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用與色諾芬的教導

「他有很好的文學天分，多種多樣的作品，使他在希臘文學史上算個人物。但是他的理解力平平，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如果他生活在今天，最多不過一名高級記者和宣傳幹事，可能會發表戰地通訊，寫作普通英雄人物的傳記。作為歷史學家，也就能寫寫回憶錄。」 ——伯里

古典希臘史學三大師中的最後一位是色諾芬。色諾芬（Xenophon，約公元前430—前354），雅典貴族，蘇格拉底的學生，參加雇傭軍去小亞服役，回來后被判處流放。他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回憶蘇格拉底》《居魯士的教育》《阿格西勞斯傳》《長征記》《希臘史》《論雅典的收入》等。色諾芬是西塞羅筆下的典範作家，公元3世紀的古希臘學者拉爾修在編訂《希臘名哲言行錄》時，還稱譽色諾芬：「他的教導閃耀著多麼明亮的光芒！蘇格拉底的智慧在他身上體現得多麼清晰。」

色諾芬

但是，19世紀以後，史家對於色諾芬的評價偏低。著名的大學者伯里在其《希臘史學家》中說：「他是少數留下了大量作品的古典希臘史家，但他名不副實。無論在史學還是在哲學方面，他都只能算是個業餘愛好者，他根本無法理解修昔底德的方法，一如他無法明白蘇格拉底的說教。他有很好的文學天分，多種多樣的作品，使他在希臘文學史上算個人物。但是他的理解力平平，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如果他生活在今天，最多不過一名高級記者和宣傳幹事，可能會發表戰地通訊，寫作普通英雄人物的傳記。作為歷史學家，也就能寫寫回憶錄。」

20世紀70年代之後，對於色諾芬的關注又重新多了起來，色諾芬甚至成為政治思想史上的熱門人物之一。對色諾芬的接受史，為何如此起伏不定呢？人物的聲譽是與當時流行的評價標準密切相關的，因此有必要先考察古代希臘史學評論的標準為何。

修昔底德之後，歷史寫作都得追求歷史真實，以便傳之久遠。但是，這種歷史真實並不僅僅要與事實相符，而且還要讓讀者相信，使之成為符合人性的「邏輯真實」。為此，歷史學家需要具備多方面的素質。第一，為了與事實相符，歷史學家必須要親眼目睹。希羅多德為了收集史料，依靠所見，控制史源，由所見到所聞，收集歷史故事。修昔底德則不僅全面依賴於親眼目睹，而且還費心地對這些見證進行考證，提供真相。為了收集到史料，在缺乏圖書館的古代，他們都得到處行走，收集見聞。許多史家因為被流放也不得不「旅行」。因此，旅行成為古代希臘史家修史必備的準備工作。文論家琉善總結說：「收集資料不應粗心大意，而必須慘淡經營，反覆調查：如果有可能，歷史學家應該親臨其境，目睹其事。」為此，學習歷史寫作的人應該「在軍營里呆過，觀看過軍士們，見識過他們被操練、被指導，了解武器和裝備，知道集合，知道行進，知道陣勢，知道騎兵，也要知道衝鋒和包圍的意思。總而言之，對我們來說，他不應該在家裡蹲著，主要靠別人轉述。」為了獲得第一手的史料，歷史學家有意無意之間要走出去。如同發光體一樣，行蹤所至，照亮所經行的世界。

修昔底德

第二，為了能夠理解所收集到的史料，透過紛繁錯綜的歷史現象，發現其中的歷史實質，歷史學家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理論素養，尤其是要對政治、道德有所研究。否則缺乏足夠的折中、取捨史料的能力，難以在眾多私家記載的競爭中勝出。琉善在上述《論撰史》中說得好：「必須有洞察力，有從政才能——也就是說，他有可能成為一個有才能的政治家——而且具有一些武人氣質（當然這並不排斥文人氣質）和一些軍事經驗。」如果能夠進一步對於根本性問題有所了解，知道人生的目的、成功的素質、失敗的原因等等，從特殊上升到普遍，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使得自己的寫作更加具有符合人性的邏輯真實，就能夠傳之久遠。為此，也需要一定的哲學修養，至少具備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洞察力，了解人性。

第三，為了表述自己收集到的材料和理解的歷史現象，歷史學家還必須具有一定的文學修養。這種修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能夠寫作演說。演說不僅體現處理軍國大事的奇策良謀，需要作者具備良好的政治和軍事素質，而且其表現手法關乎文辭，需要長期的修辭練習。此外，「其文則史」，史學撰述需要一定的文采，至少要用平白曉暢的文筆進行敘事。誠如琉善在《論撰史》中所言：「應該有沉著的態度，材料應該均勻而細密，辭彙應該婦孺皆知，敘述應該儘可能地清楚。」

琉善

如果從這三個素質來看，蘇格拉底的弟子色諾芬似乎是最佳人選。他早年追隨蘇格拉底，在蘇格拉底死後，寫作了一些對話體的蘇格拉底派哲學作品，還參加過雇傭兵，在率領雇傭兵歸來之後，又在斯巴達統帥阿格西勞斯麾下與波斯人和雅典人作戰，具備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和才能，寫作了《論騎術》《論騎兵統領》等。歸國之後即被流放，長期定居於城邦之外，到晚年才歸國定居。行蹤所至，見聞日多，見多識廣，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從那時（被流放）起他四處結交並款待朋友，還不停地寫作他的歷史著作。」

希波戰爭

《長征記》取自作者的親身經歷，講述自己當年如何參加波斯雇傭軍，如何在王位爭奪戰失敗后，率領約一萬希臘將士歸國的傳奇經歷。文筆平易曉暢，辭彙婦孺皆知，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是學習古希臘語語法之後晉階的必讀作品，影響極其深遠。他本人也被稱譽為「阿提卡的繆斯」。他仿效史詩，從事情的中間開始敘述，「大流士和帕莉薩蒂斯生有二子，長名……」這一寫法也在《希臘史》中得到了貫徹，「一些日子之後，希摩卡里率領一支小艦隊從雅典趕來，隨後……」這種寫法，還得到了許多人的模仿，如琉善在《論撰史》中所說的那樣：「他們自稱效法色諾芬。」

蘇格拉底之死

如果結合《希臘史》的結尾，我們可以發現，色諾芬的這種處理方式，不僅成功地借鑒了史詩，而且還創造了一種私家修史的接力模式。在《希臘史》的結尾處，他這樣寫道：「戰爭的結局出人意料。雙方都似乎勝利了，但誰都沒有多得一寸土地，從而比戰前更好。不確定性和混亂佔了上風，且十倍於戰前。我至此擱筆，有待賢哲續寫。」色諾芬呼喚其他史家續寫《希臘史》，如同他自己續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樣。

在今人的眼中，色諾芬的《希臘史》不僅主要依靠個人見聞，內容散漫，而且還有嚴重的偏見，歪曲歷史真相。但是，如果從當時人的標準來看，他提供了非常富有教導價值的真實的歷史敘述，這一點貫穿於他的所有寫作中。《希臘史》提供了對當時國際局勢、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等多種政治體制的分析；《長征記》提供了將軍的培養模式；而《居魯士的教育》則提供了理想政治領袖的成長模式；等等。

伯羅奔尼撒戰爭

為此，色諾芬的寫作也需要充分利用「言說」。他不僅發展了修昔底德對「演說」的偏好和充分利用，而且迎合了當時希臘讀者的預期。正是通過大量的言說，色諾芬得以塑造一個個理想人物的形象。與其說這些理想人物屬於歷史真實，還不如說他們屬於讀者預期的模仿對象，是他們追求的「邏輯上的真實」。

古代史學並沒有從哲學和文學分離，而是緊密相連。古代學術也沒有專業的歷史學家群體，評論者更多的是學者和文人，他們衡量歷史作品的標準，除了「如實的真實」之外，還有更加多元化的標準。只要是講述發生過的史事，其所言之「大義」和敘事之「文筆」都十分重要，不僅可以擴大讀者群，而且還能傳之久遠。色諾芬的作品幾乎都保留了下來，與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並稱為三大師，絕非偶然。但是，世易時移，隨著19世紀專業史學的發展，現代歷史學家用專業化的眼光，從比較單一的標準——是否有豐富的原始史料，是否如實地反映了歷史現象——去評判古人。在這種標準之下，色諾芬所擅長的「個人成長」型歷史故事，不再能滿足收集原始資料、探索時代特徵的現代史家的需求。其名聲隨即陡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