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第二個青春開始了

「我生命中的第二個青春開始了」

——毛澤東親自批准梁思成入黨

著名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1901年生於日本東京，原籍廣東省新會縣。1915年考入清華學校。1924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1928年8月回國到東北大學任教並擔任建築系主任。1931年回到北平，加入營造學社。1932年起，和林徽因等人先後踏遍十五省二百多個縣，考察、測繪、拍攝古建築遺物。1944至1945年，任教育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1946年10月回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築系並擔任系主任。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繪製《全國文物古建築目錄》。1949年新成立后，歷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建築學會副理事長、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科學技術協會委員等職。1959年加入共產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1972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

娘胎里開始的愛國主義熏陶

19世紀後半葉，帝國主義列強相繼入侵，為尋求救亡圖存之路，各界愛國仁人志士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鬥爭。在19世紀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順應時代潮流，掀起戊戌維新運動。然而，這場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抵制和鎮壓，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康有為、梁啟超等不得不開啟流亡生涯。梁啟超這年25歲，他逃到了與祖國隔海相望、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在流亡的第三年，即1901年4月20日，他的長子梁思成（其實為第二個兒子，外稱長子，第一個兒子出生不久就夭折）在東京出生。特殊的出生環境、特殊的家庭背景，註定了梁思成將會經歷一段特殊的人生旅程。

梁啟超與長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右二）、長女梁思順（右一），1905年攝於東京

眾所周知，梁啟超乃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愛國主義者，在梁思成出生前一年便作《少年說》，被後人廣為傳誦。「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這既是梁啟超對千千萬萬少年，更是對自己孩子的殷切期望。作為這樣一位思想巨匠的子嗣，梁思成及其眾多兄弟姐妹無疑受到父親言傳身教的影響。

在日本，雖然是在流亡，但因父親的各種社會活動和聲譽，梁思成還是度過了幾年快樂愜意的童年時光。梁啟超除了繼續在海外進行著國內未竟事業之外，非常重視子女及華僑子弟的愛國主義教育，在神戶辦了華僑子弟學校——同文學校。梁思成及眾兄弟姐妹都在這所學校接受早期的啟蒙教育。

在課堂學習之餘，梁啟超還親自為子女講授國學，每晚飯後一家老小圍坐著討論他自己的寫作題目，給孩子講古代民族英雄故事，梁思成從小就接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以及愛國主義教育。這也是他及其他兄妹從父親那兒繼承的最寶貴財富，對其日後的思想產生深遠影響。

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勝利果實雖然最終被袁世凱竊取，但卻把引向風氣大開、社會急速轉型的時代。這年秋，梁思成跟隨家人結束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國，在天津住了一段時間后回到北京，先後在美、英教會學校北京匯文學校、崇文高小讀書，習英文和國文。

1914年，父親應清華校長聘請到清華講學，按照父親的規劃，梁思成1915年考入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讀了六年預科、兩年大學部，接受了較為完備的西式教育。在清華的八年，是梁思成學識修養奠基的重要階段，也是其才華盡顯的大好時光。在這裡，他師從外教、名流學者，學習優異，奠定了紮實的學業積累，打下了對英語及西方科學歷史背景知識的良好基礎。為培養和訓練其國文功底，在父親的督導下，21歲的梁思成與兩位同學合譯了英國著名學者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世界史綱》。而除了學習，受父親的影響，這位意氣風發的青年培養了廣泛的興趣愛好，成了清華園出了名的才子。他設計了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的紀念碑；擅長繪畫和音樂，曾任《清華校刊》的藝術編輯，會鋼琴、小提琴、短笛、小號，曾任清華管樂隊隊長；也是一名體育愛好者，雖然身體瘦弱，但卻是足球、跳高、單雙杠、爬繩等項運動健將，而這身本領也有助於他後來在野外古建築考察工作中攀爬測繪。和20世紀其他青年才俊一樣，他也關注國家大事和社會政治，參與了學生政治運動。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他是清華「愛國十人團」和義勇軍的中堅分子，並被同學們稱為「有政治頭腦的藝術家」。

必須有自己的建築史

1923年，梁思成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並準備赴美留學。5月7日，他和幾個弟弟乘機車去天安門，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1915年5月7日日本要求並獲准從德國手中接管山東）紀念活動。車行途中，被軍閥金永炎的汽車撞倒，導致梁思成脊椎受傷，左腿骨折，從此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一公分。由於腿傷，梁思成不得不推遲一年赴美。這一年中，父親讓他研讀國學經典《論語》《孟子》《左傳》《戰國策》等。

1924年7月，梁思成與林徽因一起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先在康奈爾大學學習了兩個月，9月正式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梁思成進入賓大建築系，因建築系只招男生，林徽因選擇了美術系。在全新的學習環境中，梁思成只爭朝夕，好學不倦，精益求精，成績斐然，並漸漸認識到建築是民族文化的結晶和象徵。看到歐洲各國對本國的古建築都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唯獨沒有自己的建築史，特別是看到日本學者已經開始研究建築史，梁思成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激，他深感責任之重大。他說：「我相信如果我們不整理自己的建築史，那麼早晚這塊領地會被日本學術界佔領，作為一個建築師，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這使他在學問鑽研上更加下功夫。

經過三年的學習，1927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從賓大畢業。9月，兩人分別到哈佛大學研究所院和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繼續深造。梁思成潛心準備《宮室史》的博士論文。在哈佛的三個月時間裡，他閱讀了當時所有能查找到的有關建築的資料，卻發現依據這些資料無法完成論文，於是決定回國進行實地調查以搜集資料。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與林徽因在駐加拿大領事館完婚。婚後，按照父親擬定的遊歷計劃，二人赴歐考察，一邊旅行觀光一邊學習歐洲的古建築。在這期間，梁啟超已經為他們謀得東北大學的教職。

1928年8月，遠在歐洲的梁林夫婦接到父親病重的消息后即刻動身回國。9月，二人前往東北大學報到，共同創建第一個建築系，梁思成擔任系主任。第一學期行將結束，梁林夫婦收到父親病危的通知，便趕回北平。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平協和醫院病逝。料理完父親的後事，梁思成繼續返回東北大學執教，直到九一八事變前，他結束教職回到北平。東北大學的三年是梁思成、林徽因第一次將自己所學付諸實踐的時期，他們傾注了大量心血。建系初始，全系教員只有梁林二人，後來，梁思成邀請其在美國時的同學陳植、傅鷹、童寯等著名建築師來校講課，在他們的精心栽培下，東北大學建築系培養出了劉致平、劉洪典、趙正之等建築大師。

戰火中搶救民族瑰寶

1931年9月，梁思成加入由朱啟鈐創辦的營造學社，這是第一個研究建築發展史的學術機構。學社在社長之下設法式部和文獻部及12人組成的幹事會，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期間，深入研究《工程做法則例》及《營造法式》，並開展野外調查。1932年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日本對的局部挑釁不斷，東北淪陷，華北一直籠罩在日寇的陰影之下，戰爭氣氛緊張。為了趕在戰火全面打響前完成調查，梁思成、林徽因及部分其他營造學社社員馬不停蹄地奔赴在祖國各地，找尋一座座當時尚未引起關注的民族建築瑰寶，每到一處都如獲至寶似的觀察、測繪、拍攝。1932年，到薊縣考察發現獨樂寺，到寶坻縣考察廣濟寺三大寺殿，並據獨樂寺考察材料寫出了第一篇用科學方法描述和分析的古建築報告，引起中外學界的震驚。1933年，赴河北正定考察隆興寺轉輪藏殿，赴山西調查大同古建及雲岡石窟，發現應縣木塔，測繪趙州橋。1934年，同費正清夫婦再赴山西與浙江考察，調查古建築。1935年，考察曲阜孔廟，調查安陽、蘇州古建築。1936年，考察河南龍門石窟、山東11個縣及陝西古建築。1937年，再赴陝西、山西考察。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北平很快淪陷，營造學社暫時解散。由於1935年底梁思成曾在北平教授致政府要求抗日的呼籲書上籤過名，除非當漢奸，否則不能留在淪陷區。為了不使這幾年辛苦調查得來的資料落入日本人手中，梁思成與其他同事合作將資料打包整理，存放到天津英租界的英資銀行保險庫中。或許是因為聲名在外，日本人已經開始注意梁思成了。9月的一天，他收到一份署名「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其參加會議，他與家人簡單收拾行李，即刻離開北平，前往昆明避難，從此開始了人生第二段流亡生涯。

經過近一個月的顛簸，梁思成一家到達長沙。對於逃亡之初的這段日子，梁思成的女兒梁再冰回憶說：「他們對於生活水平的下降毫不在意，而是帶著興奮和愉快的心情來迎接這種變化的。使我更難忘的是父親教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情景。那時，父親的許多老朋友們也來到了長沙……大家常到我們家來討論戰局和國內外形勢，晚間就在一起同聲歌唱很多救亡歌曲……父親總是『樂隊指揮』。」然而，隨著戰爭的加劇，逃難生活愈發艱險。一路上，他們多次遭遇空襲和生病的困擾。1938年1月，他們到達昆明。不久，梁思成給中美庚款基金會寫信申請資助，得到同意后，便組織其他幾個來到昆明的營造學社社員復社，並借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設備，開展對西南地區古建築的調查。1940年11月，持續不斷的轟炸迫使學社遷往重慶西邊的小鎮李庄，梁思成一家不得不再度前往新的避難所。

在李庄，梁思成一家過著艱苦而又繁忙充實的日子。夫婦二人因為長期的顛沛流離，健康受到嚴重損失，但他們依然在這樣艱難的內外環境下堅持著學術研究。美國的一些機構曾來信邀請梁思成去美國訪問講學，他的許多美國好友特別是費正清夫婦多次寫信勸他去美國工作、生活、治病，都被梁林二人拒絕。梁思成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抗戰勝利后，兒子梁從誡曾問林徽因假如日本打進四川怎麼辦，林徽因說：「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後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在梁和林的心中，家園始終是自己的好，即使不在一線戰場，身心也要與祖國同在。大約從1939年開始，每年7月7日中午12點，梁思成都要帶領全家在飯桌前默哀三分鐘，以悼念那些為國捐軀的抗日烈士。這一年，梁思成被中央博物院聘請擔任建築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1942年開始編寫《建築史》，並於1944年完成，達成了他20年代在賓大學習期間就立下的由人自己編寫建築史的心愿。也正是因為始終懷揣對祖國的赤誠之心和堅強樂觀的信念，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堅持到了抗戰勝利。

「共產黨也是人，他們也要蓋房子」

1945年8月，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梁思成一家跟千千萬萬祖國同胞一樣歡欣鼓舞。而在半年前，梁思成已經開始思考戰後重建問題。3月9日，他曾致信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坦言：「抗戰軍興已還，各地城市摧毀已盡……及失地收復之後，立即有復興焦土之艱巨工作隨之而至；由光明方而著眼，此實改善都市之絕好機會……反觀，不惟計劃全無，且人才尤為缺少。」因此，為了適應急需，建議清華大學在戰事結束后添設建築系，為國家造就建設人才。1946年10月，清華大學採納建議，創辦建築系，並邀梁思成擔任系主任，同時派他去美國考察建築教育一年。考察期間，梁思成應美國耶魯大學邀請去藝術學院做訪問教授，還曾參與討論聯合國大廈設計方案。1947年4月，應普林斯頓大學邀請參加為慶祝建校二百周年而舉行的「遠東文化與社會」國際研討會，並被授予文學博士學位。在給他的讚詞中，說他是「一個創造性的建築師，同時又是建築史的講授者、在建築的歷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開創者和恢復、保護他本國的建築遺存的帶頭人」。

到了1947年秋，國內戰火已經點燃，國民黨對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然而，局勢的混亂、戰爭的創傷無法阻止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們對這片土地的愛戀。在美國頗得盛名的梁思成並沒有留美的打算，儘管他受到一些學校及美國朋友的極力挽留。在即將返國的前夕，費正清夫婦曾對他說：「共產黨要來了，你回去幹什麼？」梁思成說：「共產黨也是人，他們也要蓋房子。別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們不會像國民黨那樣腐敗貪污。」9月，他毅然回國，投身於清華建築系的工作。

1948年3月，梁思成被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學術部藝術史院士；7月，與清華、北大、燕京等大學教授共404人，聯名發表抗議國民黨製造「七五血案」屠殺東北學生的宣言；8月去南京參加第一次全體院士會議。而稍後隨著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打響，中共進入戰略決戰階段，此時的國民黨已經日薄西山，失敗無可避免，並考慮前往台灣。和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梁思成也走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而他最終選擇留在大陸，並且終生不悔。即使在遭受打擊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仍然堅持：「如果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情願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萬隻腳』，只要因此我們的國家前進了，我就心甘情願。到外國去？不！既然連祖國都不需要我了，還有什麼生活的願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悲哀的嗎？我情願作為右派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國去。」

「我永遠一步也不再離開我們的黨」

1948年底，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解放了清華園，但整個北平還處在待解放前夕。一天晚上，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帶著兩個解放軍代表來到梁家，給梁思成一份地圖，請他標出需要加以保護的珍貴建築和文物，劃出禁止炮擊的地方。臨走前對他說：「請您放心，為了保護我們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這一個多小時的接觸讓夫婦二人興奮不已、感動不已，也拉近了他們與共產黨的感情——此前他們一直為擔心戰爭打響可能給北京的古建築以毀滅性打擊而夜不能寐。八年後回憶起這個時刻，他依然難以忘懷：

「童年讀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兩句話，那天在我的腦子裡具體化了。過去我對共產黨完全沒有認識，從那時候起我就『一見傾心』了。」

1949年1月，他鐘愛的北平和平解放，而全國的解放仍在路上，為更好地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共產黨又派人來請教梁思成，請他列出需要保護的古建築，以供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之用。梁思成欣然同意，並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夜以繼日，帶領清華建築系師生編寫出《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十年後，以這本書為藍本，國務院出台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和《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

隨著國內越來越多的地方得到解放，新舊社會的面貌使得梁思成越發堅信自己選擇的正確性。1949年6月，在寫給多年同學兼好友童寯的一封信中，梁思成說：「從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軍的紀律就給了我們極深的印象。接著與中央方面的種種接觸，看見他們虛懷若谷、實事求是的精神，耳聞目見，無不使我們心悅誠服而興奮。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敗的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里拯救出來。前途滿是光明。」他也曾說過，我們感謝共產黨，因為它解決了可能被瓜分的問題。這或許是出生在戰爭年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吧。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作為特邀代表參加開國大典，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經歷過戰亂的洗禮，重建家園的心情迫不及待，梁思成也滿懷熱忱地渴望投入新的建設中去，希望能貢獻自己的力量。如他所願，夫婦倆突然間忙了起來。梁從誡回憶說：「過去，他們的活動大半限於營造學社和清華建築系，限於學術圈子，而現在，新政權突然給了他們機會，來參與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實際建築工作，特別是請他們參加並指導北京市的規劃工作。這是新成立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作為建築師，他們猛然感到實現宏偉抱負，把才能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時代奇迹般地到來了。對這一切，母親同父親一樣，興奮極了。」

新成立之後，梁思成擔任過多種職務，而他最為顯著的成績以及他本人傾注最多的還是在建築設計、城市規劃和古建築保護方面。1950至1951年，他帶領清華建築系師生參與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新成立之初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他便埋頭致力於北京城市規劃的研究，多次給市領導寫信闡述自己關於北京城市規劃的意見。

1956年2月，梁思成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發言說：「我的身體雖然不好，但我有信心，在黨的關懷和鼓舞下，我至少還可以工作25年，爭取至少工作到我80歲的那天。在這不算很短的期間，我要把我的一切獻給黨的事業——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我永遠一步也不再離開我們的黨！」

在會議閉幕前一天，2月6日，梁思成把一封入黨申請信託周總理轉交毛主席。在信中他寫道：「我覺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黨，一步步地感到不斷增加的溫暖和增強著力量。這溫暖和力量給了我新的生命……準備著把一切獻給您，獻給我們偉大的黨和可愛的祖國……我一定要以一個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同時我也一口認定黨是我的親娘了。」周總理當天即批示：「梁思成要求入黨的信，即送主席閱。」毛主席後來收閱信后，於2月24日批示讓劉少奇、彭真閱，「我覺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黨。交北京市委酌處。」劉少奇圈閱后，彭真也作了相應批示。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梁思成入黨一事並沒有得到及時辦理，一直拖到三年後。

據梁思成的學生、曾任清華大學建築系黨總支書記、北京市規劃局原局長、原總建築師的劉小石回憶，1958年下半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漢召開，周總理要看國家大劇院的方案，劉小石前去彙報，在武漢見到清華校長蔣南翔。「蔣南翔和我講，小平同志對他說，這次中央要發展四個知識分子入黨，包括李四光，也包括梁思成。」蔣南翔讓劉小石辦這個事，梁思成的入黨程序才開始加速。這位兼具東方儒士風度和西方紳士風度的建築大師終於在1959年1月8日正式入黨。3月，即將跨入知天命之年的梁思成發表文章稱「我生命中的第二個青春開始了」，並表示決不虛度這第二個青春。

陳婭飛

選自《入黨——40個人的信仰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