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引領全球化轉型

華強森（Jonathan Woetzel）︱文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院長、麥肯錫公司全球資深董事

全球化同時促進了發達國家和發展家的經濟增長，如今卻成為針鋒相對的辯論焦點。時至今日，即便是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也承認全球化進程極富顛覆性，造成了崗位流失、環境惡化等一系列不曾預料到的後果。

除非這些問題能得到妥善解決，否則目前西方各國盛行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就會轉變成實際政策，阻斷重要的增長來源。隨著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將發展重心轉回國內，全球化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引領全球化踏上普惠性發展之路。

商品、服務、金融、數據與人員的跨境流動既能增加GDP，又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已經是全球主要受益國之一。在貨物進出口迅猛發展的帶動下，的GDP在本世紀頭十年中期呈現了兩位數的增長。隨著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工業化進程也為數億人口鋪就了脫貧之路。

然而，儘管等發展中經濟體蓬勃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縮小，但許多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卻在擴大。2005-2014年，25個發達經濟體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家庭處於收入停滯或下滑狀態——只能眼看著國內最富裕的少數群體謀取巨額收益。

但全球化並不是導致發達經濟體國內貧富差距日漸懸殊的唯一原因。向數字化經濟的過渡令高技能人才的收入畸高、自動化技術的推廣取代了日常工作崗位——這些也都是加劇貧富差距的原因，此外進口競爭顯然也難辭其咎。在增長乏力的國家，越來越多的民眾指責各種形式的全球化是導致大多數人落後的禍因。如今，在全球絞盡腦汁促進經濟快速復甦之際，盲目堅持保護主義思想將遺患無窮，而且也會給造成嚴重的經濟與社會風險。

雖然世界各國目前仍需依賴國內政策工具解決貧富差距、促進經濟增長，但國際社會同樣需要開展大量工作——尤其是面對氣候變化、動蕩不安、恐怖主義、網路安全以及公共衛生等共同挑戰之時，最有效的應對措施原本就是全球攜手合作，而非各自為戰。

如今，外來競爭和自動化技術發展等因素正推動著全球勞動力市場發生劇變，因此世界各國都需要在教育和培訓方面加大投資並鼓勵創新。此外還有一些重點工作包括：擴大數字化經濟參與度；增加能擴大全球需求並改善生產力的基建項目；改善對跨境投資、貿易與數據流的全球治理等。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應該讓本地創新成果造福全球更多民眾。

我們認為，有能力、而且理應在上述這些領域作出獨特的貢獻。以教育和培訓領域為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不妨充分利用這種多樣性特點，試驗並開發數字化學習與遠程學習等新型模式，進而推廣至其他國家，為當地創造巨大價值。在高等教育領域，也面臨著建立國際研究合作以及雙向派遣留學生等重大機遇，既能為吸引更多全球頂尖人才，又能讓高校在全球大展拳腳。最後，還可以將可觀的科研實力投入到研發平價藥物、提高農業產量等科研領域的挑戰之中。

同樣可以在推廣數字化經濟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全球仍有半數以上人口無法獲得互聯網服務，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大型基建項目方面擁有非凡的製造能力與專業知識，因此是少數幾個有能力推動實現世界互聯網普及的全球行動者之一。同時，國際社會還需要制定能夠確保數字化經濟健康成長的基本框架。可以在數據標準、數據共享、網路安全以及人工智慧等問題上推動國際合作。而且擁有海量的潛在數據集，若能更多地與世界共享信息，同樣可以促進全球增長。

基礎設施投資曾是經濟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如今正在大力支持境外基建項目，以刺激當地經濟增長和人文發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倡議背後展現的資本實力、專業知識和宏偉目標同樣可運用於世界各地的項目——這不僅意味著對發達經濟體展開投資，更包括發展中經濟體。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也具備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能力。在多邊機構中，處於一個非常獨特的位置，有能力構築一條連接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溝通橋樑。此外，還需展現出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視，這一點也十分重要。隨著企業不斷擴張，它們必須在國內外的勞資、環境與商業行為上採用全球標準。

如今，已經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能否保持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與全球化能否成功息息相關。投資全球公共產品並緩解其他國家將重心轉至國內的風險，也關乎自身的利益。僅靠喊喊口號還不夠，必須在改革和普惠性發展上採取實際行動，才能重獲公眾信任，為全球化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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