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全球經濟現狀評估及其對貨幣政策影響

文章摘要

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S. Kaplan）自2016年秋開始擔任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和CEO。以下是他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狀況的評估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內容為節選。

我自2016年秋開始擔任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和CEO。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是美國12家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之一。達拉斯所在的第11聯邦儲備區包括德克薩斯州、路易斯安娜州北部和新墨西哥州南部。德克薩斯州經濟總量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9%，是美國出口額最大的州以及52家財富500強企業的總部所在地。我們的地區特點賦予了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在能源、貿易和移民問題上獨特視角，以及對地區、全美和全球經濟的深入理解。在此背景下，我論述一下我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狀況的評估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2016年，美國GDP約增長了2%，尤其是在下半年增長強勁。上半年的疲弱增長主要是由於第一季度的金融動蕩，以及第二季度規模巨大的減庫存。而出於對美國消費能力的信心，我們此前就已預料到2016年下半年會出現反彈。自債務/GDP比在2008年達到創紀錄的水平以來，美國消費者在過去9年一直在去槓桿，不過我們還是相信美國消費者有購買能力。

基於對美國消費者持續消費能力的信心，我們預計2017年美國GDP增長將達到2.3%。這一經濟增長速度足以吸納勞動力市場富餘的人力。即將實施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有可能為這一預測提供支撐。

德克薩斯州2016年的就業增長了1.4%。這一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景況可以說是冰火兩重天。前6個月的年化就業增長率僅0.8%，而在後6個月則達到了2%的增長率。根據我們的調查以及與業內人士的討論，我們預期2017年全年的就業增長率將達到2%，創3年來最高記錄。德克薩斯州將繼續受益於移民流動和公司的遷入。與此趨勢相伴而生的是，德州經濟日趨多元化。此外，德州人口估計從2005年的228萬已經升至2016年的280萬。基於以上趨勢，且隨著疲弱的能源行業的動蕩期漸趨平穩，我對德州經濟增長及第11聯邦儲備區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前景都充滿樂觀。

在這樣的樂觀預期下，我們的經濟學家團隊正在密切監視著能對我們的展望產生不利影響的決策——特別是可能對美國與墨西哥的貿易和跨境投資關係產生不利影響的決策。我們相信這些關係對提高美國就業增長和競爭力以及第11聯邦儲備區的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墨西哥是德克薩斯州出口商品的最大買家。2015年，製成品出口為德克薩斯州創造了約100萬就業崗位，相當於該州就業人口的8.2%。2016年，德克薩斯州對墨西哥的出口額達到927億美元。達拉斯聯儲經濟學家相信，與墨西哥的貿易往來幫助提升了德克薩斯州（以及美國）各行業的全球競爭力。此外，德克薩斯州邊境城市也從日益加強的美墨經濟一體化中受益巨大——以服務業為主的就業增長提升了很多德克薩斯州人的工資水平並改善了生活水平。

在評估美國經濟狀況時，我們的研究團隊也密切監測了美國之外其他經濟體的經濟動向，以評估這些動向對國內經濟增長可能的影響。因此我們考察了脫歐對英國和歐洲其他經濟體的影響以及歐洲出現的新動向。現階段，英國脫歐對美國的影響是可控制的，不過我們會繼續監測可能在歐洲其他國家引發連鎖反應風險的政治動向和其他決策。

我們也在監測新興國家市場，特別是。目前產能過剩嚴重（特別是國有企業），負債水平企高。正處於從製造業和出口驅動型經濟向消費和服務業驅動型經濟的轉型中，且這一過程將持續多年。世界會漸漸習慣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同時，已經在著手管理資本流出和匯率波動。就像我們在2016年第一季度看到過的，資本流出和匯率波動可能造成金融市場的階段性波動，並導致陣發性的全球金融緊縮，而這會拖慢美國國內的經濟增長。

除了周期性趨勢的監測，我們的經濟研究團隊還認真思考和了解了幾項關鍵性長期驅動力。這些驅動力對經濟狀況的演變有強大的影響力。

美國和主要經濟體的勞動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趨勢總體而言將降低勞動人口的參與率並最終可能給GDP增長造成負面影響。這些人口趨勢可能會影響「撫養比」——依賴勞動人口來負擔其未來醫療和退休福利的人口佔比越來越高。這些趨勢可能令美國政府財政負擔的可持續性惡化。

所謂全球債務超級周期的可持續性受到限制。歷史上，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曾用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的手段提高債務，藉此刺激經濟。而此時此刻，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通過繼續提高債務/GDP比提振經濟的能力可能面臨限制。美國家庭自2008年以來一直在去槓桿，過去幾年可能已經拖了經濟增長的後腿。好消息是，美國家庭今日的經濟狀況已經好轉很多。然而，儘管家庭預算平衡自大衰退以來已經改善許多，但公眾持有的政府債務現在已約佔GDP的77%，當前未來短期應享權益的價值估計約達46萬億美元。未來5年-10年債務問題將越來越惡化美國的預算赤字——財政可持續性問題如果不解決，可能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全球化。各經濟體、金融市場、大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比如，評估表明美國從墨西哥的進口品，其中40%的原件產自美國，這是因為很多交易都與美、墨一體化的供應鏈和物流安排密切相關。達拉斯聯儲認為這些安排幫助提升了美國的競爭力並創造了就業。若沒有這些安排，這些工作機會可能就流向了世界其它地區，特別是亞洲。

貿易和全球化雖然為美國經濟帶來了真金白銀的利好，但也製造了美國和其它發達經濟體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嚴重的本地問題。當前的挑戰是如何確保從全球化獲益同時解決它帶來的衝擊——若無法做到這一點，那麼就可能對美國和全球的貿易和經濟增速造成負面影響。

技術顛覆。為提高競爭力，許多大公司都在積極投資技術開發，這導致商品和服務生產所需的工人數量大幅減少。美國各行業工人都發現他們的工作崗位在縮減。

許多行業都面臨著能提供低成本商品或服務的顛覆性競爭者。比如，數碼相機vs傳統的膠片相機，亞馬遜vs零售商店，可汗學院（譯者註：由孟加拉裔美國人薩爾曼·可汗創立的一家教育性非營利組織，主旨在於利用網路影片進行免費授課）vs實體學校，3D列印vs傳統製造業，優步vs計程車等等。顛覆性技術讓消費者獲得更大價值，更方便地以最低的價格購買商品和服務。這削弱了許多公司的定價能力，迫使他們更專註於提高經營效率。

我認為技術顛覆帶來的錯位有時會與全球化的衝擊混為一談。這其實是與全球化不同的一種強大趨勢，它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美國正當年的勞動人口就業率還沒有恢復到大衰退前的水平，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很多公司對於擴大產能、投資大型資本項目更加猶疑不前。

考慮到這些長遠趨勢和過去幾年來緩慢的經濟增長，我在過去幾個月一直強調有必要將結構性改革和財政政策列入經濟政策的選項內。貨幣政策本身並不是為了解決人口趨勢變化、生產率增長下降、全球化衝擊、越來越快的技術顛覆等所造成的關鍵性結構挑戰而設計的。儘管貨幣政策有著關鍵作用，但它不是解決深層根本性挑戰的行動的替代品。

過去8年來，在大衰退之後，發達經濟體愈發依賴貨幣政策，而非結構改革和財政政策。到了今天，如果要創造更高、可持續的GDP增長率並解決關鍵性的長期挑戰，就需要採取貨幣政策之外的行動。這種行動可以有多種形式。

考慮到勞動人口老齡化問題，未來幾年可以採取更多政策壯大勞動力人口。合理的移民政策有可能成為關鍵環節。歷史上，移民就曾在美國的經濟增長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據估計，移民及其子女可能貢獻了美國過去20年勞動力增長的一半以上。在未來20年，這一比例可能會大幅提高。在德克薩斯州，高技能勞動力的增長很大一部分來自移民。今天，估計該州約54%的醫學家、46%的計算機軟體開發工程師、31%的物理學家和超過25%的化學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和護士，都是外國移民。他們也在高校教師中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需要採取以提高教育水平和勞動技能為重點的政策，這樣有助於確保更多的人能成為具有生產力的勞動者。如前面所討論的，這些措施包括開展更多以職業培訓為重點的公/私合營項目，提高勞動者技能水平，讓因氣餒而不去找工作的人獲得再教育機會。這些項目可能有助於提高勞動人口數量，解決很多公司提到的「技能差距」問題。

公共投資於老化基礎設施的升級可能會提高生產率並刺激疲弱的需求。鑒於今天私人資本池龐大的資金量，相當一部分投資可以通過公/私合營項目籌集。

更大範圍而言，為了刺激增長和投資，可以在稅收和監管政策上動腦筋。觀察人士建議展開一次國家、州和地方層面的監管評估。有些情況下，過度監管和收費可能會給資本投資、借貸、小型企業的建立和成長造成過重負擔。

福利改革可能會改善社會保障和醫療體系的可持續性，並減小這些項目未來的財政負擔。此外，改革可能會減少留在勞動力大軍里的阻力，同時削弱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的衝擊。

不管採取什麼政策，其目標核心就是擴大勞動力人口及提高勞動生產率，其重點應該是確保中期和長期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也就是要避免採取的政策只帶來了短期增長，而給未來留下一系列問題或提高了政府債務/GDP比率，這樣就相當於把解決財政或失衡問題留給了後人。

我相信我們在完成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這兩個任務方面進展順利。關於充分就業目標，我認為美國勞動力仍有一些富餘。此外，在這個越發互通互聯的世界，美國之外的過剩產能可能會化解美國的通脹壓力。有鑒於此，我們依然有可能在避免經濟過熱或給美國勞動力施加過大產能壓力的情況下，進一步促進就業增長。不過，我的觀點是，我們正在越來越接近充分就業。

關於通脹，低迷的能源價格帶來的衝擊正在削弱，隨著勞動力市場持續走強，整體通脹率有可能在今年中期達到2%的目標。

關鍵性長期驅動力會繼續給經濟增長造成挑戰，同時過度的貨幣調控會懲罰儲戶，會在進行投資、雇傭員工等商業決策時帶來扭曲和失衡，這是有代價的。這種失衡在事後往往更容易看出來，而且解決過程異常痛苦。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會繼續向著雙任務目標前進，但也應當採取措施收斂過度的貨幣調控。我相信可以以漸進的、有耐心的方式退出，不過早行動而不是晚行動，才能讓未來逐漸取消調控成為可能——也就是要讓美聯儲避免「落後於形勢」，感到儘早退出調控的必要性。

此外，當在我們退出調控方面取得進展時，我們還要把注意力放在減少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的進程上。（作者：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CEO 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S. Kaplan），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必然代表美國聯儲當局的官方立場）

文章節選自《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特刊》，由《財經》雜誌與博鰲亞洲論壇合作推出。

本刊完整版將於近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官網發布，並提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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