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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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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體重超過900斤的男人，曾經因為過度肥胖嘗試自殺，但他失敗了，因為過於龐大的軀體竟然將藥物全部吸收掉了。
從那之後，他改變了自己的心態，決定參加減肥手術。手術成功的他不再一身贅肉，但之後的生活卻沒有像他預期的那樣變得一帆風順。贅肉有可能被一場手術割除，過去的痕迹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他依然不能像一個「正常人」一樣度過餘生。
生活艱難，但也許我們這些「正常人」真的應該好好審視自己的慾望，學會欣賞日常瑣碎里的美好了。畢竟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也許是有些人窮盡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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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樣的男人」
保羅·梅森面積不大的卧室里，一張巨大的床佔了不少空間，顯得有些擁擠。保羅坐在床上，用兩塊縫在一起的窗帘遮著自己的身體，他覺得自己不能就這麼死掉。
他每天躺在10英尺的巨大床墊上動彈不得，為了方便，所有的東西都放在床邊伸手可及的架子上。他早已厭惡自己的胃口，受夠了每天要攝入近20000卡路里的熱量。他想擺脫這幅沉重的皮囊，但除了這幅皮囊之外他一無所有。
每天早餐，他能吃一整包熏肉和香腸外加數十個雞蛋，頂得上十個人的飯量；三餐之外，一天的零食是40袋洋芋片和20塊朱古力。
他家門上安了對講系統，走廊由英國國家衛生局專門加寬，快遞員可以直接把外賣送到卧室床頭。
他平日幾乎不穿衣服，只在私處蓋一條白色毛巾。最胖的時候他有980磅重，差20磅就破千了。
減肥手術可以拯救保羅，但這種手術也很可能會要了他的命。
手術后，他西瓜大小的胃會縮小到雞蛋一般，也會截掉一大段小腸。他開始新人生的幾率有50%，而剩下的50%，他可能在手術台上突發心臟病，或者血栓堵塞、血管爆裂或者器官衰竭最後失去生命。
但是就算不做手術，他遲早也會因肥胖而死。
對於減肥手術的利弊，保羅已經權衡了很久。2008年他曾服藥自殺未遂。那天他吃了足夠毒死兩個成人的可待因，但第二天早上他照常醒來，只是有點頭疼而已——他的身體竟然將藥物全部吸收了。
現在，他轉變了心態，下定決心動手術。為他主刀的醫生肖·薩默斯在英國很有名望，曾為數千名肥胖患者做過手術。首次拜訪保羅時，薩默斯在床前為他做了術前評估。他雙手推了推梅森身上的贅肉。
在這之前，護工把他的肥肉翻開，花了幾個小時為平日深埋在肉裡面蒼白的皮膚塗抹藥膏。評估結束后，薩默斯問保羅為了減肥是否願意拿生命來賭一把。一番啜泣后，保羅告訴薩默斯，他願意。
手術當天，他躺在醫院裡最大的手術台上，身上的贅肉還是從床兩邊垂了下去。薩默斯和助理醫生們要進行的是胃繞道鎖眼手術，他們先在保羅腹部的切口上插上了五個管子，血在切口和管子的縫隙間流了出來。
薩默斯把手術器械伸進管子里，用微創手術剪刀和縫合器械切除腹部的脂肪。手術過程中，帶著呼吸面罩的保羅一直在熟睡。儘管大部分內臟都被厚厚的黃色脂肪層覆蓋著，但他的心臟看起來驚人地健康。
兩個小時后，這場手術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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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吞下食物的時候，大腦分泌的肽啡會讓你產生快感」
保羅·梅森並非一直都這麼胖，但他確實一直都是學校里最高的孩子。他記得，九歲的時候就已經一米八幾了，雖然人高馬大但性格卻很靦腆。上學路上常常有調皮的男孩兒爬到他背上試圖把他扳倒在地。
保羅生在伊普斯威奇鎮（倫敦東北方向75公里）的一個中產家庭，在家裡，保羅的日子也不好過。父親在部隊和警察局工作，紀律嚴明，所以他始終對父親有所敬畏。他總是把媽媽做的飯吃得乾乾淨淨，因為父親容不得他盤子里有一點兒剩飯，否則就不讓他離開餐桌。
保羅的父親羅伊同樣體重超標，29歲就患上了糖尿病。「我記得一個周日，媽媽給我們做了沙拉，」保羅說道，「裡面還放了些冷肉。爸爸坐下后我們才能坐下，他坐下后，看著盤子說：『這是給兔子吃的嗎？』，媽媽回答他：『我還以為我們要改變一下伙食呢。』
「他砰的一聲把盤子摔在桌子上說：『我要吃烤肉，現在馬上去廚房給我做。』於是媽媽就哭了。爸爸還會要求我們和他吃一樣多的飯，他太野蠻了。」
保羅高中畢業後到一間倉庫打工，負責把成箱的花生或者肥料等貨物從車上卸下來。之後做了一段時間的機械工。
1982年，21歲的保羅在酒吧里見到一個女人，對她一見鍾情。但她已經39歲，帶著三個孩子。他們在一起生活了兩年，就在他認為他們就要結婚的時候，她卻在一天晚飯時提出了分手，離開了他。他深陷其中，從此孑然一身。
他開始沉迷於從食物中尋找安慰，每次大吃大喝之後都能讓他興奮一陣。「當你吞下食物的時候，大腦分泌的腦肽啡會讓你產生快感。我開始像酒鬼喝酒似的貪吃食物，沒有意識到這對自己會造成什麼。」
1986年，保羅像往常和同事開玩笑時那樣用郵局的磅秤給自己稱了體重，那時候他350磅。短短几年間，他的腰圍從86厘米增加到了142厘米，就好像他從不關心。
保羅說：「那時我並不是太在意。」對於他而言，這一切只不過是買更大碼的衣服罷了。
第二年，他父親死於糖尿病。保羅搬去和母親住到了一起，母親當時患有慢性關節炎，只能每天坐著輪椅。那時候起他吃得更多了，一天會點三四次外賣。由於太過肥胖，他沒法騎腳踏車，也就無法繼續在郵局幹活了。
他開始在房子里工作。為了填飽日益見漲的胃口，他開始從別人信封里偷錢，因此被關在諾維奇監獄里一年。
服刑期間，他和監獄食堂的夥計搞好了關係。
「我們有時會在外面的花園裡做勞改，他們會給我們香煙作為報酬。你可以拿煙換些吃的，比如廚房里剩下的肉、乳酪等等，」保羅告訴我，「飯點兒的時候總能抓到幾秒空檔來做這些交換。監獄里有小賣部，你可以用得到的錢買糖果之類的東西。但一周只能買一次。」
出獄后，他還是跟母親生活在一起。房債本來已經還清了，但為了滿足自己的胃口，保羅讓母親再次抵押房產。她從未勸過兒子控制體重，最後他們只好被趕了出來。幾年後，英國《太陽報》寫了篇關於他的文章，稱他為「吃掉房子的人」。
2000年，保羅和母親住到了政府提供的房子里。一年後，他的體重增加到了600磅，那時他得了疝氣，需要去醫院治療。
為了把他從房子里抬出來，伊普斯威奇鎮消防局的消防員拿大鎚砸開了卧室，用叉車才把他的床弄出來。他在醫院住了兩年，出院后住到了一個老人家裡。房主不允許他離開房間半步，唯恐他摔倒了，砸壞房子。
後來，他從退休老人家裡搬出來，住到了一棟為他專門建造的房子里。那時他已經快800磅重了，除了日常護工費用外，他一天要洗四次澡，再加上食物、藥膏、尿布的支出，每年要花近十萬美元的費用，而這一切都是 NHS 提供的。
保羅是個被主流社會拋棄的人，報紙上常說，英國納稅人的錢就是被他這種人浪費的。他說連姐姐們也嫌棄自己，已經斷了聯繫。母親去世后，病態性肥胖的保羅只能一個人生活。
保羅一直是孤身一人，連同意手術的時候也沒有人沒陪在身邊。雖然有護工照顧自己，但實際上他們之間並無多少溝通。他每天看著他們的臉有說有笑，進進出出（因為他巨大的身軀擋住了視線，只能看到人們的臉）。
護工給自己清洗身體時他也毫不羞愧，他不在乎別人看到自己的生殖器或者其他隱私部位。他通常會假裝視而不見。
瑪利亞·泰勒是保羅的護工之一，照顧了他很多年。她說：「保羅需要別人的大量關注，他得了抑鬱症，經常覺得孤獨。他幾乎每天都會得尿道感染，就算是給他翻個身，也會給他的心臟和肺部造成壓力，甚至還會把剛癒合的傷口撕裂。最後他終於想做減肥手術了，於是跟身邊的所有人都說自己想瘦下來。」
手術后，多年沒有下地的保羅站了起來。卧床多年，他的膝蓋軟骨已經退化，雙腿已經彎曲變形。他有些不知所措，因為早已忘了雙腿站立的感覺，就像他忘了情為何物，忘了汽車可以如此快速。
這種視角既熟悉又陌生，他甚至覺得四周牆壁都壓了過來，要將自己吞沒。他情緒激動地哭了出來，他需要坐下休息一會，但是他沒有。儘管雙膝顫慄，他拼盡全力繼續站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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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是無法獨自生活，他覺得被人照顧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手術完成六年後，也就是去年夏天，我去看望了保羅。在這之前，由於英國 TLC 播出了兩檔紀錄片《至胖之人：饕餮至死篇》（The World's Fattest Man: Eating to Death） 和《至胖之人：愛情故事篇》（The World's Fattest Man: A Love Story）。他的減肥事迹已經廣為人知。
我很想知道，瘦了近700磅后，他生活得怎麼樣了。
他在馬薩諸塞州一個叫阿瑟爾的小鎮安定下來，在一戶新裝房的一樓租了一間卧室，房子坐落在 Pleasant Street 街道旁，距波士頓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當時，我停穩了租來的車正準備朝房子走去，看到280磅重的保羅打開了門，一隻手拄著拐杖，一隻手向我迎了過來。
他已經55歲了，光頭，依稀能看到下巴上的白色鬍渣。他帶著黑色墨鏡，與蒼白的皮膚形成對比。上身穿了件 XXXL 號的星球大戰 T 恤，下身穿了條運動褲，腰包里裝著手機充電器和血糖監測儀，還帶著一個裝著零錢的拉鏈袋。
高高的顴骨在他消瘦的臉上顯得特別突兀，而他脖子以下的部分則都耷拉著像掛在他身上一樣。從胳膊和小腿上鬆弛的皮膚上來看，可以想象到他之前肥胖的模樣。
房間里放著音樂，物品隨意堆放著，我找了個空坐了下來。屋子裡有根舊拐杖、一堆衣服、一個咖啡壺，還有台打折時買的電視機，連遙控器都沒有，這大概是他所有的財產了吧。房間另一側是衛生間，為了給馬桶增高，他在上面墊了特殊的塑料圈，這樣上廁所時他就不用太彎腰了。
他說，他現在的飲食習慣比較健康。每天早上5:30起床，早飯通常是燕麥粥，再吃點香蕉作為零食。午飯則是沙拉或花生黃油果醬麵包，晚上會吃點義大利面。過去的肥胖給他的身體留下了些毛病。
他膝蓋有關節炎，雖然擦了止疼藥膏，但每次坐下的時候還是會疼得直嘟囔。他有點貧血，平時還會服用抗血栓的華法令阻凝劑和治療腿部積液的利尿磺胺，還有抗抑鬱藥物和安眠藥。
而且，由於之前體型太過龐大，沒辦法去看牙醫，他在床上自己用鉗子拔了老牙，現在只能帶上假牙。為了緩解疼痛，他在 eBay 上買了嗎啡注射器，把醫生開的止痛劑直接打在了牙床上。
下床之後，他終於可以做正常人習以為常的事情，而且又搬到了異國他鄉，對他來說，一切都像重生般一樣。比如，他現在可以走路了，有時他會到當地的井水邊接一瓶清水回來，有時會穿著印有「700 AND COUNTING」的 T 恤衫在跑步機上走路。有一次為了鍛煉腿，他在馬薩諸塞州的樹林里小跑，結果迷了路。最後，人們在當地魁賓水庫邊發現了他。
現在這個時代，人們似乎更喜歡在社交媒體發照片來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保羅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更能觸動人們的心靈：
「我很幸運自己可以去到那些美好的地方。」
水庫本沒什麼特別之處，觸動人心的是曾經幾乎癱瘓在床的他，現在竟然可以用自己的雙腿走到那裡。
雖然新的生活充滿奇迹，他依然沒有擺脫過去生活的一些束縛。他仍然需要大量醫療服務，他沒有汽車，沒有駕照，沒有社保號，也沒有工作。他說他現在依然靠著英國政府每周提供的197美元補助過日子，其中125美元交房租，剩下的錢拿去沃爾瑪里買生活用品。
我問他平常一個人幹些什麼，都是怎麼生活的，他說：「去沃爾瑪。」我問他怎麼去，他說有時候在路邊公交站等公交，然後坐公車去。或者麻煩附近的鄰居和救世軍教會裡的信徒，讓他們帶自己去。我問他有沒有朋友，他先是說沒有，然後又說：「有，一對夫婦。」
得知我會開車的時候，他看上去很興奮，我問他想去哪裡，他說想去一個叫赫里克的體育酒吧。
到了酒吧，他把拐杖靠在窗檯，坐在了角落的桌子邊。我給我倆點了兒芝士棒，但過了很久才端了上來，他只吃了兩根。那頓飯，他吃了半份兒沙拉，半個瑞士蘑菇漢堡，沒有吃漢堡上的麵包，他說：「我再也吃不下一整個漢堡了。」
他還跟我說，做完減肥手術后，他其實也跟死了沒什麼區別，因為手術后他的胃再也裝不下那麼多食物了，飲食習慣改變，人生也就跟著變了。
當然，他身上還能看到肥胖時候的痕迹，比如現在鬆弛的皮膚可以攤開在木桌上。他抬起雙臂說：「我有大翅膀，像不像蝙蝠的翅膀和鯨魚的雙鰭。」然後偷偷地笑起來。
我問他現在的生活怎樣，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此時此刻，不再受肥胖困擾，在美國和一個陌生人坐在這裡吃著甜甜圈，這種生活是不是他想要的自由。
「改變生活並不簡單，」他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和我說，「一路上不斷有挫折。很多人都對我絕望了：因為食物上癮，我抵押了媽媽的房子，姐姐們因此拋棄了我。那時候的生活很糟糕，真的，我也不想尋求幫助。現在回頭看，我不敢相信我曾經是個胖到下不了床的人。請告訴我，現在的我和原來的我大不一樣。」
然而這麼多年來，保羅都無法獨自生活，他覺得被人照顧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現在讓他對別人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心懷感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去年，一位醫生免費為梅森做了九個小時的腰部皮膚切除手術。她還記得，手術后他住在免費的醫院抱怨食物難吃。「人們不想聽這部分的故事，」她說，「人們想聽精彩勵志的故事，聽他如何改變自己生活的故事。我們希望他能真正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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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經以為自己再也不會孤獨，但現在一切都成了過往」
保羅和我說他遇到了對的人，但並不想做過多說明。去年七月底我再次給他打電話時，他聽起來比以前活潑多了，沒說幾句就把電話給了一個女人。她叫萊斯莉（化名），當時她正和保羅在房間里玩紙牌。
萊斯莉跟我說，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就認出了保羅。當時他剛在阿瑟爾醫院治療完關節炎，準備回家，而她正在同家醫院做大腦分流手術的風險評估。她在網上看過那兩部關於梅森的紀錄片，知道他就是那個「至胖之人」。醫院的候診室見證了他們的第一次相遇。
她大膽地問他是不是那個紀錄片里的人。他說是的，然後他們開始談論保羅體重的事情，又慢慢談到了他現在的想法和生活。之後保羅問了萊斯莉的情況，她也跟他一一道來。36歲的萊斯莉患有一種罕見的腦部疾病，跟保羅一樣，她也是醫院的常客。她獨自生活，由於生病，只能待在家裡。
兩人在醫院的候診室里一見如故，兩個孤苦無依的人向彼此吐露著自己內心的往事。幾天過後，他們又在沃爾瑪超市偶遇。「哇哦！」她叫了出來。萊斯莉當時在找手機，卻看到了騎小電動車路過的保羅。「真是太巧了！」她說。她想進一步了解他，就給了他自己的電話號碼。
從保羅說話的語氣明顯能聽出他正陶醉在熱戀之中。「前幾天我們去看電影了。那部電影太棒了！我第一次看3D電影。」他說。「真的特別好看，我們去了哈德利喜滿客電影院，吃了爆米花，喝了減肥蘇打水。看完電影后一起吃了飯。」他跟我說，萊斯莉自己有一套公寓，還請他去家裡坐坐。
萊斯莉也拜訪了保羅在阿瑟爾租的房間。兩個人一起用紙盤吃了保羅做的義大利面，那天晚上她待到了很晚。他們一起看了他打折買的電視，唱了3個小時的現場金曲和皇后樂隊的歌。保羅用搞笑的英音模仿了他最拿手的弗雷迪·默丘里，萊斯莉笑彎了腰。
「他總能逗我笑，」她說，「我每晚都會回家，但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很開心。」
她告訴我，跟保羅在一起的時候，她不用刻意逞強，這點她很喜歡。「我難受的時候就會表現出來，喝吐了他會幫我收拾。你知道嗎，他還要堅持給我洗碗。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朋友，我有點不太習慣他對我這麼好。我還沒有做好全身心戀愛的準備。我喝吐的時候，他甚至願意幫我拖地板。
他們討論著要不要搬到一起住，他們想找一棟兩間卧室的公寓。
我問保羅他倆現在到底是什麼關係，他過了一會兒才說，「我說不上來。」然後我又跟萊斯莉談了談。她問我是否嘗過孤獨的滋味，不僅僅是一個人時候的孤獨無助，而是那種內心更深處的孤獨，彷彿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感覺。
被那支巨大的床和自己巨大的驅殼困了太久，保羅忘了世上太多美好的事情。他忘了室外空氣的清香，常常渴望能在伊普斯威奇鎮一個普通停車場里站一會兒也好。
在美國，即使他成了立志減肥的人們的榜樣，即使他在 Facebook 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保羅曾激勵一位阿瑟爾教堂牧師減掉了300多磅），每年他還是會獨處一段時間。在自己的小房間里做做麵包、畫畫鉛筆畫、吃著健康的蔬菜，甚至獨自一人坐在公交站等候4點鐘的公車。與他作伴的，只有自己身上鬆弛下垂了的皮膚。
八月，保羅在紐約勒諾克斯山醫院完成了第二次免費皮膚切除手術，這次手術是要把他胳膊和臀部上重達20磅的皮膚切除掉，有一定的風險性，為他動手術的除了凱普拉還有另外三名醫生。要切掉他的「蝙蝠翅膀」，醫生們需要小心地穿過擴大的毛細血管。
手術后，因為得到一位匿名捐助者的捐款，保羅可以在酒店裡修養恢復，而萊斯莉當時卻不在身邊。但她告訴我，她十分擔心保羅，時刻挂念著他，她會在馬薩諸塞州那個小鎮上等他回來。
十二月，保羅給我發了封電子郵件，說自己已經恢復。手臂上懸垂著的皮膚已經切除了，但是走路又變得有些困難。他膝蓋的關節炎越來越嚴重，不得不在一家新醫院動手術換掉膝蓋。他覺得自己的手術之路似乎永遠沒有盡頭，這次也沒什麼大驚小怪了。他還寫道，自己又搬回了租的那間小屋裡，一個人住。
「我和萊斯莉分手了。」
這句話后就沒有了下文。我給萊斯莉發了簡訊，也沒有收到迴音。
讀完了郵件，我很悲傷。就在一個月前，萊斯莉還是保羅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朋友。
我記得她跟我說，當她想起保羅的時候，不會覺得他是那個常年躺在床上垂死掙扎的男人——
而是那個她在醫院候診室里相遇的男人，
是那個她在沃爾瑪里偶遇到的男人，
是那個 Facebook 照片里站在花海里的男人，
是那個凌晨兩點在那個小房間的小床上為她唱比利·喬爾的男人，
是那個和她一樣一直孤獨著的男人，
是那個她後來以為他再也不必孤獨的男人。
現在，一切都成了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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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Justin Heckert 翻譯：陳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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