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會說話的「出土文物」

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召開的時候，蕭軍自我調侃為「會說話的『出土文物』」，這是個禁不起聯想的比喻，一聯想，就會紛紛擾擾地帶出一連串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就有也是在這一年出版的《四世同堂》。從1944年到1949年，《四世同堂》連來帶去寫了5年，一邊寫，一邊按部就班地連載、出版、翻譯、出英文版。1951年1月，《飢荒》連載到第二十段突然停了，此後《四世同堂》便銷聲匿跡，直到1979年重新出版，所以說，它也是「出土文物」。

然而事情又遠非「出土」那麼簡單：底稿不見了，但是英譯本還在；英譯本回譯了，英譯手稿本居然也還在，所以這個尋回並修補「文物」的過程就格外漫長。

文學史的研究和文學作品的解讀，是一種趨近於本真的努力，無論是通過思辨構擬，還是通過史料還原。史料還原尤其是不講情面更不講情懷的一項工作。魯迅講過一個故事，有個土財主，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乾二淨，這才擺在客廳里，閃閃的發著銅光。」可笑吧？魯迅卻說，這個閃閃發光的鼎，才是「近於真相的周鼎」。史料的發掘，真相的揭櫫，大抵類此。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來談這次《四世同堂》英譯手稿發現和結尾章節第二次回譯的意義——它不是展示給我們一個更好的《四世同堂》，而是一個更接近本來面目的《四世同堂》。

（老舍在美國，右一。）

看一個最直接的例子。馬小彌由《黃色風暴》回譯而來的結尾句是「小羊圈裡，槐樹葉兒拂拂地在搖曳，起風了。」現經英譯手稿對照，證明這個結尾為出版社所加，用以替代一篇以錢默吟口吻寫的長達6000字的長檄文，即趙武平二次回譯本的終章。這個章節出現在百萬字長篇《四世同堂》的敘事完全終結之時，從純粹的故事的角度看，是冗筆，但從中可以獲取很多信息，包括錢默吟（毋寧說是老舍自己）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對做詩人還是做戰士的問題的表白。

很多研究者認為，老舍在抗戰時期對通俗文藝的過度投入造成了他回歸小說創作時個別人物的誇張和變形，錢默吟在小說後半段變身為一名俠士、地下工作者，和他詩人的身份不相匹配，也是被談論較多的一個問題。老舍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藉助這篇「悔過書」對錢默吟的心路歷程進行了原原本本的交代。「感謝你們，給了我做一個完美的人的機會，教我能有鬥爭到死的機會。」這大無畏的表白指向老舍本人的英雄情結。貫穿地看，老舍熱愛武俠故事的少年時代，書寫李景純、丁二爺這樣的俠義之士的青年時代，自己義無反顧犧牲一切投身抗戰的中年時代，和《四世同堂》具備理想人格的錢詩人是無比契合的。這也是老舍在很小的年紀就給自己起了「舍予」這個名字的原因。劍氣簫心、俠骨柔情，既是詩人也是戰士，以錢默吟口吻寫的這篇剖白和傾訴，比起「起風了」這樣語義含混的小清新結尾，無疑更能鎮住《四世同堂》用100萬字鋪陳的無邊苦難和人間悲喜劇。

趙武平的二次回譯本還展示了另外一個非常有意思卻被《黃色風暴》刪節的情節：瑞宣「從為做宣傳而寫作開始，他就很想知道作家在戰爭中怎麼生活，發表有什麼作品」。他發現很多日本作家正在受命翻譯的新小說和劇本，經由這件事，他開始思索現代文學的意義和價值。而瑞宣在迷惘中尋求的答案，正可以落實在以老舍本人為代表的捨棄了一切個人得失，無怨無悔投身抗戰文學的新文學作家身上。

老舍親歷了整個大後方的抗戰文學史，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投身抗戰的八年也是他文學生涯的重要轉折——捨棄小說轉而從事通俗文藝和戲劇的寫作，並且將這一新的寫作習慣帶到了新時期。而《四世同堂》正是老舍在抗戰文學經由幾次嚴肅論爭進入反思階段之後回歸小說寫作的結果。通過二次回譯本，我們看到，老舍第一次在虛構作品中談論自己投身其中的現代文學史，這是個如此獨特且前所未有的視角。小說里，瑞宣得到的結論是：「新文學是代替說話的活的文學……他為作家感到驕傲，也為自己感到高興。」這不但解答了為什麼在已經完成了服務抗戰的使命的1946年之後，老舍還是寫了《四世同堂》《鼓書藝人》《五虎斷魂槍》，也解答了老舍為什麼在1949年12月回到北京后能這麼快適應新文藝工作者這個新的身份。我們當然可以說老舍的選擇是時代的要求使然，但是，即便從這個失而復得的章節，也可以看出，老舍的「回歸」和「回不去了」，這兩件看似矛盾卻同時發生的事情，正是老舍本人文學生涯的必然選擇，也是現代文學的必經之路。這裡甚至埋藏了《四世同堂》在1951年年初連載突然中斷和日後需要經過如此曲折的努力，逐漸尋回它丟失部分本來樣子的原因的密碼。

這次老舍《四世同堂》英譯手稿未發表部分經由趙武平發掘、整理、翻譯后的重新發表，是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史料的發掘、整理、重組，有點像文物的修復，成品雖然不是作品本來的樣子，卻能指向作品本來的樣子，指向曾經被拋棄、亦有可能被永遠遺忘的文學史的片斷。其實，在史料之外，又何嘗有真正的作家和作品，又何嘗有真實的文學史。學者錢理群曾經指出：「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和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對於《四世同堂》這件從1979年「出土」后又不斷得到修補的「文物」，也當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