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維規：《「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序言

頁數:272

定價: 45.00元

裝幀:精裝

ISBN:9787303186495

序言

引論：「她」字與「文化史事件」

第一章 從「She」字等英文辭彙的困擾說起——與西方語言接觸后出現的新問題

（一） 中文對應「She」字困局的最早出現

（二） 《文法初階》的獨特創譯及其限度

第二章 「她」字的新生與「他女」、「女它」——《新青年》同人的早期磋商及引發的試驗

（一） 「她」字的提出與「他女」的先行

（二） 錢玄同、周作人關於「She」字譯法的初步討論

第三章 1920年4月以前「她」字早期書寫實踐考述

（一） 康白情、俞平伯等人與「她」字初入新文學

（二） 「她」字最早入詩及其早期的幾種用法

第四章 「她」字存廢的論爭與「她」、「伊」二字的競逐

（一） 新生的「她」字究竟該不該廢棄

（二）「她」、「伊」二字的較量與「伊」字一度佔據上風

第五章 性別之惑：與「女」有關的語文敏感——「男女平等」觀念與「她」字的際遇

（一） 以男女平等觀念反對「她」字的三種表現

（二） 「英雌」和「她」：字詞、性別與政治

第六章、「她」和「他」、「牠」、「它」——一個新代詞系統的形成與定位

（一） 第三人稱代詞序列的不同方案之提出與討論

（二） 「它」、「牠」二字的再造與「她」字地位的穩定化

第七章 1920年4月以後「她」字的社會化進程

（一） 從《小說月報》和國文教科書等看「她」字的認同

（二） 陳寅恪等人的絕響「抗拒」與周瘦鵑的最終「投降」

第八章 現代性訴求與外語因素、漢語傳統的互動——「她」字獲勝的根源及其歷史文化效應

（一） 與「他」發音相同而又形體略別：「她」字勝「伊」之主因

（二） 現代性透視：一種仍然有待開掘的多維分析

（三） 「她」字語言符號文化效應的歷史闡釋

我早就拜讀過興濤所寫的關於中文「她」字的文章。兩年前，他告訴我還在悉心研究這個字的歷史、並準備拓展成書的時候，我雖未拍案，卻已連連叫絕。憑直覺和預感，或由於本人的學術興趣，我覺得這樣的研究一定比那些言不及義的「后殖民」、「後現代」宏論有意思得多。每當見到一些趕時髦的、半生不熟的著述，我總會思忖：為什麼不能靜下心來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學問呢？《「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便是紮實研究的成果。

肯定會有人認為，為「她」字寫史，未免小題大做。我不會與其爭辯，只想說我與興濤同感：這不是小題。「她」字所折射出的文化史蘊含，實在太豐富了。當然，我這裡說的不只是「小中見大」的問題。對此，本書已有許多精彩論述，因而毋需贅言。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她」涉及人類的一半（「半邊天」），「她」同「你」「我」休戚相關，人的悲歡離合也多半與「她」有關——「她」能不重要嗎？沒有她，文學藝術黯然失色；沒有她，情歌戀曲難以譜寫……顯然，我在這裡用「她」這個代詞泛指女性，而中文中代表女性的「她」字是90多年前才誕生的，用本書作者的話說：「作為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她』字（不只是看外形,而是就形義的統一體而言），乃為劉半農所創造和發明。」對「她」字沒有研究的我，也會很自然地想起劉半農的那首名詩《教我如何不想她》，儘管這並不是許多人所認為的「她」字首次入詩。

「她」字的創製以及關於「她」字「造型」的極為熱鬧的爭論，讓我想到西方早就有的一種觀點，即中文因為漢字結構而不太適合於抽象思維，更有利於直觀的形象思維。換句話說，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表意文字的漢字，與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其含義多半已見之於文字元號。表意文字本身往往就可以理解。它的讀音也許在歷史長河中發生了變化，或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的發音，但是就像阿拉伯數字在不同語言中有不同的讀音一樣，其含義很多時候卻是「一目了然」的。正是漢字的表意特徵，使它在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具有顯著地位（漢字書法只是一種表現形式）。早期研究思想和語言的西方學者已經熱衷於這類話題，並以此分析所謂人的思維方式。當然，他們當時面對的還是文言文和古代漢語，其語言比較的結論是：西方的邏輯思維主要藉助句法上的組合，而表意文字使人推崇類比思維。古代哲人不擅長從抽象概念出發來進行演繹，而是喜歡用具體事例說明問題；他們不喜思辨，而以比照見長。此乃具體的、形象的思維。

關於語言，西方早有不同的說法，上述觀點只是其中一種，然而卻是很重要的一種。這種說法是否有理，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或許也不是一篇論文能夠說清楚的。但就「她」字創生之初的不同觀點以及圍繞該字的字形而展開的激烈爭辯而言，這種說法似乎不是向壁虛構，至少是筆者馬上想到這類觀點的一個緣由。由「他」字派生出的「她」字，以及許許多多其他此類漢字都告訴我們，思考已經進入文字，一切包含在字形之中。

每種語言都為思想和交流提供了基本模式，都有特定的規範，以調節思想和交流的程序。人們在運用一種語言時，幾乎無法擺脫其特定規範。什麼規範佔據主導地位並融合於語言結構之中，這在不同語言之間可能存在很大差別。威廉•封•洪堡於1826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學院作了一個題為《論語言的語法結構》的報告，分析了漢語與西方語言的利弊。儘管有些人會從「後現代」、「后殖民」的立場出發，對洪堡觀點提出異議，但我還是要說，洪堡對語言本質問題的銳利目光是不可否認的。他的核心思想是，人的智力承擔著用語言表述思想的職責，沒有語言的思維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還是對思想和語言做出了區分。在他看來，人有兩種智力活動，一種指向思想，一種指向語言。毫無疑問，洪堡更讚賞西方主要語言的語法、邏輯性及其功能，而漢語（重複一遍：我們在此談論的是文言文）因語法「缺席」只能構造簡單句式，無法寫出複雜的從句，哲學思考中充滿模糊性。儘管洪堡注重的是書面語言的語法結構，但是他並不認為一種語言的形式架構越是複雜，功能肯定越大。他也不排除漢語在形式上沒有的東西可能存在於思想，一方面的缺失或許正是另一方面的優勢。鑒於漢語字形不變、句子的含義來自詞義本身、詞的組合和順序以及上下文，洪堡認為漢語的語言結構能夠促進人對概念排序、大膽組合的樂趣，更有利於語言上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我想，古詩的魅力很能說明這一點，當然並非僅此而已。

誰都知道，西方的認識論不可能適用於所有文化，洪堡的思考也只是許多思考中的一種。需要說明的是，西方學者在分析語言與邏輯的關係時，並沒有說漢語沒有邏輯，也沒有說人不會邏輯思維，而是說哪種語言更便於邏輯思維。同樣，在近代以前沒有區分男女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傳統，也不意味著不能表達第三人稱的「她」。然而，語言學中的一個定論是：語法結構越是完整和明確，一種思想便更能在語言上得到精準的表達。在此，「她」字依然可以拿來作為例子；同樣，在根據現代漢語語法將古文譯為白話文的時候，將五個字或七個字譯成一行字的時候，我們也能看到這個問題。

在以拉丁文為基礎、依託於字母和語音的西洋文字中，創造一個新字不是很難的事情，而且也很常見。漢語則不然（繁體漢字變為簡體漢字不屬於這裡所說的造字範疇）。像「她」這樣的新造字，在漢語中只能屬於不多的一些例外。19世紀中葉以降，不斷努力翻譯介紹一種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西方的知識文化體系，並試圖把西方的科學文化與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西學」的譯介大大豐富了近現代漢語學術辭彙。現代漢語（尤其是科技和學術用語）的很多重要辭彙與概念均產生於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還有許多辭彙也是在這個時期發生了質變。新字新詞是一種極為複雜的現象，主要表現在辭彙層面和語義層面。一般說來，人們在發現自己的價值體系和習慣規則受到衝擊甚至威脅時，會努力尋找新的精神依託，新的發現或價值轉換會體現於語言。

鴉片戰爭之後，中西文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現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語言上的新發現所引起的發明創造，能否都稱得上不平等現象的表徵？這個問題則是需要具體討論的。以「她」字為例，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中認為，當初那些把漢語中沒有歐洲語言第三人稱陰性代詞的對等詞視為「漢語本身的一種缺陷」、並想盡辦法加以彌補的做法，與其說反映了漢語本身的不足，還不如說恰好體現了「語言之間的不平等」，因為在西方，「在把法語的陰性複數elles翻譯成英語的沒有性別區分的they時，人們沒有感到什麼不便。」而我以為，語言的嬗變和革新有其自身規律。這裡其實並不存在「平等」和「不平等」的問題，而只是「有」和「沒有」的問題。法語和英語各自原有elles和they，且為習慣用法；德語中的陰性單數、複數和一般複數均為sie，也是語法使然。它們之間的翻譯當然不成問題。「她」字的創製，直接與中西語言接觸有關，與翻譯有關。古漢語中沒有與英、法、德、俄之she、elle、sie、она的對應詞，在現存字型檔中找一個詞，通過新增詞義與之對應（如當時不少人所做的那樣），本在情理之中。如果認為此舉不盡人意而另創新詞，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她」字的創製及其爭論，不能說是西方文化霸權和脅迫的結果，而是許多有識之士的自覺行為。不管在漢語還是西方語言中，大多數新詞的創用前提是，新的事物要求創造新詞和新概念。一個偉大時代的出現，往往會使語言成為巨大的實驗場所，新詞層出不窮。我們在文藝復興時期法國的拉伯雷、龍薩和蒙田那裡能夠看到這種現象，在近現代士子學人那裡也能看到這種現象。在許多情況下，新詞是對已經存在的辭彙的新的解釋和理解（詞義更新），或者是字或詞的新的組合。近現代介紹西學的時候，很有一些概念是西方有而我們沒有的，這就給準確譯介帶來麻煩，由此才有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之說。針對「她」字創生之初的諸多非議，劉半農在據理力爭的時候指出，即使「她」字不能在漢語中最終確立和流行，僅僅作為西方語言的一個翻譯詞，它的存在也是有理的、有用的。這樣看來，創造新詞還是一個需求的問題。

不同語言的交流或碰撞，或多或少都會留下痕迹。我們不否認政治和文化強權會帶來話語霸權，然而，某個新造詞或外來詞，一般發生在「歸宿語言」之內，「出發語言」只是起因。因此，新造詞的創製或外來詞的接受，多半是接受者的主動行為，而不是對話語霸權的屈服。不管是化學元素漢語新字的創製，還是對西方標點符號的借鑒和採納，或者對正規漢語語法的探索，都是學習「西學」亦即「新學」的必然結果，也是漢語現代化的需要。在眾多譯介活動和話語實踐中，我們不但能夠看到時人的孜孜追求所帶來的成果，也能看到語言上的「適者生存」。今天看來，現代漢語缺少「她」字已經是不可想象的了，如同現代漢語一定需要標點一樣。

本書作者關於「她」字創生的觀點是很貼切的：「『她』字在漢語中的合法化，本質上並不是因為它來源於霸道的西方，不是因為西方語言中有的，漢語中也就必須有，而是因為它在根本上與漢語在新時代被激發出的現代性訴求或者說現代化需要發生了關聯，從而為漢語所接納。在這裡，『她』字的西方性與現代性只是偶然發生了重合而已。」作者除了綜合揭示其複雜成因外，還特彆強調了「精確性」與「簡約性」的現代性訴求之作用。應該說，這一觀點不但適用於「她」字，也可以用來說明100年前的許多漢語「新生」辭彙和概念。

至於古漢語中沒有歐洲語言里第三人稱陰性代詞，是否一定就是「漢語本身的一種缺陷」，則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語言學家肯定能夠證實，某種語言更適合表達某一方面的事物或情狀，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法語對某些事物或情狀的表述，遠比其他語言更豐富、更準確。其原因是：在歷史進程中，由於特殊的社會發展狀況，法蘭西人（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對某些事物或情狀的語言表述更注重細微的差別，從而也就更細膩，有更多的同義詞可供選擇。於是，表述某種事物或情狀，在法語中可以做到細緻入微，而在其他語言中也許只能粗略表述，或者只能說個大概。當然，我完全可以換一種語言來說明這個問題。

在不同母語的人的相互交流中，我們常能聽到這樣一句話：「我們的語言中沒有你們這種說法。」此說很能體現語言之間的差別。本人在不少地方說過一些語言表述的「不可譯性」，講的也是這個意思。在當今世界的現存語言中，德語創製概念的空間尤為寬廣，幾乎沒有多少拘囿，從而特別適合於哲學思考。20世紀的重要思想家海德格爾充分認識到並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很難想象，他用其他語言也能做出同樣的哲學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德語（海德格爾的德語）成全了他的不少思路。

再回到《「她」字的文化史》，我想談一下這部著作與一些方法學思考的關係，也就是我在閱讀這部書稿時所想到的一些研究方法。

這本書立刻使我想到了「知識考古學」。福柯把自己的研究看做「知識考古學」，其實就是一種類型的話語分析，鉤稽「話語實踐」亦即「話語事件」，或曰通過局部研究強調歷史話語的偶然性、斷裂性和物質性，以呈現事物不再以同樣的方式被感知、描述、刻劃、表達、分類和認識。當然，聯繫福柯只是本人閱讀這部書稿時的直接感受所引起的，並非看重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或譜系學方法的哲學追求及其濃重的解構色彩，而是直取字面含義：l』archéologie du savoir——知識考古。[1]

另外，本書書名馬上會讓人想到陳寅恪的「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之說，這也是本書作者研究「她」字時的明確的方法論追求。應該說，本研究是成功的，我們確實看到了「她」字的一部色彩斑斕的文化史。當然，把陳氏說法看做方法論和方向性的定位，將其落實到實處，乃為很具體的研究，而不是以一個字為依託來撰寫大文化史，世上還無此先例。以「她」字為例，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字的文化史」，是文化史中的一個事件，文化史的一個截面。

同時，作為一個對「概念史」或「歷史語義學」做過些微研究的人，我還會很自然地把「她」字考古與歷史語義學聯繫起來。該著全方位地揭示出這個字的生成語境和發展脈絡，並將單獨詞語的分析擴展為詞語群、概念架構和概念網路的探討。歷史語義學不僅分析特定概念（詞語）的「含義」和「運用」，也觀照相近概念、平行概念、對等概念、頡頏概念同某個特定概念的關係，探索它們多層次的關聯，這在本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本書的材料工夫。不管是「知識考古學」還是「歷史語義學」，材料是重中之重；更何況為一個字寫一本書，沒有充足的材料是不行的。只有材料詳實，才能做到有話可說、有東西可寫，才能做到「遊刃有餘」。以科塞雷克主編的八卷本大辭典《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1972－1997）為例，它的基礎是材料。這部「辭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詞條」彙編，而是論述基本概念的文集，其中的許多論文超過百頁，完全可以單獨成書。此外，就德國經驗而言，從概念史看社會史、思想史或文化史，首先是史學家的專長，成就最大的也是他們。興濤是人民大學的史學教授。記得在四、五年前，《近代史研究》雜誌曾把他的一篇名為《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的論文寄往德國讓我做匿名評審，當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該文的新視角、新觀點外，便是作者對大量資料的掌握和運用。文章發表以後，我才知道作者姓甚名誰。後來有幸與興濤結識，隨著對他學術了解的深入，最初的深刻印象也漸漸成了實實在在的確信。就本書而言，我想，即使是一位與他素昧平生的讀者，也一定能夠猜出是出自一個史學家之手，書中許多地方對材料的挖掘和把握，委實讓人敬佩。

近年來，興濤以紮實的材料功夫為依託，在相關研究領域提出的新思路、新觀點，無疑給歷史研究展示了新的視野，給予了新的啟發。實際上，《「她」字的文化史》這部新穎而精彩的論著，不僅是興濤奉獻給史學界的力作，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相關研究所期待的跨學科成果，讀後受益非淺。相信許多讀者都會喜歡它。

[1]我在文中採用的「知識考古學」是大陸學界約定俗成的譯法。福柯所用的l』archéologie du savoir，其實譯成「知識考古」即可。儘管在英漢、法漢、德漢辭典中，archaeology、archéologie、Archäologie譯為「考古學」，而且它也確實是一門學科，但是在特定組合中（尤其是同「知識」之類的抽象概念的組合），西方語言中的這個概念常常表示查考和鉤稽。王德威將福柯著作的書名譯為《知識的考掘》（台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還是比較貼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