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程千帆與《校讎廣義》（南大往事之八）

程千帆先生於1932年考入金陵大學中文系。當時南京的高等學府大師雲集，所開設的課程也非常多，作為一名新生，他感到既興奮，又緊張。學什麼？怎麼學？他帶著這些問題去問老師，老師們的回答也不一樣。黃侃先生說首先要通章句之學，要先把書讀懂讀通。劉國鈞先生說首先要通目錄之學，治學就容易摸著門徑了。劉國鈞講目錄學兼及版本、校勘，事實上即校讎學。程千帆在師從劉國鈞的同時，也常向汪辟疆老師請教校讎學方面的問題，逐漸對這門科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並且也接受奉行了治學應從校讎學入手的觀點。

黃侃先生

1934年秋天，程千帆跟劉國鈞學目錄學，寫了一篇題為《〈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的課程論文，將《七略》和《漢書·藝文志》中屈賦、荀賦、陸賦三家的分類標準，作了合理的說明。此文發表於1935年《金陵大學文學院季刊》第2卷第1期。這是程先生髮表的第一篇論文，那時他還是大學三年級學生。

為了鞏固自己的學習成果，程先生於1934至1937年間連續撰寫了好幾篇校讎學論文。其中6篇後來收在中華書局1939年出版的《目錄學叢考》中。程先生家境清貧，在金陵大學讀書時，甚至連襪子都沒有穿的。

他在1938年寫的一首詩中，記錄了他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鑽研校讎學的情形：「恆情惡貧賤，得飽更求餘。吾亦常苦貧，而不樂簪裾。撐腸借舊業，發篋著我書。注杜稱千家，幽閟煩爬梳。孳孳事目錄，瑣瑣及蟲魚。」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考》。

1942年秋天，程先生在四川成都就母校金陵大學之聘，劉國鈞仍擔任著該校文學院院長，工作非常忙，得知程千帆還在繼續鑽研校讎學，並且計劃寫一部比較全面的書，就將這門功課的教學任務交給了他。於是程先生一邊講授，一邊撰寫《校讎廣義》。

對於劉國鈞先生的教誨與知遇，程先生始終懷著感激之情，直到晚年還寫了《上衡如先生》詩二首，其二云：「爭關夢覺嘆何曾，敬業傳薪愧不能。未死白頭門弟子，尚留殘魂感師承。」

1945年，程先生到武漢大學工作，擔任的課程中，仍然有這一門，積稿也隨之充實，解放後進行教學改革，這門功課被取消了。隨後程先生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離開了工作崗位近二十年，對這部沒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當然地無暇顧及了。

《目錄學叢考》

1978年，程先生受匡亞明校長之聘，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所。考慮到研究所需要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則校讎學的知識和訓練是必不可少的，於是就從十年浩劫中被搶奪、被焚燒、被撕毀、被踐踏的現存書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讎廣義》，結果是校勘、目錄兩部分還保全了若干章節，至於版本、典藏兩部分，則片紙無存，但因工作需要，仍然勉力講授。

這就是後來由南京大學研究所徐有富、莫礪鋒、張三夕和山東大學研究所朱廣祁、吳慶峰、徐超等同志記錄整理的《校讎學略說》。

程千帆先生和弟子們

我畢業后留校任教，因為跟程先生學過校讎學，所以承擔了大學部生目錄學的教學任務。程先生像過去一樣對我施加友善的壓力，不僅將為研究所上校讎學的任務交給了我，而且還將與他合著《校讎廣義》的任務也交給了我。

對我來說，這當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誠惶誠恐的事。我們又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部書的寫作任務。當我們手捧著這部散發著油墨香味的140萬字的《校讎廣義》時，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輕鬆愉快的感覺。

程先生在《校讎廣義敘錄》中指出：「根據民族傳統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個部分的校讎學，也許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關於這部書的學術價值，我就不再多說了。我只想就程先生為什麼鍥而不捨地撰寫《校讎廣義》，為什麼特別重視校讎學的教學工作的問題，談點粗淺體會。

程千帆先生

首先，他想把鑰匙教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去打開知識寶庫的大門。他說過：「多年來，學生多半注意接受老師們傳授的知識，而不夠注意學習老師們獲得知識的方法。每位老師都有一個知識倉庫，學生往往等老師將倉庫打開，拎著口袋去裝，而並不一定會想到應當自己去打開。研究所如果還不注意這一點，他們獲得的知識終將是有限的。」

所謂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在程先生看來就是校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目錄學。有位研究所曾問他：「假如你現在年輕二三十歲或更多，你將如何著手？」他回答道：「假使說我現在是一個大學生，我還是首先注意從目錄學入門。」

為了把鑰匙交給學生，他特地為學生開了校讎學、工具書使用發等課程。校讎學的作業是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遍，寫一篇論文；工具書使用法的作業是利用工具書所提供的線索為一篇古詩文做註釋、校勘工作。

在指導我們讀專業文獻時，他還特地為我們開了《專業文獻選讀書目》。我感到從目錄學入手可以全面而迅速地了解文獻信息，大開眼界，少走彎路。

程千帆先生手稿

其次，他要為學生今後治學奠定堅實的文獻學基礎。程先生認為「任何真正的科研，必須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做收集材料的階段。」「一般說來，凡是屬於徵集、排比這樣一種工作，都可以稱為收集材料的過程。比如說，給一個作家作年譜，或者把他的詩文按年來考訂，或者是給一個古書作註解，作校勘，這一類的工作，都屬於收集材料的階段」。而校讎學或者說文獻學的任務正是探討收集、鑒別、整理材料的規律。我們如果要扎紮實實地做學問，都應掌握豐富的文獻學知識。

程先生文史兼治，在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數十年來，他的研究方法雖有發展變化，但始終將文獻學作為基礎。如早期，他在撰寫《古典詩歌論叢》時，嘗試著「把批評建立在通過考據而得出的堅實的材料的基礎上」。

而晚年，他在與研究所談話時，則進一步指出：「文學研究，應該是文獻學與文藝學最完美的結合。文學研究首先要有文獻學作基礎，有什麼材料說什麼話，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

只要我們翻閱程先生的論著，都會為他佔有資料之詳細，鑒別資料之精確，運用資料之恰當所嘆服。他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如此，他的許多詩學論文也是這樣。凡師從程先生，學過校讎學的研究所，通常具有紮實的文獻學功底，這已成了南京大學中文系中青年學術骨幹的共同特色。

此外，他還想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毋庸諱言，學術界長期存在著一些不正之風，僅程先生批評過的就有「見風使舵」、「以論帶史」、「弄虛作假」等不良傾向。

為了克服學術界的不正之風，程先生一再指出：「實事求是仍然是我們應當提倡的學風」，呼籲「發揚實事求是學風」。

《古典詩歌論叢》

我體會程先生長期堅持撰寫和講授《校讎廣義》的目的，不僅在於讓人們掌握從事科學研究的基本知識、基本方法，而且還希望人們掌握從事科學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操作規程。

因為校讎學旨在求真，著重研究如何全面掌握與運用真實可靠的資料，所以他反對根據幾個概念再加上幾個例子就寫成一篇文章，或者把從圖書館借來的十本書變成第十一本書的作法；反覆強調「必須注重親自搜集第一手的資料，對於他人引用的資料，必須核實」，注意辨別真偽、先後以及實證與推測的區別。

他曾一再對自己的研究所說：「你們寫作業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處，都要有篇名、卷數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異文的，應該加以註明。這些，都要求你們必須有一種嚴肅認真的學習態度，都應該十分注意。」

作者與程千帆先生合著《校讎廣義》

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程先生認為「從理論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學，應當用兩條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前者已有不少人從事，後者則似乎被忽略了」。

程先生特別重視後者，因為在程先生看來，「搞文藝理論的同志，一定要念作品。沒有作品的話，理論從哪兒來？理論是從作品總結出經驗來，又指導後來的作品的。如果搞空對空的導彈，理論有什麼用處？」

他本人研究古代文學堅持直接研究創作，從中抽象出詩人和作家的文學思想、藝術手段以及創作規律，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應當說這也是呈現提倡實事求是學風的一種反映，一個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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