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唱著抗戰的歌聲。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在歷史上燦爛輝煌！」

抗日戰爭初期，一首由莫耶作詞，鄭律成作曲的《延安頌》在延安誕生，又從延安唱遍了全國，唱出了全國人民對延安的期待和嚮往，傾注了人民對延安的希望。1940年，愛國實業家陳嘉庚在參觀了重慶和延安后，說出了一句振聾發聵的話，「的希望在延安。」為什麼延安有如此的力量？因為，那時的延安已經是共產黨中央的所在地，是毛澤東等一批共產黨人指導全民族抗戰的大本營。在中華民族危亡的關頭，在大片國土淪喪的危難情勢下，是共產黨高舉起了民族抗戰的大旗，給了中華民族各民族各階層人民以勝利的希望。

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偉大旗幟，打開了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隊在吞併東北三省后，侵略矛頭又直指華北華東，儘管此時共產黨多次發出開展民族抗戰的呼籲，國民黨也先後進行了長城抗戰、上海淞滬抗戰，但是由於國民黨蔣介石實行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外敵侵略面前仍然進攻圍剿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隊伍，而共產黨內部由於左傾錯誤思想影響，採取關門主義，影響到與國民黨上層的統戰。直到1933年，在共產黨的參與支持和幫助下，部分愛國的國民黨將領與共產黨人合作，發動了察哈爾抗戰，取得了收復察北多倫重鎮的大捷，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展示出合作抗戰的力量。此時的共產黨，也深刻總結黨內的左傾錯誤思想所帶來的危害，並於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內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結束了左傾錯誤思想的統治，進一步明確了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華北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者「要佔領全」的野心已經顯露，的一切階級和政治派別都不能不回答「怎麼辦」的問題。這樣，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特別是在國內抗戰局面的影響下，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八一宣言》，后正式發表在法國出版的《救國時報》。

曾參加過《八一宣言》起草討論的吳玉章回憶：「自日寇九一八進攻到華北事變以來，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都發生了變化。這就要求黨把九一八后提出的，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協定的政策，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事實是，這個《宣言》的提出和發表在國際、國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引起強烈反響。「一二·九」運動標誌著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同時，剛剛到達陝北不久的共產黨中央在得知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后，也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在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關頭不失時機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克服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使共產黨牢牢掌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到1936年冬天，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擴大，這對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巨大推動作用。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終於換來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承諾，成為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實現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的方針，為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礎。此時，中共中央機關已經進入延安。從此，延安成為了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開創民族抗戰新局面的指揮部，成為了照耀中華民族勝利前程的燈塔。

積極推動並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戰局面形成

實際上，《八一宣言》發表后，從1935年冬到1936年春，國共兩黨就通過若干渠道進行接觸和談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談判就正式開始了。1937年2月10日，剛剛進入延安不久的中共中央，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發表了《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向國民黨提出停止內戰，集力，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同時做出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四項保證，表明了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最大誠意和決心。從1937年2月到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從延安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舉行多次談判。談判中，共產黨在堅持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實行絕對領導、保持獨立自主原則的前提下，向國民黨做出了所能做出的讓步，但由於國民黨方面缺乏應有的誠意，這一時期的談判一直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

「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立刻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鮮明地指出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從而緊緊抓住了抗戰政治領導的旗幟。7月中旬，當蔣介石在廬山發表關於抗戰的講話傳到延安，毛澤東又是很快地表示歡迎，認為這個講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從延安派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再上廬山，同國民黨代表就發表國共合作宣言、紅軍改編、蘇區改制等問題進行談判，並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希望以此宣言作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但由於蔣介石仍然堅持紅軍改編后不設統一的指揮機關，也不願意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還企圖通過改編紅軍逼毛澤東、朱德「出洋」，致使這次談判仍未獲得結果。7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把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向全國提了出來。平津淪陷后，上海形勢更加緊張，迫使國民黨主動向延安發出參加國防會議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赴南京參加會議，並同國民黨繼續談判。由於蔣介石急於調動紅軍開赴抗日前線，故在紅軍改編等問題上的態度有所鬆動，這樣，雙方終於達成了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協議。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不久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在距延安不遠的洛川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進一步闡明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體現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具體道路。

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曾在紅軍部隊中引起很大震動。許多幹部、士兵想不通，對改編不理解，尤其是對「紅軍改名」「穿國民黨軍服」「戴國民黨帽徽」意見最大。為此，在延安的朱德、賀龍、劉伯承、羅榮桓、左權等高級將領帶頭做幹部士兵的思想工作。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到八路軍隨營學校的各個部隊時說：「要往遠處看，為了抗日救國，可以把紅星保存起來，把它放在心坎里，紅星在我們心裡，就不會迷失方向。」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在全師連以上幹部會議上指出：「大敵當前，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同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表明了我們黨實行國共合作，堅持進行抗日的誠意，這對促成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推動全面抗戰，有很重要的意義。大家都要從這個大局出發。」可以說，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共產黨人做了大量的工作。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了事實上承認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標誌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到10月，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中共中央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延安開始成為八路軍、新四軍的大後方。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共產黨積極努力和大力推動的結果，它使抗日戰爭成為名副其實的以國共兩黨為主的全民族革命戰爭。

八路軍各部隊在召開抗日誓師大會後，陸續離開延安，開始了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隊的作戰。9月25日，平型關戰鬥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全國人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接著，八路軍3個師又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了忻口戰役，這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也是國共兩黨軍隊合作抗日、配合較好的一次戰役。

實行從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開闢敵後戰場，成為堅持長期抗戰的中流砥柱

在八路軍開赴前線，配合國民黨軍隊進行正規戰爭后，延安的中共中央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能否開展起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聶榮臻在回憶洛川會議時，曾指出過會議「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而且全面抗戰剛剛開始，不少同志很興奮，希望打大仗，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毛澤東對此很擔心。9月中下旬，毛澤東在延安連續五次致電前方，提醒前方八路軍將領要以最大的決心實現向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毛澤東的反覆闡明和耐心說服，使前方將領加深了對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讀到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電報，感到很重要，很親切，特別是對深入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更為明確了。」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華北戰局由此發生了一個根本變化：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後游擊戰爭開始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軍的主要任務是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在敵後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根據地。此時，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向前、肖克等先後從延安來到山西。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成功地開展了山西的統一戰線工作，並建立了一支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山西新軍，配合八路軍發展和堅持山西及整個華北的抗日游擊戰爭。八路軍各部隊按照黨中央從延安發出的指示，首先在山西實施戰略展開。1938年4月以後又大幅度分兵，向華北廣大敵後區域發展游擊戰爭，開闢敵後戰場，先後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南方的新四軍以皖南為依託，向蘇南、皖中等地發展。新四軍與日、偽軍作戰1000餘次，斃傷俘敵5萬多，八路軍發展到15萬多人，新四軍發展到2萬多人，敵後抗日根據地（包括游擊區）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

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不僅配合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作戰，而且迫使日軍將原先用於進攻的大量兵力專用於其佔領區，從而對阻止日軍的戰略進攻，穩定全國戰局，使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階段起了重要作用。而敵後戰場的開闢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成為能夠堅持長期抗戰的中流砥柱。

抗戰唯一正確的戰略方針——持久戰理論在延安形成

其實，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就提出了通過持久戰爭取得勝利的想法。1937年7月，朱德在延安發表《實行對日抗戰》一文，也曾指出的抗日戰爭「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盧溝橋事變后，在8月11日舉行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軍政部談話會上，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都指出：全國抗戰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防禦，在戰術上應取攻勢，即實行積極防禦的方針；華北戰區須培養獨立持久的作戰能力，並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同時在敵人側翼和後方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洛川會議后，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在延安相繼發表文章，討論抗日戰爭的持久性，以及實行持久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方法等問題。也就是在此時，國民黨方面也有了「全國抗戰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指導之基礎主旨」的想法，蔣介石等人還先後提出「持久消耗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等口號。

儘管國共兩黨在持久抗戰上有了似乎相同的認識，但對持久戰的理解卻大相徑庭。蔣介石的「持久戰」基本上限定為一種軍事上的指導方針，是單純的軍隊和政府的行為，缺乏廣泛的政治動員和全民抗戰的群眾基礎。同時，一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擁護持久戰，但對於抗日戰爭的客觀規律和中日兩國的實際情況、戰爭能力等，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科學的分析，因而對戰爭的發展趨勢和結局缺乏冷靜的思考。而此時在延安的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集中全黨的智慧，於1938年5月，寫出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重要的軍事理論著作，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批評了關於抗戰的錯誤思想，進一步闡明了共產黨關於抗戰的戰略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全面地考察了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戰取得勝利的客觀依據，特別是對持久的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進行了科學的分析。著重分析相持階段到來的條件，論述了相持階段是持久抗戰轉到最後勝利的「樞紐」。這是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要點。毛澤東指出，在相持階段，游擊戰將成為我方主要的作戰形式，而運動戰和陣地戰是輔助形式。經過相持階段中的努力，的力量將轉弱為強，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那時，抗日戰爭就能夠進入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了。在戰略反攻階段，運動戰將成為作戰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在全國抗戰開始不到一年時間所描繪的抗日戰爭發展過程的輪廓，是對於戰爭發展趨勢的科學的預測，起到了對抗戰戰略指導的重要作用。針對在共產黨內外都有輕視游擊戰爭的傾向，毛澤東在上述兩篇著作中還強調了在抗日戰爭全過程中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因為游擊戰爭是人民戰爭的一種最生動的形式。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游擊戰爭是不可能取勝的。毛澤東的上述兩篇著作科學地論證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以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闡明了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批判了對於抗日戰爭的各種錯誤認識，從思想上武裝了全黨、全軍和廣大人民，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廣大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據原國民黨將領程思遠回憶:「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一篇文章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歷史上是少有的。

共產黨中央進入延安僅僅不到兩年時間的所作所為，提升了全民族抗戰的信心和希望，也進一步提升了延安在全國人民中的地位。全面抗戰爆發后，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不顧國民黨當局的阻擾和破壞，不畏艱苦，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包括一些台灣的愛國青年，也不遠萬里，輾轉來到延安。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以延安為中心先後開辦了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陝北公學、青年幹部培訓班、魯迅藝術學院等各類學校30餘所，為軍隊和地方培訓了大批幹部，對增強抗戰力量起了重大作用。延安真正成為了出革命理論、出正確路線、出抗戰人才的聖地，成為了照耀抗戰走向勝利的燈塔。

作者：黃小同

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