外面的部分上。楊永信轉動旋鈕,隨即感覺虎口肌肉酸麻,不由自主收縮,大拇指僵直縮向手掌,此時幾乎是沒有痛感的……電子顯示屏顯示頻率為39。楊永信繼續轉動旋鈕,手便開始出現脹痛感,當他猛地大幅度旋轉旋鈕、電流增大時,食指肌肉也不自覺收縮,脹痛感猛然襲來,不自覺地「哎呀」叫出了聲。」這位參與體驗的記者此後在微信公眾號中寫道。

不過受訪的多位盟友對記者稱,他們「治療」時被刺入虎口的銀針根數並不相同,有的是四根,有的是五根,還有的銀針扎在靠近太陽穴的位置。

「(太陽穴附近)一邊4根導線。那種感覺就是一萬根針扎你。我當時咬的滿嘴都是血」,一位2015年進入網戒中心的盟友對記者稱,「扎人中的時候,五台機器,五根針,頭上兩個,人中插一根針,印堂一根針。」控制電流的旋鈕掌握在醫護人員手中,它意味著電流的大小可以迅速加大或減小。

臨沂網戒中心盟友們學慣用的教室。

對於臨沂網戒中心的治療網癮方案,2016年4月,臨沂市科技局舉行了一項由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承擔的科研課題「網癮戒治綜合干預(教育)模式的研究」科技成果鑒定會。

鑒定委員會稱:「科研成果綜合技術填補國內空白,在國際上具有顯著創新性,居國際先進水平,建議進一步擴大推廣應用的範圍。」

「楊叔」

從事精神疾病治療34年的楊永信,自稱有個教師夢,讀大學時,他本想報考教師專業,卻「陰差陽錯當了精神科醫生」。

現在他基本上不開方了,他認為自己把精力更多的都用在對孩子精神認知的引領和價值觀養成方面。「你說我是醫學多一點還是教育多一點,我自己也說不上來。」

網戒中心點評課堂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楊永信的教師夢。他把這裡稱之為道德講堂、心理點評課。「這是一個最核心的環節,孩子的改變主要在這個地方完成的。」

在網戒中心,盟友和家長都要寫日記,可以互相反映問題。楊永信會在第二天的點評課上點評前一天家長或者孩子反映的問題,有大有小。

宋方的媽媽比較嚴,宋方說:「如果我有時候沒有給我媽洗腳,我媽就寫紙條上報去了。」

「現在獨生子女比較多,他們自私、懶惰、貪慕虛榮、衝動、不計後果,而且心靈特別脆弱,有句話叫做怕苦不怕死,要臉不要命。」楊永信笑著總結說。

他認為,父母在孩子的性格形成當中有密切聯繫,打算通過改變家長來影響和帶動孩子改變。「要治孩子先治家長。「

臨沂網戒中心所在住院部入口處,經常有一些家長在徘徊。

「我桌上高高的一摞全是家長學生寫的表達情況的東西,」他認為自己做的事很不容易,「我不但要解決孩子的心結,還有家長的心結,還有夫妻間的問題,清官難斷家務事,我還就做了這樣的事。」

點評課上,每位家長和盟友都要記筆記。記者從一位家長的筆記本中發現,她記錄了每天點評課上,楊永信、班代、護士長等發言,還重點記錄了關於醫生對盟友存在的問題進行的點評。有時,這位家長還會在筆記本中反映自己孩子的問題。

從這些字跡不同的筆記中,可以強烈感受到楊永信的存在感。一位不具名的家長日記里,記錄了另一位家長的提議,「讓家委輪流給楊叔按摩」。徐天記得楊永信腰不好,「幾個家長給他去按摩。」王哲看到那些家長,覺得很難過,「無限誇楊叔,貶低自己孩子。」

2009年,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的鏡頭裡,出現了一幕家長和孩子簇擁著楊永信跪下的情景。在楊永信看來,這是感召成功的結果和例證。

2016年,楊永信在博客上記錄了他的一次「親情感召課」:盟友們被要求學習歌曲《拉住媽媽的手》,楊永信鼓勵盟友和家長們上台表演,在演唱的時候要聯繫歌詞,回想自己童年的記憶。唱著唱著,一位盟友突然重重地跪倒在媽媽面前,嚎啕大哭。之後,彷彿多米諾骨牌,所有盟友跪成一片。

在徐天的印象中,在網戒中心下跪和磕頭是常事,他懷疑這種行為的真誠度。「該哭該跪的時候,你越做越誇張,就很完美。情到深處,如果你抱著楊叔的腿再哭一下,那就更完美了。你如果磕得非常真誠,然後認錯邦邦響,都能把那個地板震碎,就感覺你這個感悟太深了,改變太好了。」他知道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裝出來的,因為「到了那個氣氛,不做什麼事,就那麼杵著,後果就是做治療。」

徐天還記得,有一次楊永信點評院外家委主任張叔,張叔家庭不是很和睦。楊永信拿了一天點評他,張叔特別硬氣,也沒有認錯。「楊叔就故意製造那種氛圍,讓全體家長和盟友都要感激張叔為他們做的一切(院外家委負責在全國各地接盟友),要張叔改變。然後所有人都跪下感謝張叔,不知道跪了多久,起來腿都麻了。」

徐天形容,很多人彼此之間都不認識,但「那個氛圍就是,你看都跪了,你要跪,不管有沒有關係你都要跪。我就想,趕緊讓他認錯吧,他不認錯我們受罪。」

「偽裝」

盟友大多是被家人哄騙來的,在網戒中心的協助下入院。比如王哲,是2011年被母親劉彩偷偷餵了安眠藥後送到這裡的,從家到網戒中心將近5個小時的車程,劉彩一直哭。「當時心裡很糾結,知道在那裡會受苦,但是又沒有別的辦法。」

王哲覺得自己成績足夠考大學了,他不想上學,打算用三個月時間寫一本書。「我們接受不了了,感覺他就是要玩。」劉彩回憶。

王哲父親聽說了臨沂網戒中心,特別去考察了一番。劉彩記得丈夫考察回來說很好,「我開始不同意,但實在沒辦法了只好試試。因為當時感覺,三個月後他也不一定去上學。」

厭學的徐天曾被父母帶去看心理醫生,「他們一去就讓我填表格,最後居然鑒定出抑鬱症。」徐天的同學魯夫對此表示驚訝,在他印象里,徐天話很多,人也開朗,根本不像抑鬱症。

在廣州日輝成癮和心理治療中心主任何日輝看來,網癮的本質是家庭衝突。「楊永信雖然做到了讓家長參與治療,但很多家長想要一個聽話的孩子,孩子因為恐懼聽話了,父母就感恩戴德。」

曾進入網戒中心送飯的攤販用「裡面的小孩都會叫阿姨好」來向記者佐證這裡「教的很好」。

網戒中心的院子和樓層。

但記者接觸到的多位離院盟友都表示,這種失去人身自由的生活並沒有給他們帶來真正的改變,變好是為了順應家長需求和害怕被電偽裝出來的,「見到家長都要喊,並且微笑。」

徐天在裡面待了7個月,他回憶這裡充滿壓迫感,家長就是天。「表現好就可以避免被電,就忍著裝、演。」

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他此後的生活,剛出院時,他對父母和楊永信都充滿恨意,感覺連父母都不能相信。「不敢在父母面前表現出不開心,擔心又送我進去。」

如今,他已經離開「網戒中心」四年。坐在記者記者面前的他,看起來充滿活力。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網癮少年或者問題少年,只能算在青春期得不到溝通和理解。「他們也是第一次當父母,沒有覺得我是青春期就要多包容一點。」

徐天覺得,楊永信有點異想天開,要想完完全全把一個孩子的性格變成一個固定的樣子,基本上不可能的,「硬掰的話就像彈簧一樣,給他多少束縛力,它掙脫后就會給你多大彈力。」

被送進去三次的張明「心理陰影也很大」。他經常夢到自己被摁在床上,雙手插針,「太暴力,很痛苦。」2014年他在裡面住了7個月,之後寒暑假又被父母送了進去——因為在電腦上花費的時間太多,父母感覺對他失控。

剛滿18歲的吳樹也被送進去過三次。他認為,楊永信提前教會了他走上社會,該怎樣做人。「網戒中心就是一個小社會,為了減圈,為了防止治療,會打好關係,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

面對外界不絕於耳的指責,楊永信微笑著說,他一直在看,「很平靜,(內心)沒有任何的波瀾。」

他覺得,這些指責他和網戒中心的往屆盟友屬於認知有缺陷的人,所以對於同一個問題,他們跟家長以及網戒中心的理解不同。

楊永信給記者介紹了五名返院分享的盟友,劉雲父子就是其中之一。劉雲評價兒子以前「認知偏差非常嚴重,心理扭曲」,認為是網戒中心改造好了他和兒子。兩人回憶時,無法剋制地情緒激動。兒子劉安站得筆直,兩手緊貼褲縫,眼睛平視前方,他抽泣著說,「我們叫楊院長楊叔,我更喜歡叫他楊爸爸。」

網戒中心牆壁上張貼的往日活動介紹。

另一位「返校分享」的盟友叫王平。他的父親酗酒家暴,父母在他很小時就離婚了。王平從三年級開始迷上了網路遊戲,一連幾天不出門。母親曾自殺試圖挽回兒子但都失敗了,只能把他送到網戒中心。

「很多從這裡出去的網癮孩子不敢上網是害怕再被送進去。但是實際上很多問題沒有解決,還會惡化。」何日輝形容這類家長把孩子送來這裡是「無奈之舉」,因為國內少有可以提供專業治療的權威機構,在他看來,國家應鼓勵體制內醫生去做這些,而政府可以考慮購買服務。

已經出院5年的宋方,現在正在讀大學,他坦言上網打遊戲比過去還要多。上個月他因此跟母親吵架,母親提到要把他再送回(網戒中心)去。宋方跑到陽台邊,說「寧願死也不回去。」

宋方的母親在他出院時銷毀了她的聯繫方式,因為她覺得網戒中心的性質類似於少管所,對孩子來說並不是多麼光彩的經歷。

王哲後來考上大學,但比之前的成績差了很多。在臨沂網戒中心時,他本想回來上學複習,但由於未滿5個月,母親被勸服讓他繼續待下去。「我媽後來腸子都悔青了,把我送那去結果耽誤了聯考複習。」

劉彩如今不太願意跟王哲提及這段經歷,儘管她也表示:「現在看來弊大於利,一是去之前對他有太多誤解,一是後來確實影響到了考試和生活,但是沒有這個會怎麼樣也不好說。現在和他只能擱置這個問題了。」

2016年8月,幾個家長仍舊零零散散坐在網戒中心樓下的院子門口,走廊上晾曬著孩子們的迷彩服。又到了吃飯的時間,家長們走出醫院門口,去給孩子們買飯。

在這裡擺了8年攤的那位攤販指著馬路對面一位形色匆匆的綠衣女人說:「這個女人四年前來的,安徽的,兒子好了出院了。現在她老公和她在這打工了,在這個地方炒菜。她兒子也在這打工,就不走了,回去萬一再得了呢?」

半年後,當記者再次來到這裡時,冬日蕭索,那位賣粥的攤販還守在醫院門口,她說(媒體)曝光后,家長沒以前多了,買粥的也少了;另一位攤販則說,2017年寒假,一些出院的家長還帶孩子來聽課做過分享。

(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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