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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衛士長李文普:林彪吸毒事件的真相

林彪衛士長李文普:林彪吸毒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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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事件發生之後,我和「林彪辦公室」工作人員一起接受審查並成為「重點人」。后經組織結論並分配到外地,不久轉業到地方,到1984年離休。在這期間不斷有人出書、寫文章,說我是林彪「親信」,林家的「總管」,「林彪夫婦事無巨細都經他過這『篩子』」、「沒有他不知道的事」、「林辦和林立果的所有電話都被他監控」、「他是北京方面安在96樓里的內線」,「中央警衛局派到林彪身邊『窩底』的人」。還說林彪出逃時林立果打我的那一槍是「自傷」。尤其是林立果選中的未婚對象,以「林家未亡人」自居、現已和美籍華人結婚定居美國的原南京軍區歌舞團演員張寧,在國內外多次出版的著作中,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和好奇者的口味,在散布種種謊言、渲染自己的同時,卻別有用心地對我進行惡意中傷,大潑污水。

說老實話,9·13事件如同一場噩夢。對黨對國家都是一場災變,對我個人也是如此,事過之後,真不願去想它。我是個大老粗,不會說,也不會寫,一切交給組織,認為那些不負責任的胡說,有關部門會出面澄清的。可是日子越久,胡說的東西越來越多,新的領導不了解,無人出來說話。我本不想說,現在又不得不說。信還是不信,我也得對社會盡到一點責任,給後人一個交代。

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一般我講出來,他都不加拒絕。張寧見林彪沒有幾次。20分鐘的會客時間「限令」。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橋下接見紅衛兵幾乎走不回來。但主要臟器都沒有毛病,有人說他「有精神病」、「行動失去控制能力」、「聽任葉群擺布」是不真實的。

我是黑龍江省林甸縣人,1948年入伍的。原來在第四野戰軍警衛團。南下後於1954年從廣州軍區警備團三連副指導員崗位抽到林彪身邊當警衛班代。中間有幾進幾齣,但林彪看我老實,從不參與林家政治上的事,什麼事情也不多問,便一定要調我到他身邊去,而且處處不為難我、相信我,在這一點上說我是他的「親信」也未嘗不可。

在林彪身邊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論白天、黑夜,林彪、葉群叫幹什麼,我都是隨叫隨到,生怕出什麼差錯,累得要死,不敢叫一聲苦。我身高一米六八,瘦得體重還不到一百斤。林彪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管的事越來越多。「林辦」人員不夠時還要我兼做秘書工作。後來我到中央警衛局當參謀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並說:「李文普不來我不睡覺。」這樣,我才又回到林彪身邊。葉群是「林辦」主任,我是「林辦」反葉派,她有時對我不滿意,但林彪不讓我走,她也沒有辦法。

在「林辦」我主要是管林彪的安全和衣、食、住、行,較多的是林彪的飲 食起居、參加會議上天安門,外出活動及療養治病等事項,有人叫貼身警衛、叫衛士長,過去也叫副官,就是這個角色,終日不離林彪左右,應當說對林彪有所了解。

有時,林彪和葉群吵嘴打架(幾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氣,不願見到葉群,就叫我轉告葉群,不叫她,不準過去進他的房間,我也只好對葉群注意觀察,提前通報。林彪氣消了,葉群去和林彪談事,我自然不敢參予。林立果、林立衡去林彪房間看望談話都是自由隨意的。不管在蘇州、在北戴河,林彪一家人的見面活動,我從不施加影響,也不去打聽。林彪兩部加密的紅機子電話都是中辦和軍委總參通訊部門設置並管理的,根本不存在由我「監控」的問題。我只是個普通警衛幹部,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葉群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誰敢布置我監控林彪的電話?我不敢也無這個需要這樣做。電話守機員對首長打長途電話有登記,那是通訊部門規定的制度,但根本不敢偷聽通話內容。

林彪平型關戰役之後,被國民黨閻錫山軍隊士兵錯當成日本人開槍誤傷肺部,在蘇聯治療過程中,醫生使用藥物過量,損傷了神經機能,形成了怕水、怕風、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後遺症。他又不大相信醫生,喜歡自己翻看《本草綱目》等醫藥書籍,從中選葯吃。有時他很固執,要某種葯吃,而醫生又認為不合適或吃多了對他的健康不利,就想辦法用代用品騙他哄他使用。 如鈣片他認為好,但醫生又認為按他的身體狀況吃多了並不好,沒有辦法,葉群、我和醫生商量,在上海用澱粉加適當的粘合劑仿製成同樣大小的「鈣片」 給他服用。

在「林辦」,有兩位保健醫生,一位是北京醫院的蔣保生,一位是總後衛生部的王之敬。林彪不願意找他們看病,他們都很難見到林彪。遇到服藥或定期大體檢,他們向葉群提出建議,因為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所以葉群便叫我去勸說林彪採納。一般我講出來,他都不加拒絕。

在林彪不斷得勢、地位上升的時候,葉群都說林彪的身體很健康。老秘書關光烈因為向肖向榮彙報林彪怕水、拉稀連山水畫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認為泄密狠狠批了一頓。林彪的心臟、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沒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間穿襯衣睡覺,早晨起床我給他穿衣服,他說又出汗了,我用手摸,果然襯衣汗濕了,出汗就容易感冒,我們和醫生、專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內溫度,及時增減衣服。夏天溫度高些,冬天溫度低些,他並沒有規定一年到頭室溫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沒有蓋過棉被,只蓋毛巾被。北京醫院院長經研究告訴我們:蓋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華達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們大體上按這個要求掌握。

1966年冬天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給他穿了棉大衣,有時在天安門,有時乘敞蓬車到西郊機場沿途檢閱一次活動好幾個小時,他也沒有犯病。他有時患便秘,拉不出屎,幾乎到了我們要用手給他摳出來的程度。有時大便略軟細一點,他就認為是拉稀,找葯吃。為了查清他腸胃的毛病,醫生建議做鋇餐照影,可是他不去醫院,也不聽葉群的意見,葉群要我去做工作。林彪聽了我的話,同意體檢。我和301總醫院和北京醫院專家一起,把機器搬進林彪卧室,趁林彪起床后,我把鋇餐粉調好,一勺一勺喂到他的口裡,使腸胃達到體檢照像的要求。那次檢查效果很好,搞清楚他的胃沒有病。腸有一點功能紊亂。

張寧在《自己寫自己》一書第15頁中說林彪「實際上是個生命燭火搖曳暗淡的老人。」說「毛澤東數次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要林彪陪同接見,葉群為應付局面下令醫生給林彪服食『興奮劑』,騙林彪說是『進口葯』,服后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后藥性發作,厲害時竟然手舞足蹈語無倫次,等到藥性稍緩,立即發車上天安門,人們所見他的紅光滿面是他『葯潮』未退。人們可能還記得他每次上天安門講話的腔調拖得又長又亢奮,卻沒底氣,因為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氣,每次下了天安門回到毛家灣便大病一場,數次連番用藥,險折林彪性命,葉群曾為此嚎啕大哭過,自責道:『首長這麼受罪不如死了的好,我真作孽啊!』」

我認為張寧這番話缺少佐證。在我印象中,張寧見林彪沒有幾次。在我的記憶中,她到「林辦」有個十來次,但真正見林彪也就三四次,而且幾次是陪同性質的。第一次她到毛家灣讓她打乒乓球,林彪從帘子縫裡看了看,沒聽他說什麼話。第二次葉群帶她來看了看,也沒多說什麼話。第三次是林家確定她,我們也都看了,林彪算是表了個態。再一次就是她到北戴河,還有陪同301 總醫院的領導見林彪。張寧每次見林彪最多只幾句話。因為這一點我清楚,主要是林彪有過交代,除見毛主席或周總理,一般到了20分鐘就讓我提醒會客時間到了。另外,據我所知,張寧作為林立果的未婚妻,雖然是林彪點了頭的,但並非唯一同林立果交往的女青年,他在外面選的「妃子」很多,到山海關逃跑前還帶著兩個。林立果並非把她看得那麼重,她也更沒有照管過林彪的生活,完全是胡編亂造,顯然是別人有意叫她這樣寫的。

關於外界傳的林彪吸毒問題,言過其實。

在我到林辦工作之前,聽說他在廣州偶爾打過杜冷丁的針葯,那是為吃狗肉拉肚止瀉才使用的。從1964年我回到他身邊,7年多從沒有見他吸食毒品或打過杜冷丁、興奮劑之類的藥針。有時打針是注射丙種球蛋白。他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藥片,有時一夜連吃三次。那次在天安門出席歡迎西哈努克大會上講了錯話,是因為夜裡服了三次安眠藥,頭腦還未完全清醒所致,屬於少有的差錯。

他在生活上對我們並無苛求,容易伺侯。吃的飯菜很簡單,專門有一個廚師給他做飯。他確實有點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覺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後他就不吃。平時主要就是吃點肉餅、青菜、饅頭。他身體瘦弱,臉色發白,因為身體不好,不願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不陪又不行,有時也到了難以支撐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門陪毛澤東走到下面金水橋與紅衛兵見面,幾乎走不回來。

儘管林彪腸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絕沒有像張寧等一些人所描繪的那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陣風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我們在他身邊只是覺得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他情緒不好,身體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見面,也未感到有多大異常。他的身體狀況有病歷可查,服藥都由保健醫生記錄。301醫院、北京醫院專家、醫生給林彪看過病、檢查過身體的人很多,幾屆保健醫生現仍住在北京。9·13事件發生前,北京醫院的蔣保生醫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張寧到達北戴河的前幾天蔣保生又請北京醫院、解放軍301總醫院的專家醫生到北戴河來,也對林彪的身體狀況作了詳細檢查,認為同過去一樣正常,沒有發現新的問題。

在人說他「有精神病」、「行動失去控制能力」、「聽任葉群擺布」是不真實的。誇大他的病情,一部分人是加油添醋,迎合讀者好奇的趣味,人云亦云。少數人則是為了說明林彪是一個病體垂危的「重病號」,對葉群、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動「不可能知道」,「沒有責任能力」,他是被「劫持」去蘇聯的。

林彪「還是一個愛學習的人」。廬山會議開會之前,林彪曾問葉群:「這話今天講還是不講?」從林彪口中,我們倒聽到他講過連副主席也不願當。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曾要見毛主席,長時間毛不作答覆,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林彪在葉群手上有時就像線牽的木偶」 不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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