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誰諫書兩封：勸毛澤東接受劉少奇負荊請罪

核心提示：章士釗在寫這封信的同時，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雖然現在還未見到章士釗寫給毛澤東的信，但從他給劉少奇的信和毛澤東給他的複信中，我們可以大體推知那封信的內容，自然是規勸毛接受劉的負荊請罪，嚴肅批評但也原諒他的錯誤，團結一致，共同領淤好國家的建設。

章士釗與毛澤東合影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王春華，原題：「文革」時章士釗冒險諫書兩封:意欲調停毛澤東與劉少奇矛盾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湖南長沙人，著名黨外民主人士。他參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鬥爭，反對封建帝制，但又出任過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要求學生讀經少，曾以武力鎮壓學生運動。1949年，章士釗作為南京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在和談破裂后留住北平。新成立后，歷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1973年春，經毛澤東、周恩來特批，以探親名義赴香港做統戰、對台工作，同年7月病逝於香港。

毛澤東對這位師長輩的老鄉十分尊重，二人私交甚篤。章士釗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曾慷慨解囊，「借」給毛澤東數百塊銀元，資助革命事業。毛澤東謹記心間，建國后每年春節的前兩三天，他都要親派秘書往章府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直到章在香港去世。這堪稱我黨統戰史上的一大佳話。而章所著的《柳文指要》這種被列入「四舊」之列的書籍，在毛澤東的大力促成下得以在「文革」這一特殊歲月出版，更讓人看到兩人之間非比尋常的關係。章含之在她的《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和《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以及她主編的《章士釗全集》兩書中，都收入了「文革」期間章士釗的兩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釗寫給當時將被打倒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封是毛澤東接到章士釗寫給他為劉少奇求情的信之後給章的回信。這兩封信是研究當代史，特別是研究「文革」史的極其珍貴的材料，記錄了章士釗曾經竭盡全力地居中調停黨和國家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矛盾的一段秘聞。

那麼章士釗是如何調停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矛盾的呢？再好的內容轉述，也不可能達到直接閱讀原文的效果，故特將章士釗的信全文引錄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緬維64年春節元日潤（毛澤東字潤之――以下括弧內的註釋均為引者所加，不另說明）開教育會議於上海（此處為作者誤記，應為北京），公與釗均列席，時潤公縷述北大積弊，心長語重，響徹殿廊。未意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體系全體魚爛而亡，致有今日。回憶前塵，應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時不過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幾於無遠不屆，無高不達。馴（漸）至近日集中力量與公為難。顧（但是）細繹（理出事物的頭緒，意即分析）潤公曆次工作會議談話意旨，類（大都）無不予公優加顧惜，有增無己，如曰：少奇同志有責任，我亦有責任；又曰：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又曰：錯了，說明白，改過來就行，我無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質，與人卜人以共見。嘗論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人們對善的追求，都與我一樣）；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蘇子瞻《與程正輔游香積寺》詩云：「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釗觀近日廣眾宣布公之十大罪狀，若而無產階級路線，若而資本主義路線，疑似之間易滑而進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難東西忽而換位，黑白驟而變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說到有人不懂馬列主義而特裝模作樣，自封為領袖，以家長式在黨內發號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為指責陳獨秀一流人，然讀者謂是謾罵潤公。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別有用心，應置不論不議之列。

竊以共產黨起家不易，由草創以至統一全國，前後四十餘年之久。兩公鈴始終其事，相與戮力拚命以底於成，此何等珍貴友誼，豈可等閑視之。以釗揣知公於潤公，微論（不用說）學術，即以里（同鄉）與年事（年紀）論，風義原是師友相兼。加以親隨有年，不斷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處於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屬誼所當然。今外間之所崎齕（咬，啃。喻忌恨、傾軋）公者，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持百鳥不噪空窩（喻大凡世間諸事必有其因）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踞（長跪，雙膝著地，挺直上身，表示態度極其誠懇）謝罪，舉一切讕言毀語自矢（猶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向後在潤公統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階級路線，期於一流而無間（同一派別而毫無隔閡），傾懷自誓，毫無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