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法律史學的發展方向 l 法學中國

作者：張生。來源：社會科學網-社會科學報2017年06月16日。

法律史研究為法學基礎理論等學科提供了原始資料，也為各部門法學科提供了理論指導。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大背景下，繼續深入推進法律史的研究以及實踐應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凝聚中華文明價值理念

「法律史學是道器一體的知識體系。」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研究員張生認為，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需要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立法、司法、執法各方面都具有極強的問題導向，需要從價值理念、制度體系、實施機制、職業養成諸方面進行整體論證，而構建法治的長效機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都需要法律史學的理論支撐。

張生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可能脫離本民族的法律傳統。一方面，法律史學是中華文明價值理念的凝聚，以共同的價值認同，溝通同一時代人們的心靈，激勵不同時代的人們生生不息地追求良法善治的秩序，為法治的不斷生長提供精神動力。另一方面，法律史學為立法、執法、司法提供歷史坐標，以過往的制度設計、實施的歷史經驗為現實的制度創新提供理論依據。

法律史學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肩負著傳承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使命。在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志強看來，真正實現全面依法治國不可能靠憑空而降的舶來之品，其內在理念與傳統文化價值觀實際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對傳統政法體制內在機理做出具有更強解釋力的闡述，是法律史學重要的課題和使命。西北政法大學研究所院院長王健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構建法治的目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務，其中強調了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和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持作用；在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中，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法治教育要納入精神文明創建內容，開展群眾性法治文化活動，提高普法實效。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法律史學，包括法律史和外國法律史，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研究角度不必拘泥一端

一段時間以來，因法律史自身學科定位的含混，導致法律史學科處於一種「非史」、「非法」的雙重邊緣。作為史學和法學的一門交叉學科，法律史學研究應當史學化還是法學化始終是學界討論的話題之一。

王健認為，法學和史學可以互為知識和方法。按學界慣例，法律史學通常歸入法學知識分類範疇，是理論法學分類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屬於史學。但史學又是一門綜合學科，其專門史領域又常常涉及政法思想。

「真正上乘的研究成果，必然要經得起各學科標準和視角的檢驗，不存在史學化或法學化的成果就是優選、必然優於對方或成為唯一趨勢的情況。」在王志強看來，史學化還是法學化的問題是由研究人員的問題意識和學科立場所決定的。作為交叉學科，不妨鼓勵研究者們根據其各自的立場、問題和方法，從不同角度展開研究，求同存異，探索各種發展方向，不必拘泥一端。法律史學的研究，不僅可以從法學和史學的角度展開，還可以從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各種視角切入。

張生認為，法律史學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客觀法律史的考證與敘事，法律制度、思想的闡釋與評價，法律史的建構與現實轉化。綜合這三個方面而言，法律史學的「史學化」可以滿足史學的客觀性，法律史學的「法學化」可以滿足規範闡釋與評價。

建構和現代轉化是關鍵

《歷代珍稀司法文獻》《清代秋審文獻》《清代秋審文獻續編》《沈家本全集》等客觀史料的整理是法律史學研究的成果之一。「傳統文獻資源研究、跨文化比較、應用對策研究是當前法律史學研究的三大方向。」王健表示，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範圍的日益深廣，跨文化比較將持續成為法律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而應用對策研究也方興未艾。

以豐富的研究成果服務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法律史學研究者的時代使命。王健表示，與回應當代重大社會問題以及現代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相適應，「智庫型」法律史學研究的特點愈加顯著。諸如基層社會治理、邊疆安全穩定、廉政建設等許多重大現實問題，都是近年來法律史學研究的重點。

在張生看來，法律史學的發展方向是在客觀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符合國史民情的規範闡釋與功能評價，進而實現法律史學的建構與現代轉化。其中客觀性是法律史學的基礎，理解之上的闡釋與評價是法律史學具有生命力的開端，而建構與現代轉化是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融入現實法治建設的關鍵。

王志強認為，法律史學研究要取得重大的創新和長足的發展，應更多地基於對法的概念本身、法在社會中的作用、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係取得新的理解。而這正需要開放學科邊界的眾多參與和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