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草原長調|天涯·頭條

天有際，思無涯。

本文首發《天涯》2002年第6期。

草原長調

韓少功

天邊最後一抹火燒雲熄滅，濃濃夜幕低壓四野，長夜便開始在熱氣驟退的草原上流動。天地間只剩下黑暗裡點點流螢，一片篝火。牧民們披上禦寒的大皮襖，端起盛滿馬奶酒的大碗，看著鐵皮罐下跳動的火苗，一股暖流自然從肺腑升起湧向喉頭，化為一種孤獨的聲音，緩緩的，沉沉的，滔滔而來。

這種聲音是不需要聆聽的。草原上地廣人稀，極目茫茫，游牧者尋居各自的草場，使最近的鄰居也可能在幾十公里之外，因此歌唱永遠指向虛空，是對高山、河流、草地、天穹的一種精神回應，從不需要他人的理解。相比之下，江南民歌的戲謔，西北民歌的傾訴，北方戲曲的敘說，以農耕社會的群居為背景，都是唱給人聽的歌，太具有文字屬性和世俗氣味，不適合在這樣的寂靜中生長。

這種聲音又是期待聆聽的。歌聲總是悠長，才能隨風飄送很遠；音域總是自由而寬廣，樂符才能騰升雲端以便翻山越嶺。這些歌聲隱藏著一種飛向地平線那邊的衝動，如同一種呼號，因此只能是慢板而不可能是快板，只能是長調而不可能是短調，只能是旋律的迴腸盪氣而不可能是節奏的複雜多變。在一個無需登高就可以望盡天涯的草原，在一個闊大得幾乎沒有真實感的空間，一個人的靈魂不可能不噴發聲流，不可能不用這種呼號來尋找遙不可及的耳膜。

也許，蒙古長調就這樣產生了。

一輪紅月亮悄悄地升起來。長調潮湧，緬懷著故鄉，表達著愛情，也記錄著歷史和知識——哪怕對一匹馬的生長過程，也可以用一歲一曲的方式，把馬從小唱到大，循環反覆的套曲，配合著歌者相互遞讓的一個酒碗，既是育馬的課程溫習，也是憐馬的悲情傾吐。這使蒙古人成了一個最長於歌唱的民族，精神幾乎全都溶解在歌聲里，遠古「樂」教傳統比漢民族延綿得更為長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論是酋長，還是僧侶或者牧人。以至於他們的善飲，似乎只是為了使他們有更多放歌的豪興；他們的嗜肉，似乎只是為了使他們體魄更為健壯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內灼烤出西方式的美聲和共鳴。他們放牧時騎在馬背上的悠閑，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則為他們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時光，為一切辛勞的農耕民族所缺少。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誦，加上接近朗誦的詩化日常口語，構成了他們的語言，構成了他們歷史上最主要的信息傳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紀以前的漫長歲月里，他們甚至沒有文字，也不覺得有什麼書寫的必要。

俄國詩人普希金端詳過這個粗心於文字的民族，說蒙古人是「沒有亞里士多德和代數學的阿拉伯人」。但這並不妨礙蒙古深刻地改變過俄國，在很多西歐人的眼裡，粗獷強壯的俄國人已經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歐洲人。這也不妨礙蒙古深刻地改變過，在很多南方人眼裡，雄武樸拙的北方人同樣眼生，不過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人。蒙古的武藝甚至越過了日本海，成為了相撲（摔跤）和武士道傳統的源頭；甚至越過了白令海峽，融入了美洲印地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後來美國人的「牛仔風格」。他們的長調一度深深烙印在其它民族的記憶中和樂譜上。俄國音樂中的悲愴，中東音樂中的憂傷，西部信天游（陝甘）、花兒（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樂素材中的凄婉，很難說沒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魯倫流域的寒冷。從英吉利海峽一直到西伯利亞流行的ｓｏｎｎｅｔ（商籟體詩歌），深深藏在蒙語辭彙中，很難說沒有注入過蒙古牧人滾燙的血溫。

北半球這種泛蒙古的大片遺迹，源頭十分遙遠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認的，只是公元１２０６年的「庫里爾台」，即蒙古各部落統一后的酋長會議。成吉思登基大汗，熱血在歌潮中燃燒，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動，駿馬在歌潮中揚蹄咆哮，突然聚合起來的生命力無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為一片失控的風暴。後世史學家們的筆尖每到此處也為之哆嗦。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類最大的幸福在勝利之中：征服你的敵人，追逐他們，剝奪他們，使他們的愛人流淚，騎上他們的馬，擁抱他們的妻子和女兒！」於是一個散弱的民族從漫長的沉默歷史中崛起，以區區不過百萬的總人口，區區不過十二萬的有限兵力，竟勢如破竹橫掃東西南北，先後擊潰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刺子模、俄羅斯、波斯、德意志以及阿拔斯王朝，鐵騎踐踏在莫斯科、基輔、薩格勒布、杭州、廣州、德里、巴格達、大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亞得里亞海岸。人類史上一個領域最為遼闊的國家，隨著他們似乎永不停止的馬蹄和永不回頭的塵浪，突然閃現在世人眼前，幾乎沒收了全部視野。

巴格達城破之時，除了極少數熟練工匠留下來，八十萬居民被屠殺殆盡。征服者比虎豹還要兇猛和頑強，可以舉家從軍，在缺吃少眠的情況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掃蕩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僅靠一點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擻地跨越高加索山脈。他們的皮袋既可以儲水，又可以充氣後用來過河，再加上煉鐵技術提供的一點馬蹄掌、弓弩、鉤矛和釘頭錘，這一類簡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們永遠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蟲撲向地面」，「不屈不撓，戰無不勝」，「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鬼」（見《馬修帕里斯的英國史》，１８５２）。他們是一支歌手組成的軍隊，因此習慣於激情的噴發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關心學問和教化，不拘泥於任何作戰規程，包括不需要什麼後勤輜重。相反，他們的後勤永遠在前方，在敵人的防線那邊，是等待他們去劫掠的一切糧草、牲畜、財寶以及俘虜，是全世界這個取之不盡的大庫房。

這些身披獸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說著異族人誰也聽不懂的話，對於世界來說是一群不知來歷莫知底細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國，治國則不可無文。一個厚武而薄文的帝國，體積龐大得口耳難以相隨，首尾難以相應，恐怕一時有些手足無措。成吉思汗的戰略是首先聯合「所有住在氈篷里的人」，從而將部分突厥人納入自己的營壘，但知識與人才還是遠遠不夠。於是阿拉伯人被用來管理貿易和稅收，人被用來操作火炮和醫藥，擅長交際的歐洲人則被遣去處理一些外交事務——其中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就給忽必烈大汗當了多年使臣，還在揚州當上地方官。蒙古大汗們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危險，對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無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聖旨是這樣寫著：「長生天帝力里，皇帝聖旨里：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什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么道有來……」這一段漢文讀來如同天書。其實「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溫」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達識蠻」是指伊斯蘭教徒。「每」相當於「們」。全句的意思是：聖上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不論你們念的是什麼經，只要是告天祝壽的就統統念起來吧。這裡的多元共存態度，作為一種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範後世；但粗野雜亂的行文，愣頭愣腦的口吻，如同街頭巷尾的大白話，驅牛逐馬時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氣，哪有堂堂朝廷聖旨的體統和氣象，完全暴露了帝國在文化上的粗放。事實上，帝國在文化上一開始就無法設防而且比比破綻，以弓矛開拓的疆土，最終難逃來自異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紀後期，經過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暫的強盛，一個不擅長文字的民族，一個缺少思想家和學術典籍的民族，從而也就缺乏成熟國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佔領區的其它族群同化，在習俗、語言以及人種上皆有消泯之虞。依稀尚存的帝國也大體上一分為三：旭烈兀的伊爾汗國尊奉伊斯蘭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別爾克的俄羅斯金帳汗國則部分引入了東正教。各大汗國之間爭權內戰，腥風血雨，最終耗竭了帝國的生命，其實也是一隻軍事恐龍在文化四面合圍之下的必然倒斃。

像一道閃電，帝國興也匆匆亡也匆匆，結束得太快，連當事人也來不及想清楚這是怎麼回事。除了後世少數學人，對於大多數牧人來說，這一段歷史如真如幻，似有似無，撲朔迷離，支離破碎，只是草原長調中增加了一則血色的傳說。他們的歷史總是傳說，更準確地說是傳唱，是神奇和浪漫，卻不一定是真實，於是大多成為閃爍其辭的「秘史」，充斥著各種「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語焉不詳，是一堆虛虛實實的謎團。他們是要忘記這一段歷史嗎？是從來就不需要歷史嗎？對於他們來說，最真實的一份歷史，也許總是潛藏在和聲四起時歌手們肅穆持重的目光里，潛藏在音浪高旋時歌手們額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們長調中一個音符的顫慄或一個節拍的陡轉：

歌手的眼裡有了淚光，也有了歷史。他們的歷史只易被感覺而不易被理解，等待著人們的心而不是腦。

他們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一無所有。先民對世界的摧毀差不多是一種無意識的衝動，正像他們大規模改進過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種無意識的任性而為。東方的火藥、絲綢、機械、印刷術以及煉鐵高爐，曾隨著他們的背影向西方傳播。還有宗教的跨大陸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緣滲入，曾沿著他們的泥濘車轍延伸遠方。他們並不完全清楚自己做過了什麼，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場。這樣，當大陸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從草原撲向海洋，目光瞄準了美洲和亞洲的海岸，以遠航船隊拉動了貿易和工業，東端的這一些弟兄卻沒有聽到汽笛的餘音，草原上一片寧靜。

歐亞大陸的游牧文明至此東西兩分。作為東方的這一支，他們不僅與「亞里士多德和代數學」擦肩而過，而且被工業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現代快車棄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紀末，他們還只有兩百多萬人口，書寫著一種俄國蒙族和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個特別小的語種。以至人們觀察四周的目光，常常會從他們的頭頂越過，忽略他們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很難窺探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一般來說，語種沒有優劣高下之分，但知識生產與經濟生產一樣，都有規模效益的問題。小語種無法支撐完備的翻譯體系、出版體系、研究體系，對思想文化的引進難免力不從心。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尚且常有出書之難，蒙古出版市場不及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個縣的市場，委實有些太小，難以咽下全世界那麼多文化經典。這使我走入烏蘭巴托鬧市區的書店時，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繽紛炫目，也感受到起碼有學術譯介的明顯不足。沒有笛卡爾全集，沒有尼采全集，更沒有福柯和普魯斯特全集，這當然很正常。架上書大多是詩歌（他們主要的寫作體裁），大多是配了圖畫的少兒詩歌（少兒是這裡最能形成規模的購書群體），同樣也很自然。這使我突然間理解了一切小語種國家知識生產的困難——如果不是考慮到這一點，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會果斷恢復中文的地位，韓國知識界近年大概也不會展開討論：是否需要回歸漢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這些深諳洋務的國家終於明白，知識競爭是比資本競爭更為根本性的競爭，丟掉老語種（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難以充分利用歷史資源，沒有大語種（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難以充分利用域外資源。他們選擇國語不僅需要捍衛民族尊嚴，而且須有利於整個國民知識素質的優化，有利於在整個世界知識生產格局中搶佔要津，不是送一些學子出國留學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韓國那些單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邊那種牛馬吃草般的素食習俗，還有那種對數字的精明，對器物製作的機巧。他們從內心深處是不是想成為下一條經濟小龍，也並非不是一個疑問。是的，他們使用著很小的語種，在周邊各大文化板塊的夾縫中幾乎孤立自閉，因此他們在接受日本汽車、韓國商場、德國行動電話、美國賓館和晶元、食品和飲水機的時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學方面留下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麼樣？他們因此而變化得暫時缺乏深度，可能沒有自己的完善工業、強勢外交、巨額金元以及足夠多的世界級思想領袖，更沒有稱霸世界的導彈和反導彈系統，但那樣的日子就一定黯淡無光？就一天也過不下去？不，與很多人的想像相反，在我看來，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強之地，卻一定是世界上的歡樂之鄉，比如說是歌聲、酒香以及笑臉最多的地方。走進這裡的任何一扇家門，來人都是貴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優美而且不勝其唱的長調便會油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歡也不太信任沒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對一個乞丐，也得讓你醉成一團爛泥方才滿意地罷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資源有什麼權屬，一隻鷹或者一隻兔子，反正是天地間的東西，只是撞到槍口上了，任何一個過路人都可以入門分享。一個蒙古詩人對我說：「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乾淨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乾淨的血。」

這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還有支撐這種自豪感的習俗傳統和心智特點，穿越一個又一個世紀的風霜，居然從未被外來的文化摧毀。蘇聯式的革命浪潮，在這裡留下了很多馬克思的畫像和列寧的語錄牆；美國式的市場浪潮，使這裡都市人的穿戴已從頭到腳與東京人或漢城人無異。但這些都像是一種表面塗刷和覆蓋，並未動搖蒙古文化縱深的岩層，比如從未動搖過他們對成吉思汗一類前輩英雄的崇敬，決沒有式的大挖文化祖墳，一次次狂熱地「倒孔」和「批孔」。構成這種文化恆定的很多原因中，當然包括了語種。堅守在一個小語種之內，沒有完備的翻譯體系、出版體系、研究體系，恰好形成了一種死角屏蔽，一種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堅殼，使任何文化衝擊都在這裡被減弱為餘波，任何文化淹沒都在這裡被過濾為點滴——他們因此而可能無緣於現代變革的迅疾和徹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現代變革帶來的種種心智內傷，比方說避免了一窩蜂「鬥私批修」或者一窩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蕩。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人被這些思想體系折騰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寧的時候，陌生的西洋人名與草原照例沒有太大的關係。於是蒙古的體制仿造總是要打下折扣，要打下大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變形走樣的湊合，至少沒有普遍的焦慮、輕薄、冷漠以及陰狠為之打底，或者說很難得到深層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異的外國資本進入，這裡的所謂市場經濟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溫暖，常常讓位於豪爽慷慨的天性，讓位於你我不分公私相濟的部落遺風。這使他們仍然有一份心中的淳樸和豪放，有一種從容放歌的心胸。

他們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聲來撫摸遙遠天邊。一位副省長，一位司機，一位鄉村教師，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見到的這些人一旦放開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會身份，回歸蒙古人兩眼中清澈的目光，透過這種清澈來讀解世界和生命。他們似乎以歌立命，總是沿著歌聲去尋找自己的生活，尋找一種只能屬於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當烏蘭巴托街頭已經車水馬龍之時，他們也只是把高樓當作新的氈包，把汽車當作新的駿馬，把汽油和煤當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黨制的國會當作多部落聯合議事的金頂大帳，血管里仍然奔流著牧人們火一樣的樂句。

我在氈包里學會了這首《蒙古人》。我得承認，我在這裡度過了一輩子中唱歌最多的時光，實現了我似夢非夢的天堂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