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讀者」當立於危樓之下擁抱驚嚇

「南方出來的一切，都會被北方讀者稱為詭異，但它若的確詭異，那麼就會被視為是寫實的。」grotesque一詞，總被用在美國南方作家弗蘭納麗·奧康納的小說上，把它譯作「詭異」再合適不過了，倘若說，一個聖經推銷員偷假肢，或者一個似是而非的先知專偷侏儒木乃伊這類設定還不夠詭異的話，那麼還有什麼情節能當得起這兩個字呢？

弗蘭納麗·奧康納

而開頭這句話，就是奧康納對撲面而來的疑問給出的解釋，讀起來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魔幻現實主義」的解釋異曲同工：魔幻只是外人的感覺，對真正的阿拉卡塔卡土著而言，《百年孤獨》所寫大多平平無奇。最魔幻最詭異的也是最現實的，只是，他們講得愈圓潤，愈顯得莫測。

美國「南方文學」有三位主力女作家：奧康納、卡森·麥卡勒斯和尤多拉·韋爾蒂。這三個人的肖像擺在一起看，很有出自同一方水土的即視感，眼神都有著相似的陰鬱氣息。南方的氣氛和北方截然不同，南方的水土裡含有壓迫、禁錮的毒素，蠻荒沒有遠離，而暴力存在於普通人的潛意識中。相比另兩位，奧康納更喜歡露出刀鋒，就像其長篇小說《暴力奪取》、《智血》書名給人的印象一樣。在正常的認知里，慈悲和優雅是屬於文明的，但奧康納卻要讓暴力蠻荒與慈悲和優雅感共存；在正常的認知里，人們認為暴力是偶發的，且同時摧殘受害者與施暴者，而奧康納卻要觸犯他們，她筆下的暴力，儘管不是天天發生，卻能帶給人一種快意和優越感。

一個好故事要讓讀者「細思恐極」

《好人難尋》這個短篇，進入到各種短篇小說經典的選集里，也被每一個創意寫作課程拿來「條分縷析」。奧康納生前談得最多、當眾朗讀得最多的也是它，大有把它作為理解自己全部作品的一把鑰匙的意思。故事中，一家三代駕車出遊，出車禍翻車，遇到了三個帶槍的男人，慘遭滅口。最後一個被殺的是老祖母，她跟殺手，一個綽號「不和諧分子」的逃犯，有一番對話，她說起自己一生都在努力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在家人一個個被殺之後，她還徒勞地希望感化殺手。

奧康納短篇小說全集：《好人難尋》、《天竺葵》、《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9月版。

「老太太的腦袋頓時清醒了一會兒」，此時她死到臨頭，「看見男人扭曲的臉湊近過來」，但那張臉，在老太太眼裡「像是快哭了」。「她低聲說：『唉，你是我的孩子啊。你是我自己的孩子啊！』她伸出手去撫摸他的肩膀。不和諧分子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來，對她當胸開了三槍。」

老祖母的死狀，奧康納是這麼寫的：「她半坐半躺在一攤血泊中，雙腿像個孩子似的盤在身下，對著沒有雲的天空露出微笑。」「不和諧分子」對此留了一句評論：「她可以成為一個好女人的，如果有人能每分鐘都朝她開一槍的話。」

用奧康納自己的話說，這是個「蠢老太太」，謀殺對她而言是一件「好事」，成全了她的自我期許——做個好人。奧康納的一個解釋讓人若有所悟：「我發現暴力有種奇特的能力，它能讓我的人物回到現實，讓他們準備好迎接自己的優雅一刻。他們的頭腦是如此頑梗，除了暴力，其他東西都不可能起作用。」老祖母在危機時刻意識到了她所需要的拯救，她不想一了百了，她所受的基督教教育讓她時刻明白如何做個好人，甚至能夠在命在須臾的時候，在道德上認同即將取自己性命的人。只可惜，那冷血的殺手並無意領會她的愛與認同。

奧康納說過，一個好故事應該讓讀者「細思恐極」。她要求讀者站在一種「危樓之下」的處境里，彷彿寫一個不夠殘忍、不夠黑色或者有著轉危為安的趨勢的故事就會慣壞他們，讓他們怠於危險的想象。如果老祖母的命運真能喚起讀者的同情，如果一個冷血的滅門故事真的能讓人心碎，痛惡暴力者的殘忍或受害者的不爭，那就表明，這是一個慈悲仍然可能存在的世界。奧康納不要這種效果，《好人難尋》的結尾表明，她像一個邪惡的保姆那樣「照顧」讀者的感情，如評論家克拉拉·C·帕克所說：「每當我們開始心生惻隱，她就向我們開槍。」

戳穿「好人」的偽與弱

「不和諧分子」的英文原文Misfit，滿滿的都是寓意：不和諧，格格不入，要比Outlaw之類的詞更給人以聯想空間。很多人把「不和諧分子」看作純正的惡的化身，看作撒旦式的人物，他的邪惡不是有條件的，也就是說，不是我們在殺人越貨一類社會新聞底下的評論里常常看到的那種所謂的「社會造就」的罪人，他的罪行不需要從其人生經歷中去找成因。他似乎就是靠殺人活著的，連「反社會人格」都談不上。最可怕的是，正是老祖母顯示的優雅、慈悲和愛，將這個男人的惡激發至瘋狂的程度。

但是奧康納卻說，她並不想把「不和諧分子」與邪惡等同起來。她在一封給約翰·霍克斯的信中說，「不和諧分子」也感到了痛苦，正是由此，他被慈悲觸動。表面上，他無情拒絕了老祖母呈現給他的慈悲——老太太憑此自我代入到了耶穌的角色里，一個能夠愛自己的敵人的大善人——但是，他的拒絕含有諷刺，因為他之前暗示，自己不識也不信基督教慈悲為懷的理念，是因為很遺憾，他沒能親眼看到耶穌如《聖經》里所說的那樣起死回生。

「『我不在場，所以沒法說他沒有（起死回生），』不和諧分子說，『我真希望我在場。』不和諧分子用拳頭捶打地面。『我應該在那兒，如果在那兒就會知道了。』」

出身愛爾蘭裔天主教家庭的奧康納，因何寫出這樣的小說，讓她的讀者和研究者都大感興趣，傳記作家讓·卡什為了給奧康納寫傳，甚至給1945年從喬治亞州立女子學院畢業的所有畢業生都發了一份問卷，她們都是奧康納的同屆校友。也就是畢業那一年，奧康納的英語老師把她的一些短篇作品給了愛荷華大學的作家班，給她贏得一個獎項。兩年後，奧康納得到了文學博士學位，並開寫她的長篇小說《智血》，一部如同她的短篇作品一樣滲透著許多基督教聖經要素的詭異小說。

她的生命歷程以五年為一階段：1945年當上職業作家，天才剛剛振翮不久，1950年，年方25歲的她就病倒了，很快連在醫院爬樓梯都很吃力，又過了五年，她的生活再也離不開一副鋁拐，其天才和體質之倒掛程度，跟比她大八歲的卡森·麥卡勒斯真是如出一轍。

就憑著這種體質，靠著母親的幫助，奧康納應邀去各國參加閱讀會，發表演講。也就是1955年，收錄《好人難尋》的同名短篇小說集首次出版，1960年，她又發表了第二部長篇《暴力奪取》。雖然平時愛談《好人難尋》，不過，奧康納說，《黑人雕像》才是她本人最滿意的作品，寫的是來自喬治亞州偏僻地帶的海德先生，陪同他的孫子尼爾森進城的經歷。

尼爾森之前從未見過一個黑人，這回連續見到，他著迷的反應令爺爺鄙視，但後來，爺爺在不小心衝撞了一個白人後的卑瑣舉動又讓孫子怨恨不已。奧康納的小說里隨處都有惡意，祖孫倆在內心深處已經互相捅起了刀子，不過結局卻是二人和好：他們看到草坪中央的一個黑人吃西瓜的石膏像，不約而同地站住了，「像是面對著一個巨大的秘密，或一座紀念他人勝利的紀念碑，共同的失敗把他們帶到了一起。他倆都感覺它像是慈悲之舉，消融著他們之間的隔閡。」

「好人」一詞再度出現在關鍵的地方：「海德先生之前不知道慈悲是怎樣的，因為他一直是個好人，現在他明白了。」這個「好人」當然是海德先生的自居，是奧康納的諷刺，正如槍口下的老太太一樣，他不曉得慈悲是什麼樣的，也正如他孫子沒有見過黑人。奧康納一直盯緊了南方人性格里的一種自欺的習性，他們大多很窮，卻自以為正義，這種習性掩護了也催眠了他們；海德先生是幸運的，因為在奧康納這裡，動刀動槍的暴力才最適合喚醒他們，戳破這些普通人虛幻的優越。

另一篇名作《善良的鄉下人》，又呼應著「好人難尋」的主題。這一次，奧康納把主角設置成了自己：一個32歲、裝一條假腿、考出了好幾個學位的大個子女孩喬伊（后改名哈爾加）。她想勾引一個賣聖經的鄉下男孩，他自稱是基督徒，一個「善良的鄉下人」，結果他卻利用親吻和撫摸來達成了羞辱她的目的：拿走了她的木腿。男孩的臨別贈言，和「不和諧分子」的結束語如出一轍：「你沒那麼聰明。我生下來就什麼都不信了！」

就像老太太的基督教慈悲無法喚起讀者的同情一樣，喬伊的被欺騙也給人一種無可救贖的觀感：雖然喬伊是個無神論者，但她和虔誠的老太太一樣，都是偽的，高學歷被她拿來用於自欺，用於把持對他人的優越感，其實毫無用處。奧康納總是讓一些本該受同情的人物遇到更大的挫折，乃至承受暴力的揭露還顯得「活該如此」，充其量，他們只是一場鬧劇里的主角，他們陷於絕境的過程不歡迎同情，而總是讓人想發出刺耳的笑聲。

「理想讀者」當如是

奧康納筆下一些重複出現的主題和意象，給她區區39歲的生命染上了更多的宿命色彩。例如，燃燒的太陽，五顏六色的襯衫，被毀傷的眼睛。它們都與傷害有關。在《火中之圈》里，作家每次寫到太陽，就暗伏著一群男孩對起火的預感，科普太太讓他們欣賞落日，而他們回以慍怒的抬頭瞪一眼：「目光越過草地和前面兩片牧場，看到灰藍色的樹木像哨兵似的排成一排」，一種大敵當前的畫風。「腫脹」，這個容易引發生理不適的詞不僅用在手腳肢體上，也常被奧康納拿來描述日月，在《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這部短篇集里有一篇《格林利夫》，女主角梅太太端詳著落日，感覺它「開始縮小，變白，直到看上去像一顆子彈」——預示著她的命運。

還有一個常見的意象是孔雀。《流離失所的人》這一長度接近中篇的故事裡，老牧師期待著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他的期待化成了一隻孔雀；在《救人就是救自己》一篇中，聾姑娘有著一對「像孔雀脖子一樣藍的藍眼睛」，而且她只學會了說一個詞「鳥」。在《善良的鄉下人》里寫到喬伊時，奧康納說她「對假腿的敏感，就如同一隻孔雀對自己的尾巴一般」，長篇小說《暴力奪取》中，小女孩的祈禱語里提到了「孔雀尾羽上的一千個太陽」。

孔雀是奧康納心中對自由與美的化身，她在一篇題為「與一隻孔雀相伴」的文章里說，她想要許多許多孔雀，以便自己一出門就能碰見一隻。然而，喬伊的假腿只是她的弱點所在，而聾姑娘的美目也是毫無用處的——這就是「上帝的慈悲」的本質。

如果讀過福克納的小說，你就會發現，奧康納寫的喬治亞州的白人家庭，跟福克納的斯諾普斯世系有多麼大的相似：這些家中往往有個愚蠢、無能卻又心懷惡意的男主人，有一個喜好注意隱秘的傳染病和不為人察的畸形，而且動不動就責罵孩子的太太，而他們的孩子多少都發育不健全，貪吃，腦子還不太好使。這樣的組合，在作家的筆下天然便是邪惡的，殺個人放個火什麼的是分分鐘的事，受到欺辱也沒有冤情可訴。

著名的「墨菲定律」說：如果一件事有發生最壞的結局的可能，它就一定會發生。奧康納的小說猶如它的文學化身。你害怕會發生的事都必然發生，迫使你更新自己的期望，去體會宿命的殘忍，以及作家神奇地熔鑄在其中的美的感覺。她稱這美感為慈悲，你若換一個詞也不妨事——比如「寬恕」。

害怕著火的人家中著火了，害怕公牛會帶來傷害的人被牛角刺穿了心臟，不能承受任何羞辱的人遭受了最慘重的羞辱，自命的好人被射殺。但我們所要的慈悲，不能在壞人幡然悔悟中找尋，更不能在好人臨終時受的精神安慰里浮現——這些都是奧康納拒絕給予的。她所設定的「理想讀者」，偏立於危樓之下，擁抱驚嚇和真實的威脅、幻覺的升起與破滅以及宿命的隱與現：隱時如鬼魂，現時如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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