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 作為意識形態產品的太陽能

▲田松教授

作者 田 松（本號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責編 許小編 劉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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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去懷柔，沿途看到了很多兩頭怪物站在路旁，一個方腦袋直直地挺著，一個扁腦袋耷拉著脖子。這是太陽能路燈——高科技、新能源、清潔、環保的象徵。這是北京市新農村建設工程的一部分。據報道：「這種太陽能路燈每盞在7000元到1.3萬元之間，購買成本比普通路燈貴。」但是，它節能。「以一盞普通路燈35瓦計算，此次安裝的6000盞太陽能燈，每小時可節電210度，以每天照明8小時、一年365天算，一年可節電61.32萬度。」（北京新農村讓城裡人羨慕，北京日報，2007-10-11）這個帳我看著糊塗。按照平均1萬元一盞計算，6000盞太陽能路燈，就是6000萬元。現在北京市電的價格每度不到0.5元，即使農村用電貴一點，按每度1元算，則6000盞路燈一年之所節約不過61.32萬元，要想把裝燈的成本全賺出來，差不多要100年。可是，這個路燈的壽命能有100年嗎？我轉手就在網上找到了《法制日報》的一則消息，《北京太陽能路燈局部故障率高達21%，質量勘憂》（法制日報，2007-7-16）所以，不管怎麼算，這個太陽能路燈都是個賠本的買賣。

農民是不會做這個冤大頭的。按照《北京日報》的說法，北京「全市推出108項新農村建設工程，111.8億元資金投向了農村地區，僅用於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新農村建設專項資金就達70億元。」其中包括「安裝太陽能路燈8萬多盞」。然而，政府為什麼做這個冤大頭呢？

一個在經濟上不合算，技術上也未必成熟，質量上還不大有保障的產品，卻可以被政府大批採購。政府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反而會當作政績向外宣揚。這是因為，在當下的語境下，太陽能已經被貼上了諸如清潔能源、環保、進步等一系列的好詞兒，已經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而扶持新能源企業，開發新能源技術，就成了政府當然的使命和任務。

所以，太陽能路燈，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產品，然後才是物質性產品。政府購買太陽能路燈，不在於購買其作為物質的產品，而在於購買這種產品附著的意識形態。購買了太陽能路燈，就意味著政府在促進農村進步，而且環保、節能，可以作為政績拿出來炫耀，並且也自然地會得到公眾的稱讚。

反過來，對於研發及生產太陽能路燈的公司而言，最重要的也不是把太陽能路燈作為物質產品進行銷售，而是把它作為意識形態產品進行銷售——進一步打造太陽能路燈的環保形象，以期獲得政府更多的訂單。

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化的時代，在我們有限的一生中，我們所生存的物質世界要被新技術徹底更新不知道多少次。五花八門的新產品不斷出現在電視廣告上。它們首先都是作為意識形態產品而出現的。「一天一斤奶，健康人」，牛奶成為健康的象徵；「這樣的手機才有面子」，新款手機被塑造成尊嚴的象徵。與此同時，我們對於事物的基本看法，也都被這種意識形態所改變。在美容、豐胸、減肥這些產品的市場開拓過程中，首先銷售的是關於美的意識形態。

太陽能路燈在經濟上顯然是得不償失的。那麼，它到底有多環保呢？如果我們只是把一個村子當作一個系統來考察，太陽能路燈似乎是比普通交流電路燈環保。但是，如果我們把系統放大，把電的來源和去處都考慮進來，答案可能會發生變化。讓我們考慮這樣兩個系統：

1，太陽能路燈的系統：太陽能電池板生產所需要的礦井、車間；生產太陽能電池板過程中耗費的電、釋放的垃圾；太陽能路燈；太陽能電池板退役之後所投放的垃圾堆。

2，傳統路燈的系統（假設用的是煤電）：煤礦；煤炭的加工；火力發電站耗費的電，釋放的垃圾；火電傳輸線路；路燈。

把這兩個系統進行比較，則太陽能路燈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未必就少於傳統路燈。

而更加詭異的問題，農村從前沒有路燈，人們的生活也不依賴於路燈。所以，那6000盞等每年節約出來的61.32萬度的電，本來是子虛烏有。正如一個笑話所說，一個人跟著公共汽車跑了兩站路，回頭跟老婆說，今天省了1元錢。她老婆說：蠢貨，你怎麼不跟著計程車跑，至少省10塊錢。

所以，問題不是應該用什麼樣的路燈，而是，路燈對於那裡的生活是否必要？

如果是為了節約，我有個可操作的建議：不要安裝這8萬盞太陽能路燈，直接就省出來六七十個億。我們可以用這些錢給每位農民發一個手電筒，剩下的，投資一個回收傳統電池的企業。這個策略所起到的環境效果，比雙頭怪物要好得多得得。只不過，這個方案缺少足夠的意識形態價值，也不像路燈那樣具有可觀賞性，自然就不會為政府所青睞。

2008年6月12日

北京 雁棲湖

（本文發表於《新知客》2008年第7期，發表時題為《從意識形態產品到物質產品》，這裡略有補充。收入作者文集《一觸即崩》。

▲《一觸即崩》，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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