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大屠殺前南京人口疏散檢討

摘要: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鑒於戰爭的發展，計劃疏散南京城市人口。但實際僅秘密疏散了公務人員眷屬。上海淪陷前後，國民政府將南京公職人員作為重點對象進行疏散，對普通居民則發布了「戰時婦孺遷移辦法」，而實際對其缺乏有效的疏散組織。究其原因，國民政府企圖通過穩定首都南京社會秩序，向外界展示抗日的決心;所統制的交通工具，忙于軍事輸送及國府西遷，無暇顧及平民百姓的疏散。南京城陷后，大量市民滯留南京，日軍大屠殺得以上演。嗣後，國民政府吸取了教訓，在重點城市開展了人口疏散工作。

在戰爭時期，作為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且人口麇集的城市，歷來為敵方軍事打擊的重點目標。組織城市人口疏散是戰時減少平民傷亡，減輕城市負擔，保存有生力量和戰爭潛力的有效措施之一。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一些重要城市出於軍事需要或避免人口傷亡等，對城市人口進行了有組織的疏散。近年來，學界對此領域已有所關注，但主要集中於大後方城市。對大屠殺前夕南京城市人口疏散問題，目前尚無專文研究。抗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有無疏散南京城市人口計劃? 如果有，又如何實施的? 實施中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釐清這些問題，有助於深刻認識侵華日軍在南京實施的燒殺擄掠等暴行給造成的損失，以及國民政府吸取教訓在此後城市人口疏散中所採取的措施。基於此，本文試以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等館藏檔案文獻為基礎，對上述問題作一梳理，略陳管見，以求教於方家。

一、多個疏散計劃的陸續提出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政府表明了堅決抗戰的態度。面對日軍不斷擴大戰爭範圍的態勢，國民政府也加快準備抗戰的步伐。自7月11日起，國民政府軍政部多次召開會議，會商、籌劃對日作戰事宜。戰爭狀態下，戰區內政府機關及居民如大量居留，勢必影響軍事行動的開展。因此，疏散重點區域內政府機構和普通民眾，是應對戰爭發展的重要預警措施。7月27日，國民政府各院部負責人就蔣介石關於首都「各院部會實施動員演習及準備遷地辦公」手令涉及的政府機關疏散事宜在行政院進行會商，會議提出在南京市內秘密疏散辦公及跨區域異地遷移兩種方案。

鑒於中日交戰區域有延展至長江流域的態勢，沿江重要城市特別是首都南京的居民疏散問題，也提到國民政府的議事日程。自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歷經十年建設，至抗戰前南京市內政府機關林立，城市人口已達101萬之多。作為首都，南京具有特殊的政治、軍事價值，因此其無疑成為日軍重點打擊和奪取的目標。軍政部認為南京「百萬餘人口，戰時甚感不便」，於1937年7月29日在各部委聯席會議上提出「先將婦孺遷移他處」的初步設想，其中對機關職員眷屬，「尤宜先秘密移動」，以免妨害公務。對實施疏散的影響，軍政部經初步考量，認為「雖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終久必歸實現」，因此可以著手辦理。另據當時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從官方獲取的消息，也表明當時國民政府對首都確有一項龐大的人口疏散計劃，即「將南京的人口從100多萬減至約20萬，為身強力壯的男性」。將國民政府各部委聯席會議相關內容，與美國外交文件所載相印證，可以確定，國民政府準備與日軍在長江下游開戰之前，已考慮疏散南京民眾，並且有具體設想。

在戰時，合理選擇人口疏散的時機、規模和地點，是保障人口疏散順利實施的重要前提。囿於種種因素，國民政府在具體籌劃南京人口疏散的關鍵時刻顧慮重重，以致最初疏散設想未能得以實施。1937年7月30日，軍政部認為疏散民眾撤離南京一事關係重大，提出「應由軍委會召集各院部會開秘密會商討」，妥善擬定方案，呈請蔣介石核示后，再逐步實施。但不久淞滬會戰爆發，中央層面有關戰前南京城市人口具體疏散方案的擬定工作被擱置。

對南京市居民負有直接管理職責的市政機關，在長江下游地區臨戰前制定了一份涉及南京人口疏散的計劃。1937年7月31日，南京市防護團制定了《避難實施計劃》，在其「疏散要領」部分規定:「1、公務人員之眷屬，准其陸續回原籍。2、向在本市落戶之住鋪各戶，其眷屬無處可去者，於必要時，得令遷往郊外安全地帶，另令當地軍警保護之。3、前列二項人事之遷移，必要時得由政府機關徵發車輛、船舶，聽候備用，並應調派軍、憲、警及防護團員掩護其出境。」由上述南京市政所屬機關制定的疏散要領可以看出，其疏散重點為政府機關人員眷屬，外地在南京落戶的住鋪眷屬亦在疏散之列，其中特別提到，如其眷屬無處可去，在必要時可遷到市郊。上述兩類人員的疏散可由政府提供交通工具及安全保護。但該計劃未提及南京原住人口的疏散問題。因此，此項疏散計劃與國民政府軍政部最初設想雖有部分吻合之處，但亦存在較大差距。

至10月間，上海戰事危急，國民政府就政府西遷疏散問題秘密部署。此事同樣是在緊張狀態下進行的，直到11月中下旬蔣介石才最終確定中央政府疏散西遷時間和地點。11月15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正式議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疏散至重慶，其它機關疏散地點亦有安排。會上還提出了《非常時期中央黨政軍機構調整及人員疏散辦法》。《辦法》規定「各機關於文到2日內，將派遣人數及派往地點通知後方勤務部」。次日，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通過了該《辦法》。20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重慶。國民政府及所屬各機關的西遷疏散，主要是部門檔案文件、物資及公務人員的輸送，為此將南京市區內的民船全部徵集編成號碼，「聽候調遣，以便運輸」。由於交通運輸工具緊張，時間有限，國民政府下屬先期疏散的各機關，當時亦僅有一天的準備時間。鑒於運力有限，遷移人員被精簡，攜帶行李亦受到限制。整個過程極為倉促。據當年隨行西遷的國民政府文官處書記官丁紹蘭回憶，「離寧之日，一般員工都是行色匆匆，沒有思想準備」，「精神狀態很緊張」。

從上海淪陷至南京保衛戰開始，從疏散時機上來看，這段時間人口疏散屬於臨戰疏散。按照戰爭發展的進程，此時應有計劃組織城市人口疏散至郊區或低危險地區，一般要求快速完成。國民政府在西遷籌劃中，鑒於淞滬戰局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接近戰區地域居民疏散問題雖作了相應規定，但其時疏散重心放在政府機構人員及公物上，加上運力有限，對南京一般城市市民的疏散，卻未能實際進行。1937 年11月13日，南京市政府奉內政部令規定「戰時遷移婦孺辦法」五條，轉飭各區公所遵辦。其具體內容有: 第一，凡抗戰期間沿海、沿江、沿鐵路公路接近戰區地域、內省重要城市、要塞附近，這些易受敵機侵襲地帶的居民，所有婦孺，應一律遷移疏散; 第二，遷移的婦孺以各自散處鄉村為原則，由地方政府會同各當地機關分途派員動員，並提供相應便利。如無力自行遷移及無原籍可回的婦孺，地方政府及當地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應預先妥為計劃，酌予協助，並應利用廟宇、祠堂及公共房舍或私人館屋作為收容場所; 第三，婦孺遷移時，地方軍警應妥為保護，並維持交通秩序，如有阻礙遷移的壯丁，應酌予制止; 第四，遷移婦孺人數眾多，一般通行的輪船、火車或汽車等不敷容納時，由當地政府直接商洽交通機關，在可載範圍內，加派船車優先運送; 第五，如遇緊急狀況，遷移人數過多，而交通工具供應不濟時，得由地方政府酌察實情，先指定附近的安全地區，暫為安置，嗣後分別轉送。上述辦法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儘管明確了疏散對象，即易遭受日軍攻擊地帶的居民及戰區的所有婦孺，但在疏散的具體辦法上，諸如地點、交通工具及安全保護等僅作了宏觀性指導，並無強有力的保障措施，因此對於南京城市人口疏散並無多少實際意義。另外，上述疏散辦法提出之際，正是國民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西遷之時，為保證大批公務人員的疏散及檔案、物資向後方轉移，當時南京全市的交通工具( 含汽車和民船) 全部用在了軍事輸送與國府西遷上，一般城市居民很難乘車、船離開南京，這就使上述居民疏散辦法基本停留在了紙上。儘管11月19日南京市長馬超俊曾致電交通部長俞飛鵬，商議維持水上交通辦法，希望「西駛各船抵達后，即續回遷送難民」。但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載送西遷人員和物資的車船很難在南京陷落前趕回。

二、機關職員眷屬和軍屬的撤離與民眾的無序疏散

如前文所述，國民政府和南京市政機關雖然提出了有關南京人口疏散計劃，但從其後具體施行情況看，均未有對南京城市人口作有計劃的疏散，特別是對於占城市人口相當比例的普通市民的疏散缺乏籌劃，實質上是任其去留，從無過問。

早在1937年7月底平津地區淪陷后，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推進，首都南京各機關職員眷屬陸續疏散。疏散命令來自何處? 是來自國民政府還是南京市政機關? 就這一問題，筆者在個人能力範圍內查閱相關檔案，迄今未發現明確記載此命令的文件。但通過時人對當時職員眷屬疏散的記述，我們大致可以判斷出命令的發布方及涉及範圍。1937年7月底應蔣介石之邀由北平赴廬山參加談話會的胡適返回首都南京。8月2日，他便從坊間得知有關疏散機關職員眷屬的消息:「軍政部有口頭命令，令公務人員把家眷送走。於是大家紛紛搬家了。」家住南京西流灣八號、時任江蘇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的周佛海，由於其高級公職人員身份，在當天日記中記載了他赴教育廳「分別通知各職員送眷回籍」等事。周佛海通知江蘇省府機關職員送眷回籍，說明其疏散命令不可能來自南京市政機關，只能是來自更高層級的國民政府。至於命令的形式，可以基本推斷是口頭傳達而非正式文件。這在戰後一些政府公務人員的呈文中，也得到印證。當時在上海棉花摻水摻雜取締所任總務課長的孫梓敬，於戰後索賠呈文中說，1937年8月3日奉傳諭「凡公務員眷屬務須於八月五日以前疏散離京」。8月5日，孫從南京頭條巷三益里住宅攜眷返吳江原籍。除南京行政機關職員眷屬先期疏散外，在南京的國民革命軍各級軍官同期也接到將眷屬疏散離京的正式建議。

由此可見，中日雙方在淞滬地區交戰前，國民政府駐南京各機關職員眷屬及軍屬已被先期動員疏散。其目的一是減少南京的戰時人口，此為戰前既定目的。二是解除戰時機關職員及各級軍官的後顧之憂。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何廉後來在回憶錄中說: 「日機開始轟炸南京時，我的家屬已離京。」周佛海也於8月6日將其妻及子女等送上船去湖南。當然也有些公務人員是在淞滬之戰爆發后才將眷屬緊急送回原籍。如行政院參議馮凌甫，就是在9月初將眷屬送回西安。三是減輕首都缺糧的壓力。1937年8月初顧頡剛在南京訪友時亦接觸到南京人口疏散事，他在日記中記述: 「中央以減少南京食糧問題，命令公務人員眷屬遷去，京滬路與長江航路皆擠甚。」至於國民政府採取非正式命令形式實施疏散，則可以理解為主要是出於擔心公開疏散，會造成南京其他居民心理恐慌，影響社會穩定。

儘管國民政府疏散機關職員眷屬的命令通過非公開方式傳達，但眾多眷屬撤離南京的消息不脛而走。由於國民政府缺乏對南京市民疏散的整體籌劃與組織，而機關職員眷屬及軍屬紛紛疏散的舉動在淞滬會戰前已使部分南京普通民眾產生惶恐，自我疏散行為隨之產生。8月初，民眾的撤離方向主要是沿著鐵路及長江水道前往內地及南京周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美籍教授魏特琳8月2日在日記中記述了當時的情形:「火車和輪船非常擁擠，車票提前數天預售。數以千計的人將要撤離。」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在8月3日發給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的正午358號電報中說: 「這兩天南京的鐵路非常擁擠。長江上去上游和下游的汽輪同樣擠滿了離開(南京)的居民。」在8月4日下午371號電報中又反映，由於民眾的自我疏散缺乏規劃，因此，避難方向有時顯得混亂與矛盾。「一些人正前往漢口和內陸地區，而大多數人似乎正前往上海，但奇怪的情況是，不少逃離上海的人正前往南京尋求安全之地。」向南京近郊地區的疏散同樣混亂不堪。曾在南京生活的學者楊步偉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一般人民還是像無頭蒼蠅似的亂打主意一陣，不知何處最安妥，今天這家出南門，明天那家出通濟門，有的出去又跑回來。因恐遇土匪打劫不敢住下來，又搬回來，真是亂得不堪。」而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認為:「這些舉動無疑加劇了業已存在的緊張情緒的蔓延，還會被新聞媒體誇張報道。」

1937年8月中旬中日淞滬之戰爆發。其後日本軍機的無差別轟炸和出於對戰爭本身的恐懼，成為南京市民大量自行疏散的另一重要因素。8月15日開始至南京淪陷的近4個月里，只要天氣允許，日機即對南京展開空襲。家境比較富裕的居民多乘船向長江上游的內地遷移，部分居民則前往蘇北、皖北等地投奔親友，小戶平民則避往南京鄉下或暫時出城躲避戰火。儘管如此，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平民因經濟條件、家庭因素或他鄉無親可投，被迫滯留南京城內。有學者通過多方史料對當時仍滯留南京的人口進行測算，認為至是年11月初，除滯留南京的外地難民和守軍外，南京常住人口中至少有46.8—56.8萬人左右沒有疏散。

至11月中旬，國民政府西遷之際，又有部分平民隨之疏散。由於水陸交通工具受政府運輸部門統制，被優先安排軍事運輸及政府工作人員疏散，長江水道上的國內商船已基本停運。「任何一個方向都沒有運輸工具，家什物品、辦公設備都被堆放在街道和人行道上。」普通民眾離京只有搭乘開赴上游的外國輪船。但這些客輪在途經蘇州、常州、鎮江等地后，早已擠滿旅客，過京時尚能搭載的旅客已極為有限，而「岸上候船者不計」。集結下關的逃難民眾，為搶登太古公司長沙輪，「冒著大雨，預先乘無頂鐵駁到江中專候終日者不下一千餘人」。少數旅客即使能夠登船也要付出高昂代價。據當時首都電話局「軍話專線台」話務領班王正元回憶:「十一月底以前，南京的輪船票就很難買了。自南京宣布進入戰時狀態后，逃難者蜂擁逃離南京，一張船票比原值高出四五倍。輾轉過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數倍。由於輪船都是停泊在江心，不敢靠岸，即使買到票的，也必須雇小木船登輪，而小木船也是漫天要價。小船擠滿了人和行李，江面上，落水吁救時見，捨命奪船迭聞。」儘管交通條件極為惡劣，但市民的自我疏散仍沒有停止。他們「大都搭乘麇集江岸的大大小小船隻，上駛武漢，或下流上海; 少數人搭乘末班幾趟火車，也有些人則沿著公路撤離」。這種自發的疏散行為一直持續到南京保衛戰開始。據義大利《新聞報》12月初報道，當時「數以百計的老百姓還坐在裝著家什的行李上，在空蕩蕩的建築物之間、江邊等待著渡船」。直到「星期二(12月7日)晚上，最後一艘滿載難民的渡船準備起航。人群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擠滿了船隻，這樣的場景給我們一個人們撤離的完整印象。」此後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為表示背水一戰決心，撤除下關至浦口間的輪渡，關閉了南京各城門。南京市民的大規模疏散基本不再可能。總的來看，從國民政府西遷開始，由於戰時交通工具統制，能夠搭載疏散居民的交通工具很少，如學者張連紅在其文章中的判斷———這期間，「市民中能夠離開南京者並不多」。

三、南京城陷時大量市民滯留原因之分析

緣何國民政府在南京城市人口疏散方面出現計劃性的疏漏? 前文已指出，從國民政府看，主要是在淞滬會戰前後出於穩定民心，維持首都社會秩序的需要。從實際情況看，淞滬會戰期間軍事輸送頻繁，政府機關內遷導致交通工具緊張。

第一，國民政府企圖通過穩定首都南京社會秩序，向外界展示其堅決抗日的決心。

第二，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通過各種形式向國內及國際社會表明堅決抗戰的態度。臨戰之際，首都社會秩序為國內國際社會所矚目，其穩定顯得尤為重要。蔣介石也意識到公務人員眷屬和軍屬疏散引發的問題，「最近要公務人員送眷屬回籍，社會上的秩序已亂起來了，交通站上都是擠得水泄不通。……這種態度與戰時戰事上，是無利而有害的。」

基於此，為避免給外界留下民國首都未戰先亂的不良印象，淞滬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對軍政機關眷屬疏散引發的市民撤離、社會謠言、哄抬船票價格等進行了嚴厲制止，以穩定社會秩序，消除民眾心理恐慌。首先，嚴加追查散布戰爭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其次，多方組織聯合行動，維持南京車站、碼頭秩序。8月9日，首都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與首都憲警等17個機關會商，向車站和碼頭增派警察、憲兵及勞動服務隊，共同協作維持秩序。再次，嚴禁濫售船票和哄抬價格，保證輪船正常輸送旅客。憲兵司令部下關船舶檢查所在當天亦召集有關機關及輪船公司代表談話，決定: 禁止舢板運輸旅客，禁止旅館攬客者、小販、賣報人等靠近碼頭，禁止各船公司亂售船票，嚴禁力工索取額外報酬，對持有船票而未能乘船者，輪船公司和船票售票所賠償其損失。上述措施儘管未能完全制止市民的逃散，但南京秩序有所好轉。8月11日，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 「在我看來，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較安靜，人們又恢復了日常生活。」

淞滬會戰打響后，國民政府為塑造首都抗日形象，在輿論宣傳上極為高調。如《中央日報》先後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及首都戒嚴令。即使在上海失陷后，《中央日報》在《告京市民眾》社評中仍在向南京市民傳遞將堅守首都的信息，並呼籲市民作為堅守後盾，「做出一個榜樣來，給全國人民看看」。在中外記者招待會等場合，國府軍政要人蔣介石、張群等公開宣稱將繼續堅守首都南京，「不會放棄」，向中外展示堅持抗戰到底的姿態。問題是，國民政府與軍隊是否真有與南京共存亡的決心?而無論如何，在這種所謂的守城決心下，不能無視一般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城市管理及防空方面，國民政府及南京市政當局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在市政管理上，全市範圍內委託保甲長加強基層組織管控，實行「五戶連坐」，以防奸鋤諜; 設立市日用品管理委員會，組織供應物品，保證市民日常所需; 基本穩定城市交通及供電系統; 開展抗戰宣傳教育，組織募捐活動。城市防空上，政府在戰前做了準備，除宣傳防空知識及進行防空演習外，並設置高炮陣地，建築大量防空洞，統制防空警報。在防空機構組織下，南京市民也克服了恐慌情緒。日本駐南京情報人員曾在報告中表示:「一般市民已習慣空襲，面無懼色，態度冷靜。」

國民政府要人在抗戰爆發后一直堅守南京，以示抗敵決心。國府主席林森以70餘歲高齡坐鎮首都，直至政府西遷。為防止民心因其撤離而發生波動，他特別囑咐送行人員須「堅守秘密」。蔣介石則直至日軍兵臨南京城下，於12月7日撤離。可是他們離開南京有交通工具保障，而一般市民卻無法離開南京。

淞滬會戰爆發至上海淪陷前後，國民政府在媒體宣傳、城市管理及防空、政府要人留守南京等方面做了相當工作，以對外展示抗戰決心，此一階段大規模疏散城市人口似乎很不適宜，因此僅對公務人員眷屬、外來在京落戶人員採取了一些疏散行動。但在堅守南京表象下，面對戰火威脅，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對於如何安置和保護在首都的市民，沒有詳細計劃和採取實際行動。上海淪陷前後，蔣介石關注的重心是遷都及其對中日戰局的影響，而罔顧南京城市人口的大規模疏散問題。國民政府方面亦僅在11月中旬頒布的遷移婦孺辦法中，口頭許諾提供種種交通便利而已。

第二，戰時滬寧地區囿於軍事運輸任務較為繁重，交通工具極度緊張。由於淞滬會戰中日雙方鏖戰數月，人員及物資耗損驚人，使人員、給養及彈藥等軍事輸送任務極為繁重。為保證前線軍需運輸，1937年9月國民政府將軍政部船舶管理所擴充為軍委會船舶運輸司令部，以統制江河船舶徵調管理。此後，南京對汽車、船舶等運輸工具也實施了統制: 成立了汽車總部，全市在編汽車600輛中，被徵發200輛，其中150輛被派往前線，50輛作為憲兵司令部用車; 設立了南京市船舶總隊部，將南京市200噸以下、100噸以上220餘艘船隻編入該部，並於10月20日在下關設立辦事處。

由於淞滬戰況慘烈，軍隊各類補給輸送緊急，船舶運輸司令部每月均需徵調近百艘各型輪舶，將後方部隊及軍需物資經長江水道運至南京，再中轉至淞滬前線。南京市船舶總隊統制的車、船等亦多參與轉運軍資工作。在一段時期內，「漢宜京鎮間船艫相接，無間晝夜」。1937年8月至12月為運輸繁忙時期，其中尤以11月為最。當月用船多達116艘，轉運部隊及傷兵共近28萬人、軍品6000噸，以及其它武器、給養若干。國府機關職員及物資則由交通部航政司僱用國營及民營輪船公司船舶輸送。由於運輸工具緊張，缺乏統一調度，疏散內遷過程混亂不堪。不少機關、部隊及學校等單位擅自征雇、截用或扣留船舶，導致不敷分配。據名記者范長江描述: 下關各碼頭堆積大量待運物品，除少量公物外，絕大多數「都是官吏私人的傢具和行李」。在船舶緊張之際，以致重要軍品反遭遺棄。如當時沿海最大、最重要的金陵兵工廠11月中旬接到西遷疏散命令，將機器設備拆卸裝箱后，限於船舶緊張，四千餘噸設備與材料直至11月底方才裝運完畢。對該廠員工的撤離，當局沒有安排船隻，僅由廠方發給少量路費，令其自行疏散。

由於軍事運輸的繁忙以及政府西遷的需要，國民政府運輸機構不可能再抽出大批運力來疏散在京的數十萬市民。因此，儘管國民政府公布了「戰時遷移婦孺辦法」，但當時南京市交通運輸的實情，決定其不可能得到切實有效的施行。

餘論

戰時進行城市人口疏散，是現代戰爭狀態下國家為保護普通民眾生命與財產安全的重大戰略措施。特別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由於疏散工作的艱難更顯得特別重要。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儘管意識到了城市人口疏散的必要性，但在首都南京人口實際疏散中卻存在諸多問題，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疏散人口限制在一小部分群體，成效大打折扣，造成城市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的普通居民無序逃散，相當部分市民滯留南京，嗣後遭受日軍蹂躪屠殺。南京陷落後，除軍人外未及疏散的數十萬常住人口中，被日軍屠殺者約20萬左右。留京公私財產損失同樣驚人，據戰後南京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對市民各類財產直接損失的不完全統計，約摺合法幣2318億元(1937年損失時價值)時人後來對此次城市人口疏散也多有批評，指出其「疏散人口不夠」，工作不力。儘管日軍是造成南京城市人口生命和財產損失的直接元兇，但負有保護民眾職責的國民政府在疏散工作中的失誤值得反思。

南京陷落後，面對日軍侵華範圍的擴大與深入，國民政府及各地市政管理機關吸取了南京城市人口疏散不力所留下的慘痛教訓，為避免民眾無謂的犧牲、保存持久抗戰力量計，在重點城市均進行了積極的城市人口疏散工作。如武漢會戰初期，為提前做好武漢城市人口疏散工作，該市軍政當局先後在1938年7月底、8月初發表《為疏散人口告民眾書》(武昌市政處發布)、《告武漢同胞書》(武漢衛戍總部政治部發布)，且設立專門疏散機構———武(昌)(漢)陽疏散委員會，至10月下旬武漢棄守前，較好完成了該市人口疏散工作。華南重鎮廣州在會戰前亦較早進行了城市人口疏散的動員、組織工作。地處大後方的陪都重慶為避免日機空襲帶來大規模人口傷亡，在1939年三四月份進行城市人口疏散的動員，並成立疏散委員會專負其責。5月初「重慶大轟炸」后，三天內緊急疏散市民25 萬餘人，減少了城市人口傷亡。正是吸取了抗戰初期首都南京城市人口疏散不力的沉痛教訓，內地市政管理機構面對日軍的武力進攻，進行了較為嚴密的城市人口疏散工作，避免了類似南京悲劇的再次上演，保存了繼續抗戰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