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思極恐的二戰史

在知乎上，曾經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二戰中有哪些細思極恐的細節？

這個問題，問的人沒問明白，答的人自然也就很難答清楚。

之所以說沒問明白，原因就在於，提問的人忽視了二戰的複雜性，光是參戰國就是一大堆。同樣一件事情，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你細思極恐的，也許恰恰是別人從夢中笑醒的。別人求之不得的，或許正是你細思極恐的。

比如，站在德國和日本的角度，細思極恐的莫過於險些被採納的「摩根索計劃」。

所謂摩根索計劃，指的是當時美國財政部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在第二次魁北克會議（1944年9月11—16日）上，提出的一個處置戰後德國的計劃。其意在肢解德國；並徹底去工業化，讓德國經濟倒退一百年，變成一個無害的農業國家；還要通過強制絕育、甄別移民等方法，將德國人口限制在兩千萬以內。

類似的思維也一度準備用在日本身上。只是因為美國最終發現，隨著德、日的戰敗，英、法的衰落，蘇聯將成為新的頭號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反而有利用價值，要想方設法地將之再武裝。這才有了今天的德國和日本。

轉到美、英、蘇的立場上，最細思極恐的，或許就是那個差點被實行的「馬歇爾建議」。

1940年，德國橫掃東、北、西歐，英國岌岌可危。羅斯福準備大力援助英國抗德，卻遭到陸軍總參謀長馬歇爾的堅決反對。馬歇爾認定英國很難抗住德國的攻擊，同時指出美國自身的軍備嚴重不足，故而建議：與其浪費寶貴的資產，去援助一個註定滅亡的盟友，不如留下來強化北美防務安全。

第二年6月，希特勒閃擊蘇聯，羅斯福準備大力援蘇。馬歇爾再次以相同理由反對。

在這兩個歷史關口，馬歇爾的意見有一次佔據上風，人類歷史就將被大幅改寫。如果全部採納，我們就看不到今天的這個世界格局了。隨著英、蘇的戰敗或遭到嚴重削弱，美國將被軸心國陣營全面孤立在北美一隅，空有越來越多的好牌，卻窩在手裡打不出去！

好在羅斯福連續兩次否定馬歇爾的建議，大力援助英國和蘇聯，才沒有導致這個災難性後果。

順著這個思維，站在咱們人的立場上，二戰中細思極恐的事情又是什麼呢？我想，應該莫過於德意日欲與蘇聯結成大聯盟。

我們知道，抗戰期間，汪精衛組團投日，是轟動一時的大案。同樣轟動一時的是，汪偽集團投敵未久便內部分裂，汪的兩員大將——陶希聖、高宗武——叛逃香港，披露了汪精衛與日本人的賣國條約，再度震驚世界。

促成陶、高叛逃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起初二人幻想中日同文同種，可以共同促進亞洲繁榮，抵禦蘇、美等區外大國的滲透。豈料在接觸過程中，二人卻震驚地發現，日本人的思路完全不是按照同文同種展開的。

日本之真意，一在製造的全面分裂，將之肢解為六塊；二在要和蘇聯結盟。

我們知道，1936年10月25日，德、意秘密簽訂了《德意議定書》，形成了「柏林—羅馬軸心」聯盟。11月25日，德、日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義大利跟著入伙《反共產國際協定》。接著，蘇德在1939年戲劇性結盟。1940年9月27日，又有《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的正式簽訂。條約有效期為十年，目的在於全面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新秩序。

表面上看，1940年條約似乎就是1937年「三國反共協定」的升級版，是德意日三國深化反蘇合作的量變。仔細研究條約內容，就會發現，實則不然。這次的條約與其看作是德意日三國在反蘇反共道路上的深化合作，不如看做是德意日欲與蘇聯結盟。條約正文第五條明確規定：「德意志、義大利和日本聲明上述各條款毫不影響三締約國各與蘇俄間現存的政治地位。」這顯然是要和之前的三國反共協議劃清界限，為與蘇聯結盟創造機會。日本和德國還互換了幾項秘密協議書。德國答應竭盡全力促進日本與蘇聯結盟。

據日本左派學者不破哲三的研究，德日之間關於勢力範圍劃分的秘密協議中，還有特別有趣的一條，那就是約定將印度划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但如果蘇聯入伙，就將印度轉讓給蘇聯。（不破哲三《從「科學視角」思考日本的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1940年的條約名稱里去掉了反共。原因就在於，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局限的新地緣聯盟即將出現。

這個聯盟的目標對象非常清楚，就是英美。具體說，就是通過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聯盟，在孤立美國的同時，集中力量全面肢解英帝國，重新劃分歐亞大陸的勢力範圍，最終形成德、日、蘇、美四強格局。這才是1940年條約的真相。

試想，如果這個大聯盟實現，的國運焉能不受影響？又如何不讓後人細思極恐？

為什麼在1939年蘇德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什麼1940年出現了德意日欲與蘇聯結盟的跡象？又為何最終這個同盟未能形成，反而在1941年出現了蘇德開戰、日美開戰，蘇美英對抗德意日的新格局？

這一連串問號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歷史，尤其是大國博弈史，其實並非單一導演主導下的單一劇情模式，而是存在很多個導演，很多種劇本和很多種結局，最終究竟走向哪一種，是多邊競合的結果。以往，我們過於強調歷史的唯一性和必然性，而忘記了歷史的多變性和動態性。我們又過於站在小國、弱國的單一立場上看問題，而忘記了大國、強國的視角。

德國：為美蘇爭霸奠基的國際縱火犯（外交勝利，內政失控）

俾斯麥的偉大在於，當普魯士大眾仍沉浸在打敗拿破崙的虛假勝利記憶中時，他已明確了維也納體系必須摧毀的目標且找到了實現的方法。施特雷澤曼的偉大則在於，當德國大眾無不對一戰結局咬牙切齒之際，他已看出了凡爾賽體系的存在價值，並同樣找到了一條新的復興之路。

年輕時的施特雷澤曼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鐵血青年，直到經歷了一戰的慘痛教訓后，他才幡然醒悟，逐步轉型成為一名卓爾不群的現實主義戰略大師。

1923年1月11日，為了懲戒魏瑪共和國和蘇俄私下進行外交接觸，法國與比利時在沒有和英國進行外交溝通的前提下，突然出兵佔領了對德國經濟至關重要的魯爾重工業區。聯軍不僅要通過佔領謀求經濟補償，而且圖謀將魯爾區與萊茵區永久性地從德國分裂出去。當時的魯爾區出產德國73%的煤炭和83%的鋼鐵。萊茵區則攸關法德雙方的國防安全。這兩地對德國而言，都是絕對不能放棄的棋筋。

法國人與比利時人的做法激起了軒然大波。德國國內掀起強烈的反抗情緒，極端分子則身體力行地組織起游擊隊。更有甚者，如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阿道夫·希特勒，已經開始考慮利用外部危機趁機奪取全國政權。德國政府則通過發放補貼的形式支持工人罷工，從而以消極抵抗瓦解法國的入侵行為。而英國則手忙腳亂，既同情法國在戰時的巨大損失，又害怕法國過於強大會損害歐洲平衡。至於蘇俄，自然是樂於旁觀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

正是在這種空前的大混亂中，施特雷澤曼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復興戰略，並且以其雄辯引起總統的注意，從而在政府業已癱瘓的時刻出任總理，組建新內閣，力挽狂瀾。

接到任命后，四十五歲的施特雷澤曼在三十六小時內便完成了組閣任務，這個速度在當時的德國政壇已是神速。

施特雷澤曼很清醒地意識到，問題的關鍵在於，「關係到我們生死存亡的是萊茵區和魯爾區必須留在德國」。可是，此時的德國元氣未復，實力有限。如果此時和法國攤牌，只能是自找苦吃，正好給對手一個絕佳的報復機會。德國的復興必將長期延遲。

施特雷澤曼將軍事手段放在一邊，開始從外交上謀破局。

他向英、美尋求幫助，並與法國進行緊急磋商。可是，當時的英國儘管擔憂法國擴張過度，但也很擔心德國捲土重來，事情還沒有發展到犧牲英法聯盟的程度。畢竟一戰的巨大陰影還在英國人的心中縈繞。美國同樣不急於表態，而樂得坐觀歐洲列強衝突。至於法國，斷然拒絕和德國談判。

門，一扇接一扇地關閉。似乎德國已經是窮途末路。但是，施特雷澤曼兵行險道，索性將魯爾區的消極抵抗也取消了。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消除英美的戒心，同時放大法國的威脅。

反觀此時的法國，其環境也很不好。法比聯軍發現，控制魯爾的成本太高，收入剛好抵消駐軍費用，全無額外盈餘。作為這次出兵的一個直接結果，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匯率直線下跌。在此之前，馬克就已經開始貶值，而且速度已經引起經濟學家的驚訝。1921年是75∶1， 1922年就跌到400∶1， 1923年初為7000∶1。而法軍出兵魯爾後，這個紀錄很快被打破。1923年1月，馬克對美元的比值就下跌到18000∶1。 7月1日為160000∶1， 8月1日是1000000∶1。到希特勒發動「啤酒館暴動」之時，馬克對美元更進一步跌到1000000000∶1，此後還跌到天文數字般的25000000000∶1。 馬克廢紙化當然首先對德國的中產階層和底層市民造成了災難性打擊，但同時也讓德國政府「喪失」了賠款能力，從而讓法國騎虎難下。

法國已經升到了頂點，德國也退到了極限。可是，誰也無法取得勝利。假如再這樣耗下去，得利的只能是蘇俄，以及法、德國內的親蘇革命團體。

此時英國人終於決定出手干涉。

麥克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入主唐寧街10號后，新內閣決定充當法德調停人。正是靠了英國的介入，魯爾危機終於以法比聯軍的撤離而和平解決。在之後的六年裡，施特雷澤曼不再擔任總理，而專職擔任外交部長，以有限的資源參與大國牌局。

他的第一張牌是美國。

將歐洲之外新崛起的美國引入歐洲事務，不僅有助於抵消法國等鄰近戰勝國對德國的偏見，而且能夠從美國得到經濟復甦的助力。1924年，施特雷澤曼與美國財政部長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一起啟動了「道威斯計劃」，這個計劃的最大價值不在於減少了德國的年賠款額度，而在於初步形成了德美間的合作關係。此舉平衡了歐洲鄰國的壓力，也讓德國獲得了經濟復甦的推力。

他的第二張牌是蘇聯。

作為《凡爾賽和約》的另一個孤兒，蘇聯同樣在為打破孤立而努力。在蘇聯擺出和整個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敵對姿態，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又孤立蘇聯的情況下，施特雷澤曼搞蘇德親善，最大的困難就在於合作的尺度與目的不易把握。如果真搞成排他性的蘇德聯盟，必然導致德國被西方世界集體孤立，結果只能說被蘇聯綁架，因為這個時候德國的力量實在是太過虛弱。所以，施特雷澤曼改善蘇德關係的目的仍在於轉化出和西方國家交涉的籌碼。

有了前面兩張牌，施特雷澤曼就開始推進法德和解，甚至表示要在法德和解的基礎上，探討成立歐洲共同體的新道路。

1925年，施特雷澤曼與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法國外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圍繞德國的未來地位和相互關係，進行了一次鋪墊性的三國外長會談，初步達成德國以永遠放棄對阿爾薩斯—洛林的領土要求，換來英法對德國西部邊疆的永久性承認，並且允許德國恢復大國地位。

同年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國在瑞士洛迦諾舉行國際會議，最終簽署了的《洛迦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該公約是1925年歐洲七國（英、法、德、意、比、捷、波）在瑞士洛迦諾舉行會議通過的文件總稱，是確定一戰後歐洲國家邊界和領土問題的重要保障，改善了國家間關係。。德國得到了重返國聯的機會，而且是在推卸掉共同對付蘇聯的聯盟負擔的前提下得到了這個機會。當時，英法希望德國能夠承諾在西方國家與蘇聯發生衝突時參加對蘇經濟制裁，甚至允許法國軍隊通過德國領土。對施特雷澤曼而言，蘇聯是他手中不多的幾張牌之一，絕不會輕易放棄。就在洛加諾會議召開的當月，德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一項經濟條約，該條約的內容遠遠超出了一般通商條約的範圍。

1926年4 月24 日，德國與蘇聯又簽訂為期五年的《蘇德友好中立條約》，進一步增強了德國與英法討價還價的籌碼。同年9 月，德國在堅持保留對蘇條款的前提下，正式參加國際聯盟，並擔任了國聯理事會的第六個常任理事國。1928年，施特雷澤曼贊同旨在消除戰爭的《巴黎非戰公約》。1929年，他又同美國律師楊格（Owen D.Young）共同制定「楊格計劃」（Young Plan），再次修訂賠款進度表，並進一步深化德美間的多方位合作。同樣是在這一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澤曼開始探討建立歐洲共同體的可能性，展示了一個新歐洲的願景。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逐步瓦解以德國為假想敵的英法同盟，進而不動聲色地經略東歐，伺機解決德國與波蘭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最終通過對東歐的影響，奠定德國在歐洲事務上的影響力。可打可談，攻防兩便。

這一路走來，真是冬日飲水，冷暖自知。施特雷澤曼用了六年時間，給新德國打造了一個全新的外交天地。對一個戰敗國而言，堪稱奇迹。環境如此有利，德國理應是最不應該成為顛覆凡爾賽體系、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只可惜，自命偉大的德國人民卻在同一個地方連摔了兩次！

當年德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激進主義泛濫，宣傳過頭，欺人的宣傳武器變成自欺的精神鴉片。德國人不去想一戰末期軍隊瓦解的事實，不去想如果戰爭持續的後果是什麼，更不去想如果德國戰勝可會提出「十四點原則」。他們只一味宣稱當年德國是不敗而敗，是內部出了猶太陰謀集團。熱愛和平的德國軍民本來可以武鬥獲勝，卻因為這內外勾結的國際陰謀而放下武器，決心用「十四點原則」的精神共造和平。結果，和平沒有來，敵人卻舉起了屠刀。於是，德國就不幸淪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慘境。

今天看來，這個宣傳真是漏洞百出，錯謬不堪。但是，當年的德國人普遍相信這些宣傳，很多外國人也相信。

施特雷澤曼雖然得到外國對手的尊重和理解，卻始終無法得到國內政客和大眾的理解。他成功地處理了魯爾危機，卻被國人當做窩囊廢，他只當了一百零三天的總理，就被人們用不信任投票趕下了台，從而留下了「百日總理」的綽號。時任總統弗里德里希·阿爾貝特（Friedrich Ebert）為此深表惋惜：「你們只要過六個星期就會把趕走總理的理由忘個一乾二淨。但是，十年後，你們會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深感後悔。」

施特雷澤曼在外交部長任內的舉措，也從來沒有得到過大眾及軍隊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德國的損失，最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國的國際地位，但是，卻被國內輿論指責為沒有爭取到更多的利益。

與美國的合作使德國受益匪淺。在「道威斯計劃」啟動后的五年內，德國支付了十億美元的賠款，卻得到了二十億美元的貸款。「楊格計劃」則帶來了更有利的經濟環境。可是，激進分子吃飯砸鍋，一邊享受經濟復甦，一邊把「楊格計劃」當成靶子，肆意發泄非理性的不滿，痛罵華爾街金融家剝削德國人民的血汗，卻忘了一個基本事實：所謂有用的國家就是有資格被利用的國家，能相互利用然後才能雙贏。如果處處只是單方面得利，就永遠不會形成合作。

德國通過承認阿爾薩斯與洛林的現狀，換來了西部疆域的安全，卻同時保留了修正東部國界的自由。這同樣是一個重大勝利。可惜，日後的激進主義卻利用這一點，急不可耐地要對波蘭動武。

同樣重要的收穫還在於爭得了時間，讓德國軍事力量逐步走出低谷，甚至在德蘇合作的基礎上開始進行新一輪的軍事改革。以當時法德兩國的實際力量對比，法國陸軍隨時能夠扼殺這種韜光養晦。問題是，法國人始終沒有找到動武的理由，更沒有找到爭取英美蘇三強支持的外交籌碼。

與當年的俾斯麥一樣，施特雷澤曼在不知不覺間成了新的國際核心人物，德國與美英法蘇任何一國的關係，都親密於四國間任何兩國的關係。唯獨國內的媒體、政客和日趨騷動的大眾，卻把他當敵人看待。

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澤曼在數小時內連續兩次中風後去世，年僅五十一歲。同一個月，美國股市暴跌，引發全球經濟危機，德國經濟也未能倖免。新的危機面前，德國人很快就徹底忘掉了施特雷澤曼，因為他們自以為已經找到了真正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

日本：死於制度內東航的東方土豪（拖後腿的制度內傷）

日本的崛起雖然驚人，卻從一開始就內傷在身。

《大日本帝國憲法》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規定：陸海軍直接隸屬於天皇，編製和兵力規模亦由天皇本人直接決定。這就形成了著名的「統帥權獨立」傳統，等於是將軍事體系和文治政府列為平行關係。同時，作為一部君主立憲性質的憲法，明治憲法又將天皇進行了「虛君」化的處理，使得天皇並不直接治理國政，其在重大事件的決策上只表態，而並不直接進行前台運作。這就進一步擴大了軍人的活動空間，而大大壓縮了文治政府的決策範圍。

即便將19世紀的世界理解為一個放大的全球性戰國時代，也不應忘記克勞塞維茨的教誨：戰爭永遠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脫離了目的的手段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正如一戰時的法國總理克列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所說的那樣：「戰爭是如此重要，決不能任由軍人決定。」而日本的錯誤恰在於，過於強調軍事邏輯，而忽視駕馭軍事鬥爭的政治邏輯，造成了軍事戰略凌駕於政治戰略之上的態勢，從而埋下了軍事戰略取代國家戰略的伏筆。

在明治時代，日本去武家政治未遠，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將，都是舊幕藩體系下的武士出身。在這些人身上，還看不到文武對立的嚴重痕迹。但不祥的預兆已經出現。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陸軍總參謀部全力推動戰爭前進，事先不僅未與政府進行必要溝通，甚至沒有與海軍進行必要協商。大本營成立后，作為政府首腦的伊藤博文居然被排斥在外，最後只有依靠其與天皇的特殊關係破格列席大本營會議。連舊陸軍遺老編纂的《大本營陸軍部》也不得不承認：總理伊藤博文決心承擔國家安危於一身，要求與聞軍國的非常政治，經奏請天皇，特許列席大本營會議。這是由於不明軍事作戰情況，即無法確定內政、外交方針的緣故。……伊藤總理列席大本營會議時，據說從政治、外交的立場進而議論作戰，往往與陸軍海軍幕僚發生激烈辯論。……參照伊藤總理的戰爭指導方案的結果……政、戰兩略似已接近珠聯璧合了。日俄戰爭期間，政府要員大多有軍方背景，且威望足以與軍方要員匹敵，再加上明治天皇也足以統御文武兩大系統，從而進一步掩飾了日本制度設計的缺陷。等到這缺陷再浮出水面時，已成頑疾。

大正天皇長期為病痛所折磨，昭和天皇則性格柔弱，都無法再像其先祖明治那樣積極有效地統御軍政體系。內閣總理同樣很難個個都能強如伊藤博文。更何況，日本奉行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的現役軍官制度，只要兩者中有一個辭職，而其所屬軍種拒不提供後繼人選，內閣就要垮台。不知不覺間，內閣逐漸淪落成了軍隊的行政、財政事務辦公室，儼然形成了軍隊擁有國家的態勢。

日俄戰爭勝利后，日本開始以俄、法、美三國為假想敵，制定《國防方針》和《帝國用兵綱領》。前者決定日本的假想敵和所需兵力，後者則規定具體的作戰內容。其制定過程為：先由陸海軍的最高軍令長官（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協商制定初稿，繼而分別與各自的最高軍政長官（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協商，待軍令、軍政機構及陸海軍之間達成一致后，即將修訂稿上奏天皇御覽。天皇再轉交內閣總理大臣，由後者向天皇面陳行政、財政上的問題。然後，天皇再將計劃書和意見書一起交給元帥府（由陸海軍中的元老組成的直屬天皇的軍事顧問團）研究。內閣總理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長即在此研究意見的基礎上協商，拿出定案，上呈天皇批准。

在這個流程中，內閣對軍事戰略和軍事建設的影響力極其微弱，幾乎淪為軍隊的秘書長兼財務助理。在明治時代，全賴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的兩面努力，但此後則人亡政息。相反，軍隊越來越高調地介入政治事務，尤其是外交事務。形成了「霞關外交」日本政界文化有「料亭政治、霞關外交」之說，意指日本政治多在料亭商討，而外交多在霞關決定。霞關位於東京千代田區南部，明治時期至今一直是日本外務省所在地，成為日本外交的地理代名詞。與軍人外交相對立的格局。

一戰後，文官系統內部有人提出建議，建立直屬內閣的中央級情報局，統一外務省、陸海軍、大藏省情報系統各自為政的局面。但是，首相原敬卻無奈地說：「這是不可能實行的方案。……陸軍軍閥、海軍軍閥都非常任性，要統一他們的情報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我身為總理大臣，也無能為力，很傷腦筋。這個方案中的情報局長不知誰來當，我看也幹不了三天。與其如此，還不如在外務省設立強大的情報部，大力進行情報收集、交換、公布等活動，這個辦法我看可以行得通，就這樣辦吧！」（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於是，外務省成立了自己的情報部。陸軍則搶在外務省情報部活動前，又成立了自己的新聞班子，等於將手又直接伸向輿論操控領域，進一步剝蝕內閣的權力。

不過，正是在原敬任期內，他及其陸軍大臣田中義一洞察了此中弊端，出於更好對外擴張的目的，二人決定聯手改變現狀，推行大力度的制度改革。

原敬以殖民地改革投石問路，變憲兵制度為警察制度，並打破只有軍人才能出任海外殖民地長官的壟斷，逐步擴大政府的許可權。其最終目的在於打破統帥權獨立，形成國務對軍事的統御。這就等於要在天皇與軍隊之間插入政府，由文治長官代表天皇管理軍隊。這個舉動雖然很小心地秘密展開，還是被激進勢力所察覺。從而發生了原敬被刺的戲劇性事件。原敬死後，田中義一孤掌難鳴，日本唯一的一次政體改革宣告失敗。在狐假虎威的統帥權面前，「國務」不得不繼續扮演僕從的角色。

一旦改革失敗，反改革勢力就會反攻倒算。不僅改革成果被剝奪，甚至會出現更嚴重的反向波動。

原敬內閣讓文官出任海外殖民地長官，本來是一個打壓軍部勢力的舉措。可是，由於其改革在最關鍵的一點——消除統帥權獨立——失敗了，從而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後果。海外駐軍援引統帥權獨立原則，不僅不把文官系統放在眼裡，連參謀本部和軍令部也被視如草芥。日本政治從而進入了更加混亂動蕩的狀態。

和世界上所有的軍隊一樣，日本軍隊也難以避免軍種藩籬的通病。如果有正確且強有力的國務領導，這個藩籬足以激發軍種間的良性競爭。反之，則往往成為內耗的起點。日本陸海軍就是這一問題的最佳註腳。

1886年3月18日，日本成立了陸海軍聯合參謀本部，規定參謀本部的本部長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設兩名次長，陸海軍各一個名額，其下又設有陸軍部和海軍部，以期參謀本部成為一個統合陸海軍的中央軍令機關。但是，由於陸海軍的矛盾，這個聯合參謀本部被迫在1889年2月解散。到甲午戰爭爆發一年前的1893年，日本設立了獨立的海軍軍令部，從而形成了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兩峰並峙的格局。

這顯然不利於戰爭中的一元化指揮，彌補的方法是設立戰時大本營，由陸軍參謀總長出任實際上的戰時總參謀長。這個做法在甲午戰爭中維持了軍事行動的一元化領導，卻不能確保和平時期維持陸海軍協同一致的軍令指揮。事實上，即便是這種戰時的統一指揮也讓海軍無法接受。甲午戰爭結束后，日本海軍對陸軍的指手畫腳非常不滿，進一步謀求獨立性，最終修改了「大本營條令」。此舉使得陸軍總參謀長和海軍軍令部長處於平行關係，均直接向天皇負責，形成了政出多門的指揮結構。

進入大正、昭和時代后，日本陸海軍間的惡性競爭愈演愈烈。為了爭取預算，陸軍始終堅持以與俄國進行大規模陸戰的標準擴軍，海軍則始終堅持以與美國進行大規模海戰的標準擴軍。相對應地，在國家戰略上，陸軍主張北進，先經略滿蒙，再徹底擊敗蘇聯的遠東勢力，建帝國雄基於東亞大陸之上。海軍則主張南進，伺機奪取關島和菲律賓，進而控制南洋資源地帶，實現帝國發展的自給自足。

站在日本帝國的立場上，兩者可謂各有道理，但國家戰略強調次序和資源分配，注重外交與軍事的統籌。在天皇與內閣均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和稀泥」的結果就是既不敢得罪陸軍，也不敢得罪海軍，而只能含糊其辭地聲稱，日本的帝國戰略在於：「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之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假想敵設置則同時以美蘇為對手，兼防中英。這等於是將北進和南下放在並列位置，四面樹敵，多線作戰。

而陸海軍之間則很少溝通，反而經常互相封鎖消息，處處爭奪資源，事到臨頭再進行陸海軍高級參謀協商，等於是臨時抱佛腳，往往是病急亂投醫。

至此，日本不僅失去了統一的國家戰略，也失去了統一的軍事戰略。二戰列強中，只有日本，始終沒有一個代表性的國家領導人，甚至沒有一個類似於佛朗哥那樣的軍人獨裁者！

一旦分裂與惡性競爭成為準則，就會像疫病一樣蔓延，而在軍種之間無法控制。進入昭和時代后，陸軍參謀本部與陸軍省、海軍軍令部與海軍省之間也開始產生糾紛。再延伸下去，前述四機構內部的各部、各課之間，也屢起衝突。在日本陸軍內部，圍繞是否推行「下克上」的暴力干政行為，產生了皇道派與統制派的分化，在機構上則有陸軍參謀本部、陸軍省、教育總監部之間的大對立以及各機構內部的小對立。在日本海軍內部，圍繞華盛頓和倫敦兩次國際裁軍會議，則有條約派和艦隊派的分化。前者主張英美協調論，認為應接受國際裁軍會議的分配比例，滿足於維持對美60%的海軍實力。後者則以英美為阻礙日本帝國擴張的頭號敵人，力主維持70%的實力，並宣布條約派人士為國賊，不惜以暗殺手段進行清除。一時人心惶惶，連山本五十六也面臨死亡威脅。米內光政為了保護山本五十六，只好將他外派為聯合艦隊司令，以躲避東京激進的政治漩渦。再加上中央部門和海外現地駐軍的對立，整個日本軍界終成盤根錯節、互相掣肘之局，統一的軍種戰略也喪失殆盡。

至此，日本不僅國家戰略缺位，軍事戰略也不斷分裂，最終形成了軍事戰略取代國家戰略，軍種戰略取代軍事戰略，軍種戰略又分化瓦解的局面。

在這支離破碎的局面中，日本陸軍內部卻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奇怪人物。這個人是日本陸軍中空前絕後的大戰略奇才，但同時又是全世界戰略家中思維最不穩定的一個。他代表著日本二戰前國家戰略調整的最後機會，其失敗則預示了太平洋戰爭的最終結局。這個人，就是備受爭議的石原莞爾。

美國：轉動全球的離岸平衡手（控局）

1942年秋季，蘇德在伏爾加河畔殘酷廝殺，美日在瓜島苦苦相持瓜島戰役，即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盟軍與日本在太平洋瓜達爾卡納爾和周圍島嶼進行激戰，最終盟軍獲得勝利，從而奠定了美國獲取南太平洋地區制海權的基礎。，大西洋航線在「狼群」的圍攻下幾度欲絕，隆美爾在阿拉曼數扣開羅之門，戰場也陷入前所未有的重壓之下。這個時候，如何爭得軍事勝利，幾乎成了每個大戰參與者的頭號難題。即便作為最後一個參戰國，即便擁有極其強大的生產力，美國軍政當局也不得不細數手中的資源，反覆修訂軍事計劃，以求克服空間距離的阻礙，間關奪路，克敵制勝。

但就是在這個秋天，耶魯大學的一位名叫斯皮克曼的荷蘭裔美籍教授，卻已經開始思考戰後的全球形勢及美國的對策。

斯皮克曼堅信軸心陣營的敗亡只是個時間問題，更深知美國此前經歷了過長的「孤立主義」，在領導全球方面絕對是個新手。所以，他立足世界大戰，又跳出世界大戰，站在巨人的肩頭，以前所未有的美國視角，重新審視這個被稱為地球的藍色星球。

為他充當基座的巨人有三個，其中兩個是英國地理學家——一個是麥金德，一個是菲爾格里夫，還有一個德國人，豪斯霍費爾。

1904年1月25日，麥金德宣稱自己發現了世界的地理樞紐。這個樞紐地帶位於歐亞大陸的腹地，被北冰洋和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所環繞。這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是一片讓海上人望而卻步的地區，是「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可以騎馬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歷史上，這裡曾經產生過震撼世界的蒙古帝國，在麥金德的時代則雄踞著虎視全球的沙皇俄國。

麥金德敏銳地把握住鐵路帶來的地緣巨變，從海上人的視角審視世界。他把歐亞非大陸稱為世界島，是全球霸權爭奪的主戰場，而心臟地帶則是控制世界島的樞紐。因而，他的格言是：「誰統治了東歐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便控制了世界。」

因而，麥金德將心臟地帶大國視為頭號威脅。可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事實恰恰是英俄兩度聯手！很顯然，他的理論中存在著漏洞。填補這個漏洞的是他的同胞菲爾格里夫。

菲爾格里夫提出了著名的能源史觀與「衝突地帶」概念。他從太陽能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發揮的重大而常被忽略的作用說起，揭示了能源的重要性，以及主要能源變遷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進而立足能源的開發與控制，探究全新視野下的列強政治角逐。

在菲爾格里夫眼中，北半球的溫帶地區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從而導致「北方的定居地和遷移帶」是「歷史上攸關重要的地帶」。世界歷史，主要就是位於北緯30度和60度之間的溫帶地區的歷史。世界上最富庶的資源和最偉大的文明均聚集於此。從不同政治實體間的競爭角度講，在這個地帶上，形成了一個由歐洲、印度、遠東和北美組成的環形「衝突地帶」，實質是海上世界與陸上世界相交匯的地區——一個破碎的「中間地帶」。其優點在於和海洋與內陸均能通暢連接，不利則在於易淪為海洋世界與陸地世界的戰場。德國「由於與海洋的聯繫使它傾向於海上的冒險，就此而論它是一個海權國家；而因它位於巨大心臟地帶以西的地區是人口最稠密的邊緣，使它至少可能成為一個把心臟地帶以西的地區組織起來的中心區」。至於英國，之所以能稱霸全球，並非因為它征服了心臟地帶，而是因為它控制了衝突地帶。

豪斯霍費爾的貢獻則在於，不再迷信英國學者的結論，而是學習其方法，進而不斷改良，以服務於自己國家的戰略設計。

斯皮克曼站在這三個巨人的肩頭，轉到美國的視角，畫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圖。

在斯皮克曼的眼中，歐亞大陸由兩個部分組成：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後者由歐洲海岸地區、阿拉伯—中東沙漠地區、亞洲季風區組成，是決定霸權歸屬的關鍵，其實就是菲爾格里夫破碎環帶的歐亞大陸部分。歐亞大陸之外是「離岸大陸」，其組成部分是三個相互孤立的廣闊空間：撒哈拉沙漠之南的非洲大陸、澳大利亞、美洲。

心臟地帶的價值在於，相對於離岸大陸，這個地區的國家非常便於參加邊緣地帶的角逐。蒙古帝國、沙皇俄國都屬於崛起在心臟地帶的大國。心臟地帶的特性在於易守難攻，但同樣是這個地理特點，使得心臟地帶國家向外擴張時也困難重重。這種封閉性雖利於生存，卻不利於發展。這就是為什麼彼得大帝竭力謀求出海口，其實質就是征服邊緣地帶。一旦心臟地帶大國征服了邊緣地帶，就可以確立世界霸權。反之則不能。但邊緣地帶本身的大國如果反過來征服了心臟地帶，且孤立了離岸大陸，就同樣可以稱雄世界。印度帝國、中華帝國、法蘭西第一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日本帝國都是邊緣地帶的大國。換言之，從拿破崙戰爭到兩次世界大戰，最難對付的國家其實始終存在於邊緣地帶之中。

美國作為一個遠離歐亞大陸的離岸性大國，很難像心臟地帶大國那樣直接征服邊緣地帶，但卻因此得以遠離具體衝突。故而，美國不應拘泥於一時的敵友關係，而要隨時判斷力量對比的變化，靈活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當前的最大敵人雖然是邊緣地帶的德意日，但心臟地帶的蘇聯的威脅不容小覷。又或者，到某一天，隨著邊緣地帶的復興，尤其是中、印兩個人口大國的崛起，美國仍需要心臟地帶國家幫助其再度夾擊邊緣地帶勢力。在這裡，斯皮克曼幾乎已經是在講后冷戰時代的戰略東移。

但是，讓斯皮克曼憂心忡忡的是，孤立主義在歷史上給美國帶來的利益太大，從而限制了美國的國際視野。斯皮克曼忍不住高呼：「全球化的戰爭需要全球化的軍事地理，全球化的國際政治也需要全球化的政治地理。」既然英國可以當歐洲的「離岸平衡手」，進而通過對歐洲大國的離岸制衡戰略主宰世界，為什麼美國不能當整個歐亞大陸的「離岸平衡手」，再次主宰整個世界？因而，美國要破除陳見，要用新視角看世界，要當仁不讓地握住世界領導權，扮演轉動世界的「離岸平衡手」。美國無需過度深入歐亞大陸，但也不能再走孤立主義的老路，而是要謀求戰略性的前沿據點，隨時介入歐亞大陸事務，靈活對待心臟地帶國家和邊緣地帶國家。美國要以巧妙的外交和堅實的地緣支點來彌補空間的缺陷，撬動全球政治。

1943年，斯皮克曼英年早逝，但這一不幸之事陰差陽錯又恰到好處地挽救了另一位思想巨人的學術生涯。這個人就是國際政治學科的創始人、德裔美籍學者漢斯·摩根索。

和愛因斯坦一樣，摩根索也是一位因為躲避納粹迫害而加入美國國籍的德國猶太人。如果說愛因斯坦因為物質的原子彈而名揚四海，摩根索則因為替美國製造了智力原子彈而影響至今。摩根索在希特勒上台前夕匆忙逃亡瑞士，接著又前往西班牙。但是法西斯與左翼聯盟的戰火如影隨形，迫使他離開馬德里，在1937年移民美國。和斯皮克曼一樣，摩根索的腳下同樣有一個堅實的英國基座。這個基座，就是E.H.卡爾和他那部備受爭議的《二十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

在當時的國際學術界，根本沒有學科化的國際政治學，而只有國際關係學。

當時國際關係學尚未完全專業化，顯得大而無當。要解決這個問題，讓國際關係研究能夠在大國競爭中得以實踐，就必須進行減法研究，找到立足的核心，對國際關係學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當年執這種看法的人非常多，佔據舞台中心的主流學者大致可以歸為如下三種：

第一種是史學家，特點是把國際關係學變成史料學。他們認為過去的國際關係是歷史，當下的國際關係則是正在成為歷史的歷史。有史料（權威的檔案，準確的時事信息，大人物的日記、回憶錄等）有真相。其優點在於可以破除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錯誤推理，缺點則在於缺乏建設性貢獻。須知，在國際關係領域，國之重器或不會輕易示人，或人倫日用而不覺。參與競爭的選手，總是在信息不全的情況下，靠推理和判斷行動。有時候，他們像打撲克牌，竭力掩飾自己的意圖和實力，既防上家又防下家；有時候，他們又像在下圍棋，每一手都公諸天下，但箇中玄機，卻未必人人明白。豈可因為在美國的國家檔案中找不到海權西進這個名詞，就否認這個戰略的存在？那才是十足的畫地為牢，作繭自縛。過度無視史料，固然是在沙灘上建城堡。但如過度強調史料，只會產生壟斷史料的不道德行為，或極大壓縮專業人士的生存空間，最終只剩下一種專家——史料專家。因而，這批人只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類似汽車的剎車器，而無法成為國家戰略的發動機和加速器。

第二種是法學家，特點是把國際關係學變成國際法學。他們認為應立足國際法來看待國際關係，竭力在法律框架內解決一切問題。他們以為一切國際問題都可以歸結為法律問題，卻忘了國際社會是個典型的無政府社會，暴力使用不受約束。就算有國際法，有國際法庭，也沒有國際政府、國際軍隊去做落實審判的暴力保障。適用於國內的方法未必適用於國際。國際法，至多是國家摩擦的潤滑劑、緩衝物。到了高明政客手中，甚至會成為一種自我粉飾，成為大國玩弄弱國的武器。

第三種是人類學家，特點是把國際關係學變成倫理學、宗教學和意識形態學。他們認為只要是人的問題，都可以歸結為信仰的問題。只要找到正確的信仰，並大力落實，改造壞人，塑造好人，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世界大同指日可待。但是，倫理也好，宗教也好，意識形態也好，無論被包裝成什麼模樣，歸根結底，都是人造之物。只要是人造之物，就註定不完善。過分執著於人的改造，結果往往是天堂遙不可及，現實中的以理殺人、宗教戰爭、「顏色革命」已血流成河！

E.H.卡爾屬於另類的第四種，他用政治學的方法研究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努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他深知，人也好，國家也好，都要有理想追求，但先要面對真實世界。無視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是有害無益的烏托邦；嘲笑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敢改造世界的弱者。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烏托邦思想橫行，於是，卡爾決定多講些現實主義。

他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利益和諧論的自欺欺人，掃清了雙贏思維的濫用，指出國家間的權力衝突不僅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凌駕於經濟衝突之上。人類歷史上的戰爭真的完全是為經濟而打的嗎？非也！純粹為經濟而爆發的戰爭微乎其微，戰爭更多的是為政治而爆發，是權力競爭的產物。相互依賴能避免衝突嗎？不能！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兩國，在經濟上互相依賴，但仍無法避免大戰。因為政治的核心是權力，權力的實質是讓對方按照自己的意圖行動，而非相反。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國家最關注的就是權力和影響權力關係的利益分配，以及決定利益分配的力量。影響大國權力關係的力量主要有三種：軍事力量、經濟力量、支配輿論的力量。誰能組合、運用得好，誰就能在大國博弈中脫穎而出。

卡爾立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在思想的世界里往來馳騁，斬將搴旗。但是，與當時主流的英國學者一樣，卡爾滿足於做思想家，而沒有將思想理論化，也沒有為理論打造一個學科平台。正是在這裡，摩根索做了進一步努力，成為了第五種人——在卡爾等先行者的基礎上，將國際政治研究理論化、學科化。

理論像地圖，沒有哪張地圖和現實一模一樣，但正因為這種抽象性，才可以幫助現實中的人迅速判明方向、穿越密林。反之，如果沒有這張地圖，就只能依靠經驗和實踐。但經驗往往跟不上現實的變化；實踐則代價過大、時間過長。因而，好的理論必須經得住經驗和邏輯的雙重檢驗。如果沒有邏輯，只有經驗，就是經驗主義者；如果只有邏輯，而沒有經驗，就是教條主義者。因而，要善於在推理與事實、邏輯和實踐之間建立聯繫，不斷形成良性互動。

一言以蔽之，理論的作用在於「確定事實並通過推理賦予它們意義」，在於在實踐中形成適合自己的方法論，從而解決現實問題。國際政治理論的價值就是要為現實中的人提供穿越國際關係密林的路標和地圖。國際政治學科的創立，則是為這種理論研究和理論運用提供製度化的保障。

摩根索進一步指出，也許有的學科可以為學術而學術，甚至淪為知識分子的智力遊戲。但國際政治學則不能如此，必須抱定經世致用的底線，去解決實際問題。方法是立足「權力界定的利益」這一核心概念，重新接近事實（無論這個事實是過去時還是進行時），理性剖析國際關係行為造成的客觀政治結果。我們把自己置於一個必須在某種環境中解決某個外交政策問題的政治家的位置上，並問我們自己，在此環境中處理這個問題的政治家有哪些可供他挑選的理性方案（假定他總是理性地行動），並且在此環境中行動的這個特定的政治家可能從這些理性的方案中選擇哪個。只有把這一理性假說放在事實及其結果中進行檢驗，才能賦予國際政治的事實以理論意義。……我們好像就站在他背後看他撰寫公文；我們傾聽他與其他政治家談話；我們洞察並推斷他的真實想法。從以權力界定的利益角度思考，我們就能夠像他那樣思考，而且作為利益與己無關的旁觀者，我們對他的思想和活動的理解，也許比他這個政治舞台上的演員的理解更為透徹（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只有如此，才能讓自己的國家在信息有限的複雜事實面前快速趨利避害，也才能讓本國的學者在史料有限的情況下看清歷史的本質。相比而言，動機總是難以說清的：外交政策的性質只有通過檢驗所採取的政治行動和這些些行動可以預見的後果才能得到確定。因此我們能夠發現政治家實際做了什麼，並從其行動的可預見的後果中推測出他們的目標可能是什麼。……只從政治家的動機來尋找外交政策的線索既是無效的，也是靠不住的。它之所以無效是因為動機是心理現象中最虛幻的東西。動機受到行動者和觀察者的利益和感情的歪曲，經常被歪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我們是否真正知道我們自己的動機是什麼？我們知道他人的動機是什麼嗎？而且，即使我們有可能接近政治家的真實動機，那也不會對我們理解外交政策有什麼幫助，而有可能將我們引入歧途。確實，對政治家動機的了解，可以為我們提供了解他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方向的眾多線索中的一條線索。可是，它不能向我們提供可以用來預測他的外交政策的線索。歷史沒有顯示出動機的性質與外交政策的性質之間有精確和必然的相互聯繫。無論是從道德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看，這樣說都是正確的。但是，一種現代人的傲慢卻執拗地抵制國際政治理論的建設：政治法則的根源是人性，而自從、印度和希臘的古典哲學致力於發現這些法則以來，人性沒有發生變化。因此，在政治理論中，新穎獨特未必是優點，年代久遠未必是缺點。如果一種政治理論前所未聞（如果確有如此之理論的話)，那麼人們就易於得出對其正確性持懷疑而非認同的推斷。反之，如果事實上一種政治理論在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就已經建立起來——如權力均衡理論——人們卻並不能得出它必然陳腐過時的推斷。政治理論必須接受推理和經驗的雙重檢驗。因為一種理論在幾個世紀前就已成熟而把它拋棄掉，這種做法提出的不是理性的論據，而是一種認為現在理所當然地優於過去的現代主義偏見。把復興這樣一種理論說成是「追求時髦」或「趕風頭」，就等於說在政治問題上我們只能各持己見而得不到真理。這位德裔猶太學者的思想漸趨化境，但他的學術生涯卻一度陷入了舟大水淺的困境之中。他先是在紐約布魯克林學院擔任低級講師，卻因為犀利的思想而被染上烏托邦幼稚病的同胞罵成法西斯學者。接著，他又去堪薩斯大學上勞工法主題的夜校課，職位是助理教授，分給他的教室竟是用一個廢棄的學生澡堂改造的！校方對他思考的那些國際政治問題完全不感興趣（喬納森·哈斯拉姆《馬基雅維利以來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思想》）。

作為一名學者，如果學術生涯結束了，空有物質生命又有何用？

就在摩根索日暮途窮的1943年，斯皮克曼意外去世。耶魯大學急於尋找一個像斯皮克曼那樣能開啟未來主流的非主流學者。這一找，就發現了摩根索。到了耶魯，摩根索這才算是知道了美國致用之學的樹大根深。有耶魯的平台，摩根索得以迅速打開局面，一躍而入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就是在這裡，他遇到了深受他影響，又反過來極大推動了他研究的超級學生——日後的另一位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湯普森。

摩根索師徒另起爐灶，一舉將美國送上全球智力較量的巔峰！這也是以一人敵列國，只不過是發生在學術界，但從大國競爭的角度衡量，效用竟絲毫不弱於斯大林的地緣外交魔術。即便是對於戰略設計運用能力本已高強的美國，此舉的意義也不容低估，因為二戰的勝利正在美國內部滋長一種狂妄的道德自負，太多的頭腦被勝利沖昏，漸漸忘記美國究竟是怎樣崛起的。摩根索開啟的傳統，可以有效起到「醒酒劑」的作用，甚至還能讓曾經的經驗脫離具體的個體和環境，升華為薪盡火傳的理論之劍。

正是因為有了犀利的理論武器，摩根索才能洞察機微，在原子彈革命后大聲疾呼：在國際政治領域，普世價值並不存在，危害最大的就是披著普世價值外衣的新民族主義。服膺此種主義的國家善於操控國際輿論，在別國組織「第五縱隊」，裡應外合，或攻城略地，或攻心略民。原子彈削弱、限制了軍事帝國主義，卻助長了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故而，未來的大國競爭，將更多的是以冷戰而非熱戰、以間接對抗而非直接衝突的方式展開。

這一思想原子彈的威力，被歷史證明絲毫不弱於物質原子彈。國際政治學破門出教，自立門戶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使美國擁有了強大的國際政治理論，可以在信息有限、對抗激烈、形勢複雜的情況下，趨利避害，迅速形成勝於敵手的國家政策。其間接結果則是極大地增強了美國的戰略研究，幫助戰略學加速脫離傳統軍事學和軍事戰略的束縛，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縱觀古今，戰略家或是生出來的，或是打出來的，而很少有教出來、學出來的。但美國打破了這個傳統。當今全球戰略家大多生活在美國，美國戰略家中絕大多數接受了相關教育。這是最值得國人學習的！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二戰勝負未分的時刻就已經開始。

今天回頭看去，無論是意外早逝的斯皮克曼，還是絕處逢生的摩根索，他們的思想在美國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後起的戰略家中，基辛格是德裔猶太移民，布熱津斯基是波蘭裔移民，卡根是希臘裔移民，入江昭是日裔移民，如果再加上愛因斯坦等移民科學家，安迪·格羅夫等移民企業家，我們就會發現，美國在二戰中還贏得了另一場重大勝利：讓全世界最優秀的頭腦為己所用。在這場圍繞全球智力資源的競爭中，希特勒的種族清洗政策無疑幫了美國的大忙。但幫忙的是否只有一個希特勒？為什麼很少有人選擇去蘇聯、、西班牙、巴西……這裡顯然同樣隱藏著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問題。

這就是大國競爭，有隆中三分，有未雨綢繆，有蕭規曹隨，有藉箸代籌。正是有了這種思想的領先和行動的群策群力，美國才能在雅爾塔會議后，迅速進行戰略再調整，於短短數月之內，形成全新的對蘇外交和全球戰略部署。也是因此，在羅斯福意外去世后倉促登台的杜魯門，才敢於主動挑起冷戰，讓蘇聯不斷陷入被動之中。

從柏林危機到朝鮮戰爭，從古巴導彈危機到阿富汗戰爭，表面上看是蘇聯咄咄逼人，實際上這些都是戰術層面的小攻。在大的戰略層面，美國的全球基地網，英語、美元的全球通行，國際金融組織、物流體系的操控，尖端科技的不斷進步，早就把蘇聯的手腳緊緊綁住。一旦美國用攻心戰術再擾亂蘇聯的頭腦，冷戰就不免戲劇性地結束了。柏林牆雖高，卻擋不住滾滾前行的戰略巨輪。追本溯源，其布局、其設網，可以說是早在二戰勝負尚且晦暗不明的1942年，就已經開始著手進行了。

本文摘自《二戰大牌局》（作者：王鼎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版），由於微信字數限制原因，更多國家內容未能展開，詳細閱讀請點擊「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