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上海想象|天涯·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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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上海想象

唐小兵

記得有一位來自偏遠地區的朋友，研究所畢業時無論如何也要留在上海，說如果離開上海，就意味著人生失敗和被淘汰。作為一個出身貧寒的青年，他與其女友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以非常拮据的形式呈現，而當面對當年憤然離滬到異地尋求新生活的同學的舒適狀態時，他以外地沒有國際車展、國際音樂會等來為自我的抉擇提供心理上的辯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上海想象，已經深深烙印在諸多在滬打拚的外省青年的心靈世界，成為一種無法解消的邏輯巨鏈，而意識形態最根本的特徵之一就是與實相、經驗的脫節。當一個人的核心目標是追求世俗人生的幸福，而在上海成功的概率遠遠低於二線城市時，他仍舊相信自己一定會成為上帝的寵兒，這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心理強迫了。這套世俗社會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以其華麗的外殼和空洞的內核，正在對於絕大多數缺乏足夠反省能力的外省青年構成巨大的壓迫，自然也有效地構造了和諧社會的超級穩定結構。

如何從這種意識形態的壓迫中實現自我的救贖？當代文化研究網組織的虛擬空間的關於「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公共討論（參見本刊2010年第五期「城市之魅與現代化反思」小輯）以及結集出版的書《城長的煩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多元反思的空間。在這個持續將近一月的網路討論中，身份多元的發帖者（有大學教授、專欄作家、媒體人、基層工作者、大學生、研究所等）從各自的經驗世界與思想結構出發，圍繞城市與文化、城市與自然、城市與記憶等各種話題展開。因為是網路談論，不可能長篇大論，這樣反而使得這些討論的語言瀰漫著日常生活的氣味，滲透著個體的自然而然的情感與思考。上海是一個「敏感詞」，圍繞著它，外地城市、鄉土記憶、東京、紐約等大都市的居留經驗都在介入上海所表徵的符號空間，形成了一種犬牙交錯的經驗對接和視域融合。按照蘇格拉底「沒有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度過」的箴言，這種開放而反思的討論，對於每一個生存在此地的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構成自我生命世界之完整性的來源之一。

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個城市永遠是外在於我的，即使我一生居住在此地，我仍舊會感覺自己只是一個過客。有時我在想為什麼，這個城市不容易讓我產生一種親近感？而在溫哥華僅僅居住了八個月，卻如此地熱愛這座海濱城市的原因何在？溫哥華是一個安靜而緩慢的城市，作為一個讀書人，慢，那種悠長而日常的慢節奏，那種海邊與友人邊走邊聊的散步，是我們營造精神世界所必不可少的，而上海太快了。既然人生最終的終點都是一樣的，那麼又何必如此衝撞與魯莽呢？這也許跟這個城市的人口太多，而資源有限有關係吧。上海不能讓與我類似的人產生認同的原因也許在於幾個方面，一是上海是一個精緻的現代工藝城市，它缺乏自然的靈秀與博大，自然生活在上海幾乎是尋覓不到的，節假日的公園人山人海，哪有「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的閑適？上海人喜歡把杭州說成是它的後花園，潛意識裡可能也就是在彌補這個城市缺乏自然山水的缺陷吧。記得在湖南大學讀書時，經常與三兩好友夜登嶽麓山，聚眾而談，海闊天空，那種愉悅感在上海是想象中的奢侈。

其次，上海幾乎成了一個沒有傳統的城市，且不說儒家傳統，就是1949年前的上海海派文化傳統，也是餘音不繞樑，駕鶴已西去。今日上海瀰漫著一種布爾喬亞的懷舊情調，1930年代的摩登上海通過一系列的歷史書寫，也似乎在拼接著一種五光十色的臉譜。用一位我敬重的歷史學家的說法就是，這種懷舊其實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當一個城市只能通過回憶，也就是俗話說的「吃老本」來擺闊的時候，說明這個城市在現實層面的文化獨創性已經岌岌可危了。民國上海，既有現代主義，也有左翼文化，更有各種國際文化，那時候的上海，國民黨、地下黨、第三種勢力、地方實力派、殖民者都並存於此地，是一個多種力量並存和博弈的空間，它自有其永不枯竭的文化動力，比如棋盤街的報館、出版社、書店等，幾乎是整個文化出版業的三分之二。抗戰后自由主義的旗幟《觀察》雜誌也是在上海出版的，集結了當時呼喚和推進憲政民主的最強音。今天的上海似乎只有消費主義文化和會展文化了，世博會就是一個典型，它只是文化的跑馬場，而成為不了文化的原生地。

前段時間《炎黃春秋》發表了一篇《南方都市報》一個記者（他也在上海長時間居住過）比較上海與廣州的文章，說得頗有一番道理，用阿倫特的話來說，廣州能夠允許「反對」的聲音存在，比如對亞運會給市民帶來的種種不便的批評聲音，而上海的世博會則只接受讚美和逢迎，而拒絕批評的聲音，「反對」的概念被成功地置換成「陰謀」的概念，批評就意味著別有用心，所以韓寒的「城市，讓生活更糟糕」的主題現場直播發言才一開始就被掐斷了。一個不能容許批評聲音和反對派存在的城市，自然就不可能是一個多元而包容的城市，也不可能是有自由氣味的城市，這樣的政治文化往往是將政治的根本問題偷換概念成行政管理的技術問題。對照一下上海與廣州乃至北京的媒體，我們就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不同城市的性情與特質了，在上海，風花雪月的報刊是主流，而新聞專業主義是扯淡，是邊緣，是不顧大局，正因為此，《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三鹿奶粉才讓的傳媒人「悚然一驚」，原來上海還有真正的新聞人。上海的絕大多數傳媒永遠是光鮮而溫吞吞的，它的目標也正在塑造這樣的奉公守法的市民。自由是幸福的前提，而上海意識形態似乎始終在強調，沒有自由，照樣可以幸福，想象幸福的第N+1種方式在上海似乎成為「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了，大家在上海意識形態的強勢灌輸下，似乎想象力和政治實踐的勇氣枯竭了，只能以一種「動物莊園」的方式來想象幸福生活與和諧社會的模式。比如可以尋求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那樣的生活，或者說做「玻璃缸里的金魚」，或者「螺螄殼裡做道場」。

我的一個上海籍好友聽了我這些謬論后，狠狠地對我說，你是一隻永遠養不親的「大灰狼」。我想在一個到處是綿羊的城市，也許也需要一些人來扮演不為當局所喜的大灰狼角色吧。後來我仔細一想，為什麼我這麼熱衷於談論這個城市？那是因為我還在乎它，期盼它能夠生長出一些為我們所喜的元素。自然，上海亦有它不容忽視的光彩一面，比如這個城市的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全，這個城市的公共衛生，雖然這也是我們這些納稅人的血汗所養育的，但總比很多城市納了稅卻還要「走夜路，吹口哨」強。上海雖然是一個去政治化的大都市，但上海也有市民意識的反抗傳統和公民不服從精神，比如前些年為了反抗磁懸浮的「散步」。上海太大了，談論它永遠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比如對上海人吧，在我所接觸的人中間，有好有壞。朋友當中的上海人，古道熱腸的很多，我在上海認識的第一個校園外的朋友就是一個上海籍的暢銷書作家，包容、聰慧、藝術感強，且富有俠義精神，因此，我是不大願意用整體化的語言來描述一個城市的男人或者女人，只有一個個具體的人，而沒有一種類型化的可以定性的群體人。其實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基本生活空間在校園，到哪個城市生活都差不多，因此仔細想想，也就沒有什麼好唉聲嘆氣的，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對這個城市文化和生活的思考、討論已經是「不務正業」的業餘愛好了。在我看來，當代文化研究網的這種討論，就有這種意義，它是在重構我們與這座城市的相關性，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情感感應方面，或者是自由的拓展方面，這種重構的努力才能儘可能消除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城市時刻會湧現的「無力感」和「孤獨感」（阿倫特認為，這種漂泊無疑、孤獨無用的情緒是形成烏合之眾和后極權主義的前提之一），從而讓我們成為一個積極公民和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政治人。

唐小兵，學者，現居上海。主要著作有《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