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如何與特朗普及其美國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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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月6日至7日，習近平主席將要出訪美國，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與川普總統首次會晤，就中美雙邊關係及國際局勢中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次交流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習主席與歐巴馬總統2013年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的那次討論，甚至更為重要，因為這次交流不僅決定川普任期期間的中美關係，而且也會為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的兩國關係奠定基礎。鑒於中美關係不是單純的雙邊關係，而是可以影響到亞太區域秩序，甚至整個國際秩序的關係，這次訪問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不過，川普在3月30日再次進行其慣用的「推特外交」，在其推特上說，「下個星期與的會談將會非常艱難，我們再也不能承受巨大的貿易逆差，還有就業流失。美國企業必須準備好找好其他替代選項」。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了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儘管美國沒有全盤接受這一概念，但歐巴馬政府的確意識到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之後的很多問題都是在這個概念構架內處理的。

面對新的情況、新的總統，習主席的這次訪問任務更為艱巨。中美關係面臨怎樣的新局面？習主席和川普會討論哪些重要問題？如何有效地與川普打交道？我們要注意些什麼、準備些什麼？圍繞著這些問題，我們邀請鄭永年教授進行了討論。

01

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及其機遇

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並根據這一概念來構建和引導中美關係。「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本身的貢獻是非常積極的。儘管美方沒有完全接受這一概念，甚至在某些場合表現出半信半疑，但這個概念至少使美方意識到美中關係不是一般的簡單雙邊關係，而是一對非常複雜的關係，雙方必須非常謹慎地來處理這一關係。

中美之間的很多問題及交鋒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已經延續多年，包括貿易問題、南海問題、台灣問題、朝核問題等等。總的來說，在過去的幾年裡，這些問題都是在「新型大國關係」的框架下重新得到闡述，並得到一定程度或階段性的解決或者管控。在這個過程中，雙方藉助了一些有效的平台，例如中美經濟和戰略對話以及各種國際多邊場合。

現在的問題是，在川普上台之後，中美雙方能否繼續有效利用這些平台，務實地開展對話，解決爭端？現在還不知道川普是否願意繼續使用這些平台，因為這些平台是歐巴馬時代雙方建立起來的。川普不接受歐巴馬所做的很多事情，甚至表示出厭惡的態度。如果川普不願意繼續使用這些平台，那麼我們就需要建立新的平台。在川普時代，如何構建新的溝通平台？這是需要立刻解決的問題。很顯然，如果沒有足夠溝通，就不會有足夠的互相理解，問題就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和管控。

川普政府確實為美中關係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選舉過程中和當選以來，川普就中美關係發表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言論，包括要以增加產品關稅（高達45%）的手段來發動貿易戰；將列為匯率操縱國；在南海問題上施加更大的壓力；乃至一度傳出針對台灣問題要否認「一個」的政策。所有這些很自然地直接引發了我們的擔心。但是，對這種可能導致事態向不利方向發展的不確定性，我們還是要進行科學的分析。我們不應該把這種「不確定性」絕對地看成是負面因素，進而排除因勢利導之下產生積極變化的可能性。

退一步來講，如果是希拉里·柯林頓當選，中美關係幾乎只可能往壞的方向發展，因為無論是之前的「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還是所謂的人權議題，都凸顯了她非常意識形態化的傾向。歐巴馬總統本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意識形態化傾向。意識形態化的政治人物不好打交道，在談判過程中很難有迴旋的餘地。川普之前一直是個成功的商人。不管他參選前後的個人言論如何，我們都有相當的理由相信他是非常實際的，很多看似棘手的問題也未必不可以談。

也就是說，今天的中美關係，在川普因素的作用下，固然可能比歐巴馬時代更壞，但也不排除可能比歐巴馬時代更好。習近平主席上次與川普總統通電話已經打下一個不錯的基礎。雙方已經有更高的格局，而沒有拘泥於一些小因素（例如台灣地區領導人某些小動作）所造成的影響。習近平已經強調，雙方要關注大問題，抓住大機遇，為未來半個世紀的中美關係奠定基礎。

當然，今天的中美關係所面臨的挑戰也是不容忽視的。在某種意義上說，較之於習主席與歐巴馬總統2013年的會談，這次訪問更加重要，情況也更為複雜。這是因為上次習主席與歐巴馬會談在本質上還是和美國建制派利益既得集團之間的對話，但今天的川普則自稱為代表體制外的力量。與此同時，美國體制中原有的利益既得集團依然存在，他們對川普極為抵觸，甚至認為其愚蠢，他們顯然也沒有放棄對川普施加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抓住這個體制外因素所造成的機遇來引導雙方關係的發展方向呢？這依賴於我們對川普的理解。只有科學地將他理解透了，才能使我們不受美國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形成真正有利於雙邊關係的看法。

02

如何理解川普及其政策重點

要理解川普，就要理解他個人，他的家庭、公司、治國策略等諸多方面，不然我們無法站在他的角度分辨他優先關注的事務。川普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我們在這裡不能一一加以討論。這裡，我們只就那些可以對中美關係產生巨大影響的因素加以討論和分析。根據我們初步的觀察和分析，這些因素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內優先。川普及其政府優先關注的是國內事務，不會把外交作為首要重點。現在人們批評他搞貿易保護主義，但是站在他外交絕對服從國內發展的角度看問題，這就很容易理解。到今天，美國這個帝國已經過度擴張，以至於其內部秩序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美國也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不過，絕大部分利益到了絕少數人手中，美國社會中的大多數普通人並沒有分享到紅利，有些社會群體甚至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僅舉一例。美國的中產階級從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大約70%降到了如今的不到50%。這個變化是美國社會很難接受的。所以，川普要以貿易保護主義來對抗其他國家（包括），無非是想藉此整頓和提升美國國內的產業發展。

如同其他國家，國內發展優先表明美國也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川普會在南海問題上維持對適度壓力的同時做出一定的退讓，旨在不讓南海問題成為干擾美國國內事務的重大麻煩。同理，在台灣問題上，他的態度也不會有太大的起伏。至於說放棄「一個」政策、承認台灣「獨立」這類根本性的變動，他不會貿然行事。事實上，川普冒險的可能性並不高。台灣問題在其任內得到一定的緩和也是有可能的。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警覺性和戒心，但也沒有必要過多地擔心事情朝壞的一面發展以至於忽略了引導其變好的可能性。

第二，增加軍費。優先關注國內事務的基本點並不排斥川普要保持美國軍事優勢的原則，以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要保持其軍隊能夠達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並能保證取得軍事鬥爭的勝利。為此，他會增加軍費。增加軍費會對美國國內就業和在國際軍火市場的地位形成有利的助推。而且，用更多的軍費維持絕對軍事優勢，客觀上還可藉機落實發展國內就業、吸引國際資本、實現再工業化的藍圖。美國這方面也有很好的歷史經驗。在19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美國因為歐洲戰爭的需要，大力發展軍事產業，有效帶動了實體經濟和就業。

第三，再工業化。再工業化的目標在歐巴馬時代已經出現。在這個方面，川普會把重點置於實體經濟。這不僅因為川普本人的實體經濟（主要是房地產）的經驗，而且在於實體經濟會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就業。

第四，減稅。為了配合吸引國際資本，川普政府還會通過減稅來進一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不過，低稅收意味著高債務。既要減稅，又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投資環境，那麼勢必就會形成高債務。

第五，弱美元。弱美元政策也會是川普的政策選項。川普政府跟歐巴馬政府不一樣，歐巴馬政府實行強勢美元政策，川普則會選擇弱美元以增加美國的就業和刺激美國的出口。川普現在跟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耶倫之間有矛盾。他或許選擇不想和耶倫鬧翻，等耶倫任期結束之後再開始實行弱美元政策。不管如何，弱美元政策要比對人民幣等施加壓力更為容易一些。

03

與川普打交道，我們不能做什麼

簡單地說，國內優先、保證美國軍事優勢、再工業化、低稅收、弱美元，這些構成了川普正在做或即將做的政策趨向。那麼這些政策構架會對中美關係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有哪些問題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我們認為在和交往中，川普會把重點放在貿易、朝鮮半島核危機、台灣和南海四大問題上。中東可能也會是一個問題，但川普不會把其作為重點。以前歐巴馬強調的環保等問題已經被川普排除。

習近平主席這次訪美，上述這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也必須面對。不過，我們首先要意識到有哪些事情是我們不能做的？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TPP。在川普宣布退出TPP之後，不僅一些原來TPP成員國（例如澳大利亞）邀請我們加入TPP，國內也有很大的聲音，呼籲加入TPP。一些人認為，這是取代美國領導全球化的大好機會，不能錯過。但是，實際上，在和川普打交道時，提及TPP將會是政治上的「不正確」。

首先，如果我們要跟川普做生意，就要了解川普的個性。川普很不喜歡歐巴馬，他要走自己的路。即使有些東西歐巴馬做得正確，但川普也不會繼續使用歐巴馬提出來的東西。TPP是歐巴馬時代的產物，川普已經簽署行政令退出TPP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要再去談論加入TPP。如果談及或者堅持加入TPP，不僅川普本人不喜歡，而且美國左右派都會攻擊。

為什麼？很簡單，因為TPP表示美國是老大。如果美國一走就加入其中，美國的右派就會攻擊，說是個威脅，美國一走就來取代美國。而美國的左派一直在反對TPP，因為其代表全球化，代表非正義和非公平。也就是說，如果提加入TPP，就會給美國左、右派一個威脅論的最有力的證據。因此，不應該提及TPP，的重點應該放在像RECP這種更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地區貿易安排。

再者，TPP主要是以規則導向的，從一開始其政治性就很強。歐巴馬要通過TPP讓美國來寫未來的貿易規則，而阻止寫規則。對來說，書寫規則當然很重要。不過，書寫規則不能過分意識形態化。書寫規則很重要，但規則寫好了，必須有人遵守。美國過去寫的規則，其他國家遵守，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美國的市場。這裡，歐巴馬過於意識形態化。如果美國國內市場出現了問題，經濟發展不可持續，那麼即使美國寫好了規則，別的國家不見得就會遵守。川普退出TPP未必就是錯誤。川普看到的是美國國內問題。如果能夠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美國就會變得更加強大，美國才有可能繼續書寫規則。

更為重要的是，在現階段，沒有必要和美國競爭「寫規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應是發展導向的。正在建設內需社會，一個內需社會較之一個出口社會更加強大。出口社會受制於別國的規則，而內需社會表明他國要接受我們的規則。就是說，要通過繼續發展內需社會來「書寫」規則。不會像美國那樣制定規則之後簡單地強加給人家。

第二，「新型大國關係」。如上所述，無論作為理論還是實踐，「新型大國關係」是十八大以來我們所做的努力。不過，在與川普打交道時，「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不應當再強調。不強調並不是退讓，因為「新型大國關係」概念下的那些內容，我們仍然可以繼續，也要堅持。

不久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來訪問，他確實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新型大國關係」的內容。國內的一些人更是欣喜若狂。不過，要意識到，這可能只是假象。川普不會簡單接受和使用這個屬於歐巴馬時代的概念。有效的替代做法是，我們可以用一個新的概念來概括這些內容。如果現在暫時提不出新的概念，也可以跟美國商量，使用什麼樣的新概念。

第三，多邊主義。跟川普打交道，不要太過於強調多邊主義。在歐巴馬時代，美國總是強調多邊主義的政策，無論是貿易還是軍事上。不過，現在不同了，川普一直強調的是雙邊談判。川普強調雙邊貿易談判，已經遭到各方的批評。實際上，在經濟學意義上，雙邊談判的意義不容忽視，它較之多邊談判更容易實現公平貿易。多邊談判，國家一多，就開始政治化。TPP就是一個很好案例，與其說是自由貿易機制，倒不如說是政治變革機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貿易上，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多邊主義，但也不要排除雙邊談判。我們的態度應當是開放的，接受多邊的或者雙邊的談判。實際上，即使在歐巴馬時代，中美之間也一直在進行雙邊談判。在中美貿易上，我們應當強調雙邊貿易談判。雙邊談判，我們不會太吃虧，因為中美經濟是非常互補的。

04

與川普打交道，我們要準備什麼

以上三點是我們必須小心，甚至不能做的。那麼，我們要做什麼？要準備些什麼？我們認為，至少在如下方面，我們要做好做足功課。

第一，避免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川普提出「貿易戰」，但他不知道怎麼去做。川普已經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詳細調查和查明「個別國家和個別產品」是否造成貿易逆差，並在90天之內提交報告。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公布的調查名單包括大陸、台灣、日本、德國、墨西哥、愛爾蘭、越南、義大利、韓國、馬來西亞、印度、泰國、法國、瑞士、印尼和加拿大等國，並且明言是「頭號逆差來源」。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羅斯也強調，存在逆差不一定會報復。「如果他們提供我們不能提供的產品，點名某國做壞事就有點難……。在某些案例中，只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擅長製造某種產品或者成本比我們低廉。所以，這並不表明名單中被點名的國家都是在做壞事。」

這裡有很多提示。要避免和美國的貿易戰，我們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其一，算賬。我們要給川普算一筆賬，不要提過多的抽象口號。跟川普討論少提甚至不提抽象的口號為好，而是要跟他算一筆明細賬，比如中美貿易裡面，美國賺了多少錢，我們賺了多少錢，要給他算清楚。我們有很多這樣案例，比如一個Apple手機我們賺了多少錢，他們賺了多少錢。儘管是美國少數人賺了錢，但不管怎樣，關鍵是美國人賺走的，不是我們賺走的。實際上，在朱鎔基任總理的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和美國打交道的，讓數字說話。這方面，的智庫和學者沒有多少研究，但海外是有些研究的。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美國人所賺的錢流向了絕少數人，但也是美國人，而非我們。

再者，我們也必須說清楚，很長時間以來，所謂的「製造」實際上只是「裝配」。這是因為一個產品的區域產業鏈的形成，一個產品的諸多零部件並不在生產，而是在亞洲的很多國家生產，然後運到，在最終裝配之後，出口美國。這和傳統的製造系統已經全然不同。

其二，開放。我們必須強調我們的經濟體是開放的經濟體。我們經濟體中有很大的比例和國際經濟有關，尤其是和美國、歐洲經濟體有關。如果美國搞貿易保護，不僅會損害利益，而且也會損害美國企業在的利益。我們要跟川普說清楚，在開放經濟體的條件下，搞貿易保護會形成兩敗俱傷。

其三，在貿易談判里，我們還需要考慮到川普的政治需求。貿易談判始終是政治，沒有完全公平的概念。中美貿易談判應該傾向於川普的支持者或支持州。例如，支持川普的大多數是白人、農業州，這些是談判需要考量到的。我們在跟川普談判的時候要考慮到川普選民的需求，或者說選民州的需求。如同其他國家，美國的政治人物需要考量到其政治支持者的需求。儘管表面上，他們不談這些問題，但實際上是有需求的。政治歷來就是如此。很可惜，在這些方面，我們的政策研究機構和智庫沒有充分的準備，功課沒有做好。這方面，有很多具體研究要做。我們要具體說清楚，會以怎樣的方式給美國帶來怎樣具體的好處，如就業、稅收等等。

第二，管控南海爭端。

在南海問題上，我們這些年在和美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在和川普打交道時，我們還是要跟以前一樣，繼續強調幾個要點。

其一，海上航道安全和島礁主權分開。我們承認航道安全既是美國的利益，是南海相關方的利益，但更是的利益。我們不會破壞航道安全，因為85%的海上貿易都要經過南海。我們要強調通過中美合作來維持航道安全，而不是去破壞航道安全。

其二，島礁主權和美國無關。我們要解釋清楚，島礁主權是我們跟其他聲索國之間的糾紛，跟美國沒什麼實質性的關聯。再者，在島礁方面，沒有擴張的野心。所謂的「擴張野心」是西方思維，是西方一些人強加給我們的。我們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主權，而不是要擴張。我們沒有說整片南海是我們的。至於島礁主權，我們要跟其他的聲索國通過雙邊的談判來解決問題，並且現在也出現了積極的勢頭。

其三，提供國際公共品。在南海問題上，我們要強調我們所進行的一些島礁建設，是一種民事建設，我們並沒有進行過度的軍事化，現有的軍事設施只有最低限度的防禦功能。在南海，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在這些島礁建設好之後，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島礁提供區域和國際的公共品，即公共服務，以保護海上航道安全。

第三，處理朝鮮核危機。

川普現在強調的是，到今天為止朝鮮核危機的解決途徑已是完全失敗。我們當然不會承認完全失敗，但我們應該承認這個問題的確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至少以前的方法不是那麼有效。中美在朝鮮問題上有很多討論空間。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可以自信一點。我們今天對朝鮮的制裁措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硬了。應該和美國共同解決朝鮮核問題，實現半島的無核化，維持半島的和平安全。我們在朝鮮問題上不能再做旁觀者了，因為這是我們最大的安全問題。無論短期來看還是長遠來看，朝鮮半島可能都是最大的安全威脅。

在朝鮮核問題上，我們應該採取與美國合作的態度，而不是抵制的態度。如果美國主動採取軍事行動，也可以盡量跟美國配合，只要該軍事行動不影響到的核心利益。可以以更積極的態度去配合美國解決朝鮮核問題。當然，也可以要求美國用更積極的態度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無論怎樣，這都會是雙贏的，因為朝鮮核問題發展到今天並不是朝鮮本身的能力所致，而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矛盾所致。或者說，朝鮮核武器能發展到今天就是因為過去中美兩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有效的協調。兩國都有能力各自解決這個問題，或者合作解決這個問題，但兩國選擇不去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就是今天的情形。從某種程度上說，解決朝鮮核問題也是今天中美兩國合作的一個機會。

第四，維持台灣海峽和平。

台灣問題是的核心利益，沒有任何退讓的餘地。這是我們的主權問題，不管誰執政，大陸絕不可能給台灣任何「台獨」的空間。在台灣主權問題上沒有退讓的餘地，這個是和美國歷屆政府都要說清楚的問題，今天也要跟川普政府說清楚。在美台軍售問題上，因為有美國《美台關係法》的存在，儘管不可能完全切斷美國跟台灣的軍事關係，但可以爭取的是想辦法說服川普政府不要把先進的武器賣給台灣。美國如果毫無理性地和台灣發展具有實質性的關係，只能加速強化我們實現國家統一的決心，加速發展我們統一的能力。

總體上來說，所有這些問題既是中美潛在衝突的領域，但也是中美可以合作的領域。我們要強調和美國雙邊合作所能帶來的利益。兩邊合作的話，什麼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兩邊不合作的話，兩個大國都會是犧牲者。

在一定程度上說，今天中美兩國實現G2的機會要大於歐巴馬時代。歐巴馬外交是非常意識形態化的。他是一個以意識形態治國、治理國際關係的政治人物。希拉里·柯林頓也是這樣。川普時代，客觀條件要求美國做出現實主義的調整。現實主義表明美國要弱化往日的意識形態。川普不是個傳統的政治人物，他本質上是個商人，會比較實事求是。儘管美國的既得利益仍然抱意識形態，但川普對舊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多大的好感，相信他也不會抱殘守缺。對來說，做得好，這便是一個機遇。

＊ 本文作者系鄭永年教授，文章首發於正角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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