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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名作中的花卉簡史

作者:SARAH GOTTESMAN 編譯:阿彌

從本質上來說,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艷麗的顏色和美妙的香氣不過是為了招蜂引蝶。經過了數百萬年的進化,開花植物的種類已經達到40萬種,不同的顏色和形狀都是為了擴大自己生存的可能性——而不同的昆蟲則為這種生存延續和擴張起到了媒介的作用。如果說植物開花是為了生存,只對昆蟲起作用已經足夠。為什麼人們看到花也會感覺美呢?

一些科學家認為原因是花朵預示著豐收的到來。另外一些科學家,比如物理學家大衛·多伊奇(David Deutsch)則認為花朵承載著一種客觀的美:它們顏色和諧、線條柔和、形式對稱,這是人們所追求的。不管具體原因是什麼吧,長期以來,人們確實對花傾注了個人、文化以及宗教情感。就繪畫而言,在不同的上下文語境中,同一種花可以表示繁衍或衰敗、純潔或混雜、愛情或苦痛——又或者,它們只不過是一堆花瓣的集合體,沒有任何其他的意義。從代表聖母瑪利亞的百合到傑夫·昆斯的用花卉「雕造」的小狗,本文按時間順序回顧了西方藝術中花的象徵意義的傳承與變遷。

聖母瑪利亞、白色荷花和紅色康乃馨

Lorenzo Lotto, Madonna with HI> Hieronymus and Niccolas di Tolentino, 1521

Bernardino Luini,The Madonna of the Carnation, ca. 1515

「受胎告知」是基督教藝術中最常見的主題:天使加百列來到瑪利亞的身邊,告訴她懷孕的消息。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場景中經常會有百合的影子,有的時候,它們甚至被叫做「聖母百合」。白色的花瓣代表著這位處女的貞潔,而黃色的花蕊則是天堂之光的象徵。這種用法改變了人們對百合的認識——在此之前,百合常用來表現多子、情慾旺盛的希臘女神赫拉。

另一方面,基督教畫家經常用紅色康乃馨來裝點聖母子的場景。它不僅是母子之愛的象徵,還預示著聖子長大後面臨的受難。紅色玫瑰同樣是基督受難的象徵,五個花瓣分別表示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五個傷口。儘管如此,玫瑰在同時期的婚姻肖像中還象徵著世俗的愛情與忠誠。

枯萎的花朵與美好的短暫

Adriaen van Utrecht, Vanitas - Still Life with Bouquet and Skull

Rachel Ruysch, Flower Still Life

靜物畫在17世紀的荷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那時,全球貿易的發展使得荷蘭的上層階級對外國的奇珍異寶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這些寶物就包括高腳杯和鬱金香(鬱金香的原產地在亞洲)。也是在這種風潮下,荷蘭藝術家的很多靜物作品具有一定的道德意味,以此來提醒觀者物質財富的轉瞬即逝。這些作品常常被叫做「死亡紀念物」(momento mori)或者「空虛之物」(vanitas),被描繪的物品常常有代表死亡的頭骨、代表時間流逝的沙漏,以及代表美好轉瞬即逝的枯萎花朵。

與此同時,花束也成為藝術家單獨描繪的對象,他們以此來強調荷蘭的強大和自然的繁複榮華。儘管風格是寫實主義的,但花束的組合來自藝術家的精心安排,實際上,很多花並不會在同一季節開放。儘管「空虛之物」的場景表現了所有生物的短暫屬性,這些怒放的鮮花也展示了藝術家讓時間和美麗永恆的能力。

植物書中的花卉插圖

Erica massoni L.f., 1796-1803

Francis Masson, Stapelia gemmiflora Masson, 1796

植物插圖最早出現在公元一世紀希臘物理學家科瑞特斯(Krateus )用精確的手法對草本植物進行了描繪。這種做法延續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在1750-1850年達到高峰,其中的傑出貢獻者有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和皮埃爾·約瑟夫·雷杜德(Pierre Joseph Redouté),他們尋遍世界各地,記錄了見到的每一種花的品種。此時,版畫技術的進步使得他們作品的複製品可以廣泛傳播,人們可以對這些植物進行系統的研究和學習。

插圖畫家們描繪的都是植物的典型樣貌,不會存在花朵枯萎或者葉子被蟲蛀的情況——即,他們摒除了每一個具體的植物瑕疵,將每個標本的優點集於一身。畫完之後,他們會將花瓣摘下來,通過顯微鏡觀察花朵內部的解剖結構。這是一個將藝術和科學聯繫在一起的實踐形式——實際上,插圖畫家弗朗茲·鮑爾(Franz Bauer)因為在1802年對蘭花進行了仔細的描繪,從而被認為是第一個畫出細胞核的人。

維多利亞時代花卉的秘密含義

Sir Lawrence Alma-Tadema,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 1888

在維多利亞女皇的統治下,新的禮儀標準限制了英國上層社會人們的行為,所以很多人開始用送花的方式傳遞秘密信息。結果,介紹花卉以及解讀花語的書籍變得流行起來,那些有著引誘、友誼、尷尬甚至蔑視含義的花種都被人們所熟知,而同一種花的不同顏色也有著不同的內涵。比如,你會發現紅玫瑰代表愛情,暗色玫瑰表示恥辱,粉色玫瑰則暗示著你的愛應該成為秘密。

William Morris, The Strawberry Thief,1884

在這個花卉狂熱時代,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的作品中出現了很多花卉的身影。比如,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爵士(Sir Lawrence Alma-Tadema)在其1888年的作品《埃拉伽巴路斯的玫瑰》中(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表現了埃拉伽巴路斯的悲劇故事:他看著客人們在一場花瓣雨中窒息而死。儘管原故事中出現的是紫羅蘭,勞倫斯·阿爾瑪卻將花瓣換成了玫瑰,因玫瑰與死亡和衰敗的聯繫更緊密。而拉斐爾前派設計領域的先驅威廉·莫里斯則將罌粟、菊花、向日葵等花朵的連續圖案運用到了牆紙的設計中。

梵高:「向日葵是我的」

Vincent van Gogh,Sunflowers,1989

Édouard Manet,Flowers in a Crystal Vase, ca. 1882

花卉題材一直到19世紀都被看作是最不重要的繪畫題材。人們一直以為對歷史進行描繪才是最高貴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只不過是一種手工工作。然而,這種區別對待在法國現實主義者和印象主義者的筆下消失了,他們將日常生活的場景和尋常物當作繪畫的主要描繪對象。

法國畫家馬奈為此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他一生創作的全部作品中,有五分之一是靜物畫,他大膽地宣稱靜物是「繪畫的試金石」。1880年左右,馬奈在自己生命的最後階段創作了16幅靜物花卉作品。這些鮮花都來自朋友的饋贈,是他們到病床前看他時所帶來的禮物。他還用水彩玫瑰和鳶尾點綴了自己的信件。

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梵高了。他在1886年的夏天畫了第一幅向日葵。兩年之後,當他邀請高更與他一起到阿爾居住時,他又畫了一系列向日葵。這些向日葵起初是為了裝點高更的卧室的,梵高可能想用這種方式歡迎朋友的到來,又或者以此來展示自己的藝術才能。不過,儘管這些向日葵是為高更畫的,梵高卻很看重這些作品,他在1889年給弟弟提奧的信中寫道:「向日葵是我的。」

喬治亞·奧基芙和花朵作為現代主義者的表現形式

Georgia O'Keeffe,White Iris,1930

Imogen Cunningham,Magnolia Blossom, 1925

奧基芙曾經說過:「如果你手拿一朵花並且認真地觀看它,你會發現一個世界。而我想將這個世界分享給其他人。」這個被看作是現代主義之母的畫家,將傳統的對花卉的描繪轉變成了一種先鋒藝術。她對花朵的微距觀察走到了抽象藝術的邊緣,從而迫使觀眾們慢下來靜靜享受仔細觀察的過程。

1919年,攝影師兼藝術商人、奧基芙後來的丈夫阿爾弗雷德·史蒂格利茲(Alfred Stieglitz)第一次提出了奧基芙的花朵代表陰道的觀點。十多年來,這種解讀主導並限制了對奧基芙作品的評價。但是,藝術家本人卻表示作品和女性身體或者性別沒有任何關係,那隻不過是對植物形式的近距離研究。

不過,奧基芙並不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對花進行微距觀察的唯一藝術家。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和伊默金·坎寧漢(Imogen Cunningham)等加州攝影師都將鏡頭對準了自然。他們用大型的照片和精準的細節來表現花朵、水果和風景。風格最突出的是坎寧漢,她以表現黑白色的木蘭類植物和馬蹄蓮而知名,作品主要展示了花朵的中心結構。不過,批評家們又提出了這是一種性暗示,然而攝影師的回答和奧基芙一模一樣,那隻不過是對自然的一種反映。

安迪·沃霍爾的波普風格花朵

Andy Warhol,Flowers, 1964

Takashi Murakami, Field of Smiling Flowers, 2010

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並沒有從自然中尋找靈感,他的創意來自一本1964年的《現代攝影》雜誌。雜誌中有一幅照片表現了木槿花,他將之挪用,用電腦製作重新上色,製造出絲網印刷版畫的效果,而最後的題目也很簡單,就叫做《花》(因為沃霍爾在使用照片時沒有徵得原作者的同意,攝影師在兩年後起訴了他)。

沃霍爾的花太概括了,以至於批評家們都不知道這是哪種花。《紐約先驅報》認為是海葵,《鄉村之聲》認為是旱金蓮,《藝術新聞》(ARTNews)認為它們是蝴蝶花。一些藝術史家將這些模糊的花朵看作是哀悼的象徵,因為作品出爐的那一年,肯尼迪總統剛剛被刺。

當代波普藝術家村上隆(他被稱作「日本沃霍爾」)延續了這項傳統,他作品中的花也看不出是哪種類別。在系列作品《微笑的花》中,每朵花由十二個花瓣組成,中間是一個卡通笑臉。雖然這些花是日本文化的「卡哇伊」風格,但也表現了村上隆黑暗的一面——它們是日本戰敗後文化的一種反映。不僅如此,村上隆還上溯到荷蘭靜物畫的傳統,在有些作品中,他將這些微小的花與黑色的頭骨形象疊加,從而提醒觀者生命和國家主權的脆弱。

真花作為創作材料

Jeff Koons, Puppy

最近,真花已經作為一種藝術媒材進入了美術史。1970年代,學醫出身的藝術家沃爾夫岡·萊普(Wolfgang Laib)製作了完全用花粉做成的裝置作品。這些花是他從家和工作室附近采來的。萊普最大的裝置作品《榛子花粉》(Pollen from Hazelnut)曾經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中廳展出,它們覆蓋了長18英尺,寬21英尺的方形地面。光是採集這些花粉,藝術家用去了27年的時間。因為榛子花的花期很短,只在春天開4-6個星期。藝術家對這件作品的解釋是:「花粉是生命的開始。」

1992年,美國藝術家傑夫·昆斯的《小狗》登場,這件「雕塑」作品高43英尺,由6萬棵花卉植物組成。昆斯說:「將自己對作品的控制權交給大自然,這是一種很好的體驗。」現在這個雕塑在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展出,它身上的金盞花、海棠花、鳳仙花、半邊蓮和喇叭花等植物還在繼續生長。

本文章來自美術報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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