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笑好書如好色

開 篇

本期專欄作者【董宏猷】

董宏猷

白壁齋，宏猷書房之謂也！

借《大武漢》一角，設書話專欄一，清茶一，書友三五，品茗談書，豈不樂乎？

開篇之時，東湖櫻花正開，

謹捧碧水書香，就教於讀者諸君也！

猴年初春，天塞酒庄的陳莊主李莊主邀朋友品酒。酒會未開，便先品茶。茶席間，看見好幾本《大武漢》雜誌，覺得親切。問李莊主，酒庄還訂有《大武漢》嗎?李莊主介紹說，是這位先生的，他喜歡看你的專欄文章。這些《大武漢》雜誌，都是他收藏的。

噢。還有人專門收藏我的專欄文章？便有些受寵若驚了。

先生年輕，也姓李。李穩也愛舊書。談起古舊書的收藏，收藏家與愛書人的軼事，尤其是藏品與典籍的得與失，不由得好生慨嘆。

我當然酷愛舊書的收藏。但是，不是什麼收藏家，連玩家也不是。嚴格的說來，我只是在人生的散步中，喜歡沿路撿一些散落在地上的松果，不論好壞，也不會出售，私下自己藏著，偷著樂。就像一個孩子，有一個銹跡斑斑的鐵盒子，那是他童年的秘密。其實，打開一看，裡面無非是一些玻璃珠啊，郵票啊，硬幣啊。這些藏品，不能用市值去衡量。因為生命的快樂，童年的回憶，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當然，我喜歡看別人的收藏，尤其是那些大收藏家們的收藏故事，包括他們的書話。我的業餘時間，最喜愛閱讀的，其實不是小說，而是這樣一些書話，散文，札記，這樣的收藏故事，這樣的水滴石穿的人生。

古代的天一閣那樣的收藏家不說了。近代以來，我喜歡看傅增湘、張元濟、鄭振鐸、黃裳等先生的藏書故事，私下收藏了他們的許多作品。

傅增湘先生是近代藏書大家。辛亥革命，傅增湘是唐紹儀和談代表團成員，「五四」前，他是國家教育總長。但後來，他棄官不做，專門閉戶校書。1911年，傅增湘先生作為南北和議參議，在上海偶然買到宋刊本《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即汪啟淑進呈四庫本，開始聚書。他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衚衕買宅藏書，取蘇東坡 「萬人如海一身藏」詩意，定名為「藏園」。 其時，藏園的藏書之數量與質量，皆可獨步天下，僅宋、金刻本，即一百五十餘種。傅增湘先生的祖父傅誠先生也是藏書家，曾從莫友芝處獲得元刊《資治通鑒音注》。1916年，傅增湘又購得端方舊藏宋百衲本《資治通鑒》，故名自己的藏書樓為「雙鑒樓」。1928年，在收得南宋內府寫本《洪範政鑒》后，改以《資治通鑒》與《洪範政鑒》相配為「雙鑒樓」。

增湘先生棄官以後，專心校書。用了三十年時間，校書一萬六千卷，撰五嶽名山之遊記二十卷，著述在二百萬言以上。每年蘇東坡生日那天，傅增湘先生邀上同好，在藏園進行祭書活動，擺出當年獲得佳冊，與同好共賞。而受邀之人也帶上當年所得好書，大家一起分享。其一生愛書，但役書而不為書所役。因此，每到東坡生日，便會想到藏園當年，該是怎樣的風雲際會，書香滿園。

當代的藏書家中，畢生致力於古書之收藏，且建有藏書樓的，恐怕只有韋力先生了。近年來，他收藏古籍的故事，漸漸從收藏圈裡，傳播到大眾的關注之中。究其原因，恐怕與他近年來也開始著書傳道有關。其中，他與安妮寶貝對談的《古書之美》，與拓曉堂先生的對談《古書之媒----感知拍賣二十年摭談》，便是我最愛看的兩本書。有段時間，每天晚上睡覺前，我都要翻上幾頁，看他們談著古書收藏拍賣中的種種故事，就像品了極品的好酒，或者好茶，有了一種陶醉的心嚮往之的感覺。

首先，要說說韋力。成為第一古籍收藏家的韋力，其實很年輕，一九六四年生人。韋力先生在天津擁有一幢"西苑書樓"，是他用來專門收藏古籍的，三層樓的空間，共陳列了近百個大書架，收藏了古籍善本7萬餘冊，四部齊備。其中，有唐、五代、宋、遼、金之善本珍本，明版已逾八百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藏有數架。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藏書樓，韋力卻戲稱為「芷蘭齋」。「芷蘭」者，諧音「爛紙」也。他的著述中，便有《芷蘭齋書跋初集》，《芷蘭齋書跋續集》。

拓曉堂，原供職於國家圖書館，1994年加入嘉德拍賣有限公司。是年秋，組織了古籍善本第一場專場拍賣會，開創了古籍進入拍賣市場的先河，並確立了古籍善本每年春秋大拍的慣例。由這樣兩位古籍收藏拍賣領域的「大佬」來談古籍收藏拍賣的許多幕後的故事，真的是精彩絕倫。

這本書的精裝本很厚，很重，但是，只要我出差出遠門，就要帶上，在火車上飛機上隨意地品讀。不求看完，而是隨意地翻到哪裡是哪裡，就像我自己的收藏，走到哪裡，就去舊書店看看一樣。那樣一種味道，就像品了一杯純正的藍山咖啡一樣。

韋力的古籍收藏是從讀高中開始的。那是1981年，讀高一的韋力在上學途中，在新開張的一家舊書店裡，發現了一套《古文源鑒》，是康熙年間由故宮里的古印店以五色印刷的古書。老闆開價80元。韋力每天省下5毛飯錢，攢了4個月才買到。這部書的價值，市價也就八九萬元，可對當時的他來說，卻意味著一個起點。

一個生命的起點。

人生的成功總是與人生的機遇，以及善於抓住機遇有關。還是1981年，韋力趕上了書店幾經申請在北京琉璃廠海王召開的第一屆書市。他帶著自己攢了好幾個月的171塊零花錢，去趕書市。 「很多書，當院堆成小山，普通本、殘本都有得賣，一律5毛錢一本」，來興奮購書的都是大人，韋力這樣的孩子極少，看著「很多人瘋搶」，韋力「也跟著瞎搶」，「看著哪本整齊，哪本好看就買」。回頭看當年收穫，韋力笑著說，「大部分都是垃圾」。

在，或者說，在世界上，古籍的收藏是需要資金支持的。韋力之所以能夠收藏這麼多的古籍，當然與他的經商有道相關。

韋力大學念的是中文，畢業後進入外貿總公司， 26歲就成了公司聯合台灣地區和美國資本組建的第一個三資航運公司的總經理。

因為是做航運，公司建在天津，他的藏書樓也就設在天津。豐厚的收入，成為他收藏古書的有力支撐。那個時候，韋力去書店買古書，一開口就是「這10架書我都買了，你們打包送來，我開支票」。哇！一架書大約五六百本，那架勢讓書店裡「所有人都愣了」。古書行當里的老先生開始提醒韋力，「古書不能這樣買法」。

在老先生們的指點之下，他找到了更好的收藏古籍的路徑，開始成批成批的買書，為他的藏書打下了厚實的基礎。作為藏書家，他趕上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同時，天性愛書的他，適時地抓住了人生的機遇。

提及韋力藏書的豐厚與質量，有件事情可見一斑。

2008年，國圖舉行「國家珍貴古籍特展」, 四百件展品來自國家級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和圖書館,僅有一部來自民間,即韋力的藏品，那是遼刻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

《遼藏》是卷帙浩大的遼代大藏經契丹藏經版本，為佛藏之最上乘者。遼刻實物，向不得見，宋沈括《夢溪筆談》上說：「契丹書禁甚嚴，傳入者法皆死」。因此遼刻本長期隱秘不傳，在印刷史上成一空白點。文革破四舊,紅衛兵在山西應縣木塔打碎一尊佛像,從佛像腹中發現許多經卷。紅衛兵們不假思索就將它們燒掉了,但其中一個紅衛兵偷偷藏起來一卷,就是《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

1974年,應縣木塔進行維修,又有十八件遼藏從另一尊佛像腹內發現,國家博物館收藏了這些經卷。而當年被「紅衛兵」藏起的那捲再沒露面。

多年後,那個「紅衛兵」迫於生計把經卷拿出來賣,幾經輾轉,於1994年，被韋力以三十萬元買下，成為韋力收藏中的得意之作。

韋力還有一本書，《失書記·得書記》（全2冊），也是蠻有趣的。他以藏書為線索，實質上寫書友交往的故事，以及古籍拍場的種種逸聞，配圖珍美，妙趣橫生。在他的得失中，對於民間普通的愛書者，真的是嘆為觀止的。有一部《禮部韻略》，他曾經可以500萬就買到的。最後，該書的成交價達到了2600萬元。一部《郭批管子》，賣主原價只2000元，買主開價20萬。最後的成交價，260萬。當然，在拍賣場上，他得到了更多。看到那些得到的善本珍本的書影，聽他講述得書的經歷，真的感覺那是另外一個世界。

韋力的收藏，是只進不出的。作為歷史長河中的古籍，因為不可再生，資源只會越來越少。因此，古舊書只會越來越貴。撿漏的機遇不是沒有，而是越來越少了。就如我所涉及的民國時期的新文學平裝本的收藏，由於愛好的人越來越多，價格也越來越貴了。幾年前，我以萬元買到精裝本的《圍城》初版本，那時覺得好貴。現在看來，一萬元是打不住的了。正是由於稀缺，正是由於愛好者眾，現在的古舊書收藏漸漸熱起來，也漸漸得到更多的關注。韋力說，他有一閑章，曰，「自笑好書如好色」，深以為然也。

任何的收藏，以及古籍，有聚，便有散。你今天的聚，是他人之散。而你明天的散，當時他人之聚耶。因此，關於收藏之得與失，韋力有自己的思考。他說所得的書，早晚會離我而去，「自己享受這個過程就足可以了，自己曾經得到了、欣賞了，它隨之而去了，會交給下一任藏家繼續流傳書的故事，我很高興。」

他還說過，「因為跟公藏打交道多年，我能知道公藏之後就不能再回放到世面流通，所以我不想捐公藏，也不建私人圖書館，而是賣散，讓其他藏書家分享我當年藏書的快樂。我死了后，書賣多少錢跟我無關，但我希望這個錢建成一個藏書基金會，用這筆錢獎勵一些今後對藏書有貢獻的人，研究上能有成果的人。因為我知道，我遇到好書沒有錢買的時候，我的痛苦。我希望盡我之力，能夠讓今後的藏家得到些許的贊助，得到自己心愛的書，這是我對我個人對未來的看法。」

收藏苦樂在，得失寸心知。人生過程中水滴石穿的愉悅，其實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小小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