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談黨政關係：只有黨政分工 沒有黨政分開

自出任中紀委書記后，王岐山每年全國人代會下團，都備受大家期待。因為，這一時間節點，距離年國中紀委全會召開僅僅一個多月。對於當年紀委的重點工作，王岐山都會提出一些新思路、新闡釋，信息量巨大。

3月5日，王岐山來到他所在的北京團參加審議，發言中就談到了正在全面推進的紀檢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當然還有一句話非常要害，涉及改革的基本立場。

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北京代表團舉行第一次全團會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來到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團，與代表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細心的小夥伴不難發現，王岐山在論述改革必要性之前，特別提到了一個具體舉措「留置」，他是這麼說的——

通過制定國家監察法，賦予監察委員會必要的調查許可權，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留置是調查權的手段，要將其在國家監察法中確立，彰顯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和自信。

大家都知道，領導人活動報道的內容是非常講究的，公開的內容都是工作的要點。王岐山書記專門談及留置，可見分量之重。

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看來，留置權既是一種調查手段，也是一種強制措施。留置入法，對於其時間、條件、程序等都會有相應的規定，將填補制度空白，提高辦案效率。同時也意味著，監察部門的調查行為，將受到相應的約束。

除了這個重要信息點，還有一句話非常要害，涉及改革的基本立場。

王岐山這樣說：

歷史傳統中，「政府」歷來是廣義的，承擔著無限責任。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在廣大群眾眼裡都是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定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講「廣義政府」，不是第一次。至少去年年底，在會見基辛格的時候，就講了一次，「完善國家監督，就是要對包括黨的機關和各類政府機關在內的廣義政府進行監督。」這就是監督全覆蓋，比如，巡視和紀檢組派駐「不留死角」，也是在呼應「廣義政府」。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這句話。怎麼理解？島叔想提醒大家注意接下來的一句話，提到了「四個自信」。在當前的政治語境中，凡是講到「四個自信」，有一點非常明確，那就是強調不要從某種流行的西方理論出發來論，而是要從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代政治實踐出發，來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

既然「廣義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認知，根植於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治理實踐，那麼我們的任何改革都必須照顧到這個最大的現實。王岐山說「廣義政府」，承擔無限責任，這和西方政治理論中所謂的「有限政府」不在一個頻道上。

說到「黨政分開」這個詞，被很多人用來指稱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講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也講過很多次。但當時的語境是，要擺脫深受蘇聯政體影響而導致的「黨政不分」這個問題，因為嚴重束縛了改革。

《鄧選》第三卷有這麼一段話：「效率不高同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作風拖拉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涉及黨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黨代替了政府工作，黨和政府很多機構重複。我們要堅持黨的領導，不能放棄這一條，但是黨要善於領導。」講得很清楚，黨政關係，首先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其次才是各有分工，但無論怎麼分工，所有考慮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如何改善並鞏固黨的領導。

這是鄧小平的「原問題」。我們也必須在這個問題基礎上思考黨政之間的關係。如果改革的結果丟了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絕不會答應。

不過，一段時期以來，「黨政分開」這個詞逐步淡出官方表述。而一些學者在討論政治改革道路的時候，依然喜歡沿用這個表述，因為在他們的設想中，黨政之間是對立的關係，此消彼長。而一些人骨子裡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認同，也藉此鼓吹執政黨「放權」。因此，「黨政分開」在輿論場的話語體系中，已經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異化成了意識形態之爭，爭論的核心就是要不要黨的領導的問題。

但黨政之間的關係問題一直存在，也會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王岐山這次提出「黨政分工」，並反覆強調，「在黨的領導下」，應該說是正本清源，有的放矢，回歸了鄧公的本意。

這一屆中央高度重視制度建設，要為今後的改革搭「四梁八柱」。監察體制改革也是要在體制上確立「不能腐」的現實制度基礎，王岐山的改革思考已經非常深入細緻了。

循著王岐山的思考，我們也能看到改革的邏輯，既要扣住眼前的問題，大刀闊斧，也要照顧歷史的話語體系，小心梳理，可謂異常精密複雜。其實，的改革一直處在歷史和現實的張力中，高明的改革者一定會在兩者間尋找微妙的平衡。在這點上，學歷史出身的王書記深有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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