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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紐約時報》專訪袁世凱:大清國改革為何這麼難?

1908年《紐約時報》專訪袁世凱:大清國改革為何這麼難?

1908年《紐約時報》專訪袁世凱

1908年6月14日,托馬斯·F·米拉德,北京,4月20日訊:

在西方人的眼裡,長期以來代表大清國形象的,只是從四萬萬芸芸眾生中站出來而非常突出和確定的幾個人而已。正是這些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或許能夠開闢出一條道路,以迎來一個新的誕生。

對於關注和研究遠東問題的人來說,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認真地對待這些人。大清國可能在一段時期內仍保持著名義上的主權,並且在外來列強瓜分勢力範圍的叫囂聲中繼續下去。大清國的領土組成現在處於這樣一種境況: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歐洲列強之間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於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勵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陳舊體制,沿著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向前進,做自己民族命運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現哪種情況,清國人本身的願望都至關重要,而這也就引起人們對清國當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個性的關注。

袁世凱是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確實在這些趨向進步的高層官員中被推認為第一。雖然他步入政界已經超過30年,但只是在過去的10年裡,他才成為這個國家的要員,並且在過去的三到四年裡提升了自己的國際聲望。

學生時代的袁世凱雖然有從政的抱負,也努力通過了各項考試,但他並不是特別有才氣。其後的多年裡,他主要從事軍務。在大清國的所有官員里,他是第一個認真學習國外軍隊的組織方法和戰略戰術的人,並且也是第一個極力鼓吹軍隊必須實現現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這樣的一種才能,即詳盡而精當地重組和指揮了朝鮮的軍隊,並且在日清戰爭前不久,他還作為清國官員居住在漢城。他參加了這場對清國人來說可謂是損失慘重的戰爭,然而,他的聲譽和威望並未受到多大損傷。這表明袁是一個具有異常才智的人。

改革的事業:李鴻章遺留下的使命

從青年時代起,袁世凱就受到李鴻章的鼓勵和呵護。李鴻章發現了袁世凱異常的秉性,並且袁早期的進步也歸結為受到這位清國著名政治家的影響。現在,袁世凱成了李鴻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東方的地平線上仍然隱約地發揮著巨大的影響。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過短暫的談話,他的頭腦非常清醒並且仍然關注著國家的未來。在生命處於彌留之際,他把一些年輕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凱),並把改革大清國的使命交到了他們的手中。當把大清國的改革與李鴻章這個人相提並論時,還會有人發出冷笑嗎?

1900 年,和西方列強談判的代表,前排左二為李鴻章

李鴻章和當時其他清國高官的不同之處,只是在於他有一個比其他人更為寬闊的視野。當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跡官場必不能少的一些傳統惡習。然而,他畢竟遠遠地走在了他這個時代的前面,並且預見到:他的國家在即將到來的數年裡,會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進步思想的人。據說李鴻章在臨終前請求清國皇帝任命袁世凱為直隸總督,結果袁獲得委任擔當了這個重要職位,這標誌著袁世凱在國家政治舞台上開始崛起。

人們發現,在大清國凡是有職位的人當中,對袁世凱的評價是多種多樣的。我就聽說過他被稱為政治家、改革家、煽動家等等,還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稱號,而每種稱號后都會跟著一大堆詳細的描述。說人們對他的評價都有幾分道理,這也不是不可能。不過,人人都認為他是「重要人物」,並且人們正在逐步接受這樣一種看法,即袁世凱是大清國當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當然不是大清國改革運動之父,但他能讓改革繼續進行下去。他富有才幹,野心勃勃。在李鴻章死後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將成為大清國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機遇。他也從清日戰爭和「義和拳」叛亂中正確地汲取了教訓。他認識到,大清國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巨變,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國的國情。

大清國的改革家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們的聲音,事實上,多年來他們一直在鼓吹進步的學說。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處決。袁在仔細地觀察帝國的現狀,觀察北京宮廷那些膽怯和垂死的黨派,觀察時代發展的種種跡象,他似乎已經得出結論: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將登上權力的頂峰。這裡所說的改革並不是那種如果改革家失敗了就會掉腦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寫的C開頭的保守的改革,這種改革並沒有激進到要立即引起新舊體制的決定性對抗,而是允許進步分子們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適當採取些行動。

日俄戰爭對大清國的影響

袁世凱當上大清國的直隸總督后,行動謹小慎微,並且總是隨身帶著一雙膠鞋。在此同時,他的外國軍官們也在穩步擴充和訓練著「北洋六鎮」,或稱新軍。這支新軍是袁世凱向慈禧皇太后做出擔保,並因此獲得許可創建的。接著發生了日俄戰爭,泛東方主義的浪潮開始覺醒。大清國的新生力量也開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審慎地估量著這股新生力量的強弱和走向,並給自己設想了一個可能發揮領袖作用的合適位子。然而,他同時也一直都預備好,那就是當遇到哪怕是一絲反對的跡象時,就迅速橫跨一步以躲避打擊。一方面,他使用著慈禧皇太后賦予他的權力(她曾依靠她逃脫1898年的宮廷陰謀);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勵著進步的因素,並費盡心機地招攬更多有才幹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讓這些人為他自己的個人前程效力。

1903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中)視察京師大學堂,與管學大臣張百熙(左)、譯學館監督朱啟鈐合影

袁認識到國內外輿論會造成的各種政治機遇,並聰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時,比他職位更高但卻是更加膽小的官員們還在猶豫不決。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國里除了慈禧皇太后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爭鋒。袁在帝國上下正形成越來越大的勢力和影響。

袁攀升到他現在的位子,並不是沒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個漢人,而在北京的滿族黨人,從根本上就反對任何漢人爬升至任何一個可以發號施令的位子,更別說帝國的總督了!清國中樞的高官們對新軍極不信任,而袁世凱是新軍的領袖。僅僅在不久以前,宮廷內還忙於密謀著要破壞袁的前程,並且也及時說服慈禧皇太后和軍機處:除非奪去袁世凱手中的權力,否則,他對朝廷必將構成威脅。

然而,保衛袁世凱的力量是這樣的強大,他指揮著完全對他效忠的新軍,以致任何人都別想簡單地把他驅除。所以,也就沒有什麼極端可行的措施能夠把他拉下馬來。於是,他的政治對手們採取了間接方法,並成功地於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讓他去處理那些大量瑣碎的訴訟案。也正是在他暫時處於困境之際,新軍指揮權移交到了別人手中。

然而,袁是這樣強大的一個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沒下去。時值大清國的國際處境越來越趨向危急,滿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謀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調任為軍機大臣,並被任命為外務部尚書。

說到行政部門之間的聯繫,外務部和大清國中樞其他各行政部門之間的關係十分有趣,這也是大清帝國正處於演變之中的確鑿證據。直到1861年,清國朝廷都沒有認可外交關係的客觀存在。然而,一年前當她在英國和法國手下蒙羞之後,由咸豐皇帝親自提議成立了一個特別機構來決定和處理對外事務。由此頒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實就是外務部。起先這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和軍機處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了。

終於認識到國際影響是一種力量

然而,直到1890年,通過登記到「紅皮書」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認可,清國人接受事物發展的過程可真夠慢的!清日戰爭和「義和拳」的叛亂,使大清國動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這兩場經歷,北京政府感覺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在是太笨了。她終於在1901年將其重組,改稱號為「外務部」,其成員數量被削減,並且在管理上引進了更為現代化的方法。外務部配備了最能幹和最具有進步思想的高官來進行聯繫,這表明,北京政府終於認識到了它對外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大清國對來自外界的影響力不再實行漠視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對這個問題已經心安理得地忽視了好幾個世紀。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袁世凱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養也相當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來負責大清國對外關係的,即大清國有可能依靠其外交關係而帶來國家命運的轉折,她也寄望外交關係能有助於推動這裡正發生著的並切實可行的改革進一步取得進展。

我接到一封官函,說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我到了那裡后,被領進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地,隨我之後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后才發現他是童凱生(譯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正身著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著的變化時,童先生笑著說:「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麼開化,這裡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對清國的領袖人物來說,操勞過度是在所難免的。

過了一會兒,袁世凱走了進來。早就聽說袁非常沉溺於他那艱苦的工作,並且這工作也極大地耗損了他的體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別注意觀察他的容貌,指望能從中發現一些跡象。但讓我驚訝和感到滿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見到時好許多。實際上,現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壯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銳的眼神顯示出他對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關切。袁的整個面貌都顯示出了他身體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袁說他每天清晨5點鐘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點鐘才休息,其間只有短暫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除非偶爾有別的任務讓他離開日常工作。大清國缺乏能幹的官員,這是清國政治一個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國官員中有限的幾位先進人物都被委以重任並不得不過度操勞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認了這點,然而他似乎不以為苦,倒更像是樂在其中。

正像常常發生在清國官員身上的情況那樣,袁通過詢問我的近況來開始我們之間的交談。他問我這次是從哪裡來北京的?當我告訴他我剛剛到過滿洲時,他就針對我在那裡的情況問了一大堆問題,而這也是我非常樂意談論的事。

袁世凱答美國記者問

我非常非常願意與袁討論,因為這讓我有機會了解在東方危機的問題上袁自己的觀點。但正當我準備記錄時,袁卻把話題轉到了美國總統的競選上。他說雖然他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崇拜者,但同樣也相當推崇塔夫脫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脫先生在上海發表了對大清國很友好的講話,這給清國上下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袁熱切地期望塔夫脫先生能有機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並說很多清國人都有這種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塔夫脫先生對遠東的情況非常了解,並且真誠地倡導要尊重大清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受任式的情形

談到美國時,袁說道:「我一直期待著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裡,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覺得,儘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大清國人民,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我們國內的管理。並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政府極為相似。」

何處最需要初步的改革

我向袁世凱閣下保證,我自己對大清國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國的管理體制和民眾從本質上都是趨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歷程一經起動,就將極大地增加帝國復興的可能。」另外,我還就大清國的現狀以及他對改革的期望向他發問。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說道,「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行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麼呢?」我問道。

「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

我問袁,在完成這三項改革的過程中,像日本人那樣引進外國顧問以求援助,這樣的做法他是否認為有益?他對此避而不答,而是說,他認為大清國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向西方學習,並且大清國將感謝任何善意的建議和忠告。我相信,事實上,袁確實認為應該引進能幹的外國財經顧問和法律顧問,但是,如果在當前情況下公然迫切地提出類似建議,只能對他的政治敵人有利。因為時下諸如「復興的權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乃人之」(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觀點甚囂塵上,而袁則是一個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會反對這些觀點的。雖然他主張他的國家能真正適應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國也許還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它們。袁說,日本人僅僅是在時間上比大清國早一些通過某些純物質的外來幫助方式(大清國有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區的內部利益調整方面也與日本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不太可能採用這種幫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質上的進步,但這並不能證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們優越,也不能證明在指導我們未來的方針上,日本人的做法從根本上就是正確的。

袁強調說:「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做法就更加聰明。日本人在完成他們國家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純粹是由於地理和政治環境對他們一直有利。而我們的事業卻比他們更加艱巨和繁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自己就不能指望達到類似於日本現在所取得的成績。日本外有大國的友好支援,並且在其國土上也不存在來自列強的私慾和野心去牽制和阻撓他們。當把所有這些情況詳加考慮之後,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走向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過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國在改革的具體部署上進行明確的對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對大清國多加賞識和鼓勵,並能在大清國面臨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除非遭到某個列強大國的肆意進攻,在一般情況下大清國政府並不要求更多的外來援助。但我確實認為,在評估我們的發展進程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大清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我們正處在現代化進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得過於嚴厲和苛刻。」

「您對清美關係怎麼看?」我問道。

美國被認為是最友好的超級大國

袁說:「大清國的政治家們,自從開始考慮的國際關係時,就認為我們和美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看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真切,並且將來也一定會繼續下去。我覺得,我們需要和貴國保持友好和令人滿意的關係,這種需要的程度怎麼說都不過分。貴國一直是大清國的朋友,並且貴國從未錯過任何機會以無私的方式表示出這一點。的確,美國一直對東方國家非常友好,並且從未顯示過哪怕是最輕微的軍事部署要去攻擊它們。如果說在不遠的將來,大清國在關係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峻時刻必須挺身抗爭的話,我們會期待並信賴美國能夠為保護我們的權利而在國際上善施影響。當然我們會對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強國家抱有同樣希望,然而我們更加信任美國。」

1908年10月美國海軍艦隊訪廈,圖為迎賓館宴會廳內宴請美國艦隊海軍官兵代表

「清國人民怎樣看待美國艦隊訪華的提議?」我問道。

「我本人對於貴國政府宣布他們正在善意地考慮我們的邀請而感到高興。並且我確信,大清國的百姓也會與我有同樣的感覺。眾所周知,大清國已經被外國武力很多次地『訪問』過了,我是說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從未有過任何一支外國海軍艦隊認真考慮過我們的願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們邀請。大清國人民能夠通過美國海軍的友好訪問而理解到貴國對的友誼和重視。並且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們的艦隊將受到所有清國人民的歡迎。我希望不會發生什麼事阻礙這個計劃的實施。大清國人民將把這件事當成對外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袁用下面的話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交談。他說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並且他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表達他對美國總統及美國人民的誠摯問候。在引用袁世凱閣下的話時,我當然未能精確地遵循他的措辭,儘管童先生把袁的話翻譯成了英語的習慣用語,但我仍盡量希望能保持語言和神情的原貌。當然,袁在某些話題上是有保留的,這是很自然的事,並且在這種環境下無疑也是非常恰當的。毫無疑問,袁對自己目前在大清國政治舞台上所面臨的危險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這些危險的源頭所在,而且也知道這些危險在他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發生怎樣的作用。

本文摘自《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鄭曦原編,當代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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