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小人物（一）

丁龍

丁龍（Dean Lung或Dean Ding）：18歲來到美國的勞工，後來成為大亨卡朋蒂埃的管家。捐出終生積蓄，倡議創辦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有關他的最後記載停在1906年。

2007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國哥倫比亞大學發出了一份尋人啟事，尋找100多年以前一位名叫丁龍的人。2012年，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也在《華人世界》中，尋找這個丁龍。除此之外還有《南方周末》等媒體也都尋找這個人。

那為什麼要尋找這個人，這個人究竟幹了什麼，這還要從哥倫比亞大學的保羅和米亞夫妻的故事尋人啟事的故事講起。

保羅•安德爾哥倫比亞大學現任副校長，日本電影研究專家，倡議將東亞系肯特樓更名為丁龍樓； 米亞•安德爾，保羅的夫人，美籍日裔，早年學法語，從未接觸過歷史鉤沉。從尋找丁龍開始，成為職業「考古」學家。

前些年，安德爾夫婦來到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看到學院「丁龍漢學講座教授」這個頭銜是世界漢學學者的最高榮譽，迄今只有四位教授榮膺。他們原以為這個丁龍是一個當時的大人物。但是發現丁龍僅僅是一個一百多年前到美國的一個普通華工。正是因為他當時捐助了一萬兩千美元，哥大才開設了漢語專業，這也是東亞學院的前身。哥大的漢語言專業對近代的文學影響巨大，民國時有一萬多人到此留學，象胡適，陶行知，徐志摩，馮友蘭，馬寅初、聞一多等人都在此深造。一個普通的華工間接推助文化的發展，以及文化在美國的傳播，不能不說是個奇迹。

米亞早年專攻法國語言文學，此前從未做過任何跟歷史有關的工作，這個故事讓她著迷，甚至走火入魔。她對丁龍產生強烈的興趣。

2、

２００５年秋天，米亞開始全力以赴挖掘整理丁龍的身世，一直到２００６年２月，她在檔案館和圖書館里大量地閱讀舊報紙，翻拍照片；驅車去到卡朋蒂埃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尋找線索，但是，能夠得到證實的丁龍的生平事實少得可憐。在夫妻兩不斷的努力和研究下，總算能把丁龍的人生經歷大概梳理出來。

丁龍，1857年生於廣東，他的童年經歷和家庭情況現在一無所知。1875被「賣豬仔」，來到美國當一名華工。1901年6月28日丁龍寫給哥大校長寫信，要求設立中文教學項目以及願意捐款一萬二千美元。至今哥大東亞系在介紹本系歷史時，就引用此信，表明哥大東亞系飲水思源不忘當年創立者的心意。1906年回到，再也沒有任何他的任何消息。

那麼一個社會最底層的華工怎麼掙到12000美元（相當於今天兩千萬人民幣），他是靠什麼起家的？又對當時美國社會和哥倫比亞大學產生什麼影響呢？

這就要必須提一個人：賀拉斯•沃爾普•卡朋蒂埃。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加州發現的金礦，引發了淘金熱，卡朋蒂埃立刻前往加州，並在加州建立了自己公司。後來創辦加州銀行，並成為總裁。卡朋蒂埃興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取名奧克蘭，並自任市長。他擁有中太平洋鐵路公司的大量股票，後來又兼任加州電報公司和歐弗蘭電報公司的總裁，建立起第一條從西海岸通到猶他州的電報線路，連接了美國東西岸。同時他也是數個鐵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可是說是加州最有影響力的大亨。

而丁龍一開始就是在加州建鐵路的華工，後來成為了卡朋蒂埃的眾多家僕之一。當時卡朋蒂埃的不擇手段和暴脾氣是當地出名的。一天，就是喝醉了酒，他怒罵懲罰所有的僕人，說要將他們統統趕走。第二天醒來，才發現被早就心有不滿的僕人們全都走了。卡朋蒂埃一生未婚，偌大的房子中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心情凄涼。但沒想到的只有丁龍留了下來。卡朋蒂埃問他為什麼能夠忍受不走，丁龍說起自己記得孔夫子說的，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視自己的榮譽。

從這時開始，卡朋蒂埃被丁龍的善良真誠所感動，也開始真的了解東方的文化。二人關係也從主僕關係轉變成朋友關係。丁龍成了他的朋友兼管家。

1889年，卡朋蒂埃從加州返回紐約時，1890年，丁龍第一次出現在美國統計報告中，當時是作為卡朋蒂埃曼哈頓住所中的一員，被稱為「華人幫傭」(Chinese help)，但是到了1900年，他已經是卡朋蒂埃的一個夥伴（companion）了。

卡朋蒂埃問丁龍，為了感謝這麼多年忠心耿耿的服侍想得到什麼回報。丁龍希望在美國最好大學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建立漢學系，讓美國人能夠更多了解文化。

1901年6月，卡朋蒂埃向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塞斯•洛（Seth Low）捐了10萬美元，並致信：「五十多年來，我是從喝威士忌和抽煙草的賬單里一點一點省出錢來的。這筆錢隨信附上。我以誠悅之心獻給您籌建一座語言、文學、宗教和法律的系，並願您以『丁龍漢學講座教授』為之命名。這個捐贈是無條件的，惟一的條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後追加贈款的權力。」

丁龍也捐獻了自己的積蓄，並在紙條上寫道：「先生，我在此寄上12000美元的支票，作為貴校漢學研究的資助——丁龍，一個人。」

但此時正是美國社會的排華時期，以一個僕人名字命名一所名校的一個文化項目這是不被社會主流認可的。當時哥大的校長塞斯•洛非常猶豫。

卡朋蒂埃的便多次寫信高度讚揚的丁龍的人格：「丁龍的身份沒有任何問題。他不是一個神話，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這樣說，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卻生性高貴的紳士中，如果真有那種天性善良、從不傷害別人的人。」

「……這是一個罕有的，表裡一致、中庸有度、慮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謹謹慎慎，克勤克儉。在天性和後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為上，他像一個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個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則像一個基督徒。」

也是７月２０日給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一封書信中，卡朋蒂埃他指出美國社會對華人的偏見：「我不是人，也不是人的子孫；也不是殘酷和落後的的辯護者。其統治者的罪惡使得它在行進途中蹣跚踉蹌、步履艱難。但是對我們而言，是應該去更多了解住在東亞及其周邊島嶼上大約７億人們的時候了。在我們模糊的概 念中，他們似乎只是抽食鴉片、留著豬尾巴一樣的辮子的野蠻的族群或崇拜魔鬼的未開化的人。」

這件事情在當時美國社會造成巨大的輿論和影響，甚至都傳到了。當時慈禧太后聽說以後，立刻捐贈了包括《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在內的5000餘冊圖書，李鴻章和清政府駐美使臣伍廷芳等人都有捐贈。

終於，西方文化近代史上第一個以捐款人的命名文化項目誕生了。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也因此成為美國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漢學系之一。以後卡本蒂埃不僅捐助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漢學系，也捐助加利福尼亞州的加州大學，加強對中華文化和思想的研究。他還不斷地追加給漢學系的經費。卡本蒂埃生前曾多次來廣東，並向最早設立的西醫學府-------廣州的博濟醫學堂捐款2.5萬美元。1936年，博濟醫學堂發展成為嶺南大學醫學院。如今，在嶺南大學醫學院的捐款者名單上，可以查出他是當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一個美國大亨為什麼能如此幫助自己曾經的僕人推行文化，正是因為他看到了丁龍的人格魅力，更體會到了這人格後面的文化深邃。而丁龍，這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人，也許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僅僅以卑微之身，微薄之力，讓美國能更好全面的了解，其愛國赤誠之心可見一斑。

一個人並不是高貴並不是全是因為他的社會地位，他的高貴更體現在他的人格和想法上。這點正是丁龍贏得卡朋蒂埃尊重的原因。1901年卡朋蒂埃和丁龍從回來，兩人共住一個高級包間。旁邊的乘客提出抗議，要求這個僕人去下等倉。卡朋蒂埃告訴大家，他是這個人的秘書，而這位人則是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於是此後，船上的人以便以崇敬眼觀去看待丁龍。

在這個真實故事裡我們可以感到，在卡朋蒂埃眼裡，丁龍不就是一個讓他知道文化和人性格的「樸實的哲學家」么？

但是1906年，丁龍買船票回到，以後他回到住在哪裡，又幹了什麼，再也找不到任何資料了。一個普通人面對回國可以出名的機會卻保持了沉默，這樣的靈魂不高貴么？從一個華工成為一個百萬富翁，本來也是傳奇。美國人了解文化，建立世界上最好的東亞學院，這樣小人物人不值得尊重么？

米亞認為丁龍回到以後查不到一點消息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英文名字「Ｄｅａｎ Ｌｕｎｇ」譯音被翻譯為「丁龍」，可是Ｄｅａｎ可能並不是漢語中的姓氏「丁」，而有可能是「田」。在英國倫敦發現的資料上，Ｄｅａｎ Ｌｕｎｇ後面所附的漢字清清楚楚地寫著「天 」，有可能Ｄｅａｎ Ｌｕｎｇ的中文名字很可能就是「丁天龍」。

馬衡

說一位歷史上很多人都沒聽說過的小人物——馬衡。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來到，除了殺人，還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搶。

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高達1879箱，被搶文物不計其數，僅戰後日本方面自己統計的數據就高達360萬件。

九一八事變開始，隨著東北淪陷，北京城越來越無險可守。而作為前朝故都的京城，大量皇宮珍寶，收藏品如不轉移，那麼對於文物歷史來說，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在這個危急時刻，一大批以馬衡為代表的故宮人挺身而出。作為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他，早已預料到北平會落入日本人手中，於是他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授權，與故宮博物院其他館長一同開始著手準備近代史上最大規模、最驚心動魄的文物大遷移。

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寶必須用最苛刻的方式得到保護。

集中裝箱的文物以書畫、銅器、瓷器、玉器為主，數量也最多，同時裝箱的象牙、雕刻、琺琅、漆器、文具、陳設等工藝類文物也占相當數量，共計2631箱，63735件，其中僅瓷器就達1746箱，27870件。又如石鼓，是人人知道的國寶，原存國子監，由故宮代運。11箱石鼓(含1箱石碑)，每個重約1噸，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與鼓身早已分離，稍有不慎就會脫落。馬衡負責石鼓的遷運，他親自研究裝運辦法。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記載了此事：「余鑒於此種情況，及既往之事實，知保護石皮為當務之急。乃先就存字之處，糊之以紙，總是石皮脫落，猶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纏以枲綆，其外復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遷，或較勝於當日之北徙也。」這個辦法是成功的，以後屢次開箱檢查，石鼓都沒有新的傷損。

1933年2月，故宮文物大遷移正式開始。截止到5月15日，4批文物陸續運抵上海，總計19557箱。而在這個過程中，

時任古物館副館長的馬衡親自督導數量最巨大的一批故宮文物（共計4635箱余）轉運到上海，保障了國寶的安全。

這些文物有多著名？說幾個名字你就知道了：《鍾馗打鬼圖》·吳道子、《清明上河圖》·張擇端、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和米芾的書法真跡……

後來隨著上海戰事告急，國寶必須有安全保證，於是第二次遷移從上海到西部內地又開始了。

馬院長不放心文物安全，甚至親自帶著自己的下屬押運國寶。謝天謝地，在南京淪陷前，國寶分三批依次運出，途中遭遇各種轟炸，但在轉運人員極大表現出了不畏日軍轟炸、不怕犧牲的奉獻精神。幸甚幸甚，文物們又安全地到達了西南腹地。

「抗日戰爭期間，13427箱故宮文物的精華被迫運離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輾轉流離，跨越兩萬里、14年光陰、1場戰爭。重返故都時再次清點，幾乎無一損毀、遺失。」

抗日戰爭結束后，文物隨著馬衡院長等人的有序調動，又有條不紊地回到了它們的家——北平。

也許有人不知道，在傅作義將軍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前，馬衡為避免故宮文物不受戰火破壞，四處遊說，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而這些，很少有人知道。

在故宮博物院里，當我看著那些彌足珍貴的精美鼎器、絕妙書畫、玲瓏剔透的紅釉瓶時，不但有對藝術品的欣賞感嘆，更有一分對民國那個時代，那些像馬衡這樣的長輩對於後代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敬仰。

小人物，也可以是的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