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絲網內的樟宜：戰俘營終成監獄

戰俘們在樟宜戰俘營的無限制生活終於沒有堅持到最後。鑒於戰俘們的自我管理情況，日本人決定「規範」戰俘營管理。3月，日軍針對戰俘營的作息制度作出了如下規定：8時整吹起床號，9時開早飯，10：30至13：30勞動，13：30至14：30是午飯和休息時間，14：30至18：00勞動，18：30晚飯，21：30點名，22：15熄燈。114要注意的是，自2月19日起戰俘營啟用東京時間，要比當地時間早一個半小時。115但不管怎麼說，這份時間表還是相對比較寬鬆的。當羅賽爾·布萊登和獄友們從富都監獄轉到樟宜戰俘營時，對戰俘們「溫順地接受東京時間作為戰俘營的標準時間」很驚訝。要知道，「這些人在科倫坡時一直以古老的英國時間為準」。日本投降后，新加坡戰俘們要適應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時間向後推遲一個半小時。

儘管日本人對戰俘們的日常生活很少干涉，但卻會時不時地做出一些特別舉動或發布一些特別命令，提醒戰俘們的被囚禁身份。比如從5月開始，日本人要求戰俘們提供營內所有「工程士兵」的詳細信息。幾天後，帕西瓦爾將軍因拒絕交出日本人需要的「無線電話務員」和「高射炮修理技師」而被關了禁閉。列維斯·希斯將軍也受到了同樣的處罰，原因是拒絕與日本人「討論印度的守備問題」。肖恩少校與其他軍官一樣，被日本人強制要求於3月15日和3月30日上交兩份報告，就「軍團管理」和「英軍、澳大利亞軍和印度軍的供水系統」進行探討。肖恩對此感到極為不適。當日本人要求他寫第三份報告時，他給自己的指揮官H. F. 盧卡斯（H. F. Lucas）准將寫了一封信，解釋了自己不能再這麼做的原因：

寫完最後一份報告后，我就決心不再做類似事情了，也不希望再被要求做類似事情。考慮再三，我認為必須通知您，我不能做這樣的事了。

鮑米（Baume）中尉也有同樣的經歷：

日本人試圖從我們身上得到關於我軍火炮的情報。他們審問了希斯將軍，企圖從他嘴裡得到點東西，但將軍沒有開口。我們也決定仿效將軍。實際上，日本人已經命令我們填寫一些表格了，內容是關於如何操作火炮的。我們都模仿第5野戰炮兵團的寫法：打開炮栓，裝彈，關閉炮栓，射擊。

日本人此輪獲取情報的方式似乎彬彬有禮，沒有人在審問過程中受到身體上的恐嚇或傷害。儘管這輪情報搜集活動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很瑣碎，但卻是一個龐大計劃的組成部分。日本人通常都是單獨與被俘軍官接觸，目的是希望能獲得他們的配合。當一份份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報組合在一起后，日本人就可能獲得一份關於英軍（以及盟軍）活動的全景信息，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3月4日，日本人下達了一個讓所有軍官戰俘傷心的命令：取下軍銜標誌，所有軍官不論等級高低，均在左胸前佩戴一枚五星以表明軍官身份。對戰俘們來說，這個命令除了能證明日本人的說一不二之外沒有任何意義，因此大多數人對此表示了反對和不滿。

除了更換軍官軍銜標誌外，日本看守人員還在樟宜戰俘營周圍架設起永久性鐵絲網。沒有鐵絲網時，戰俘們可以在戰俘營周圍閑逛，膽大者還能溜進新加坡城。這種鬆散的關押方式本是樟宜戰俘營的一大特色，但隨著鐵絲網的架設而一去不復返了。

儘管鐵絲網的架設讓樟宜戰俘營更有了囚禁場所的味道，但架設的方式卻沒有讓戰俘們有修建監獄的感覺。1942年3月7日，用羅克斯博格的話說，戰俘們「按照日軍的命令開始了把自己圍在鐵絲網中的工程」。羅克斯博格寫道：

在工程的最後幾天，我們已經把整個戰俘營變成了一處用鐵絲網圍起來的兵營。總共架設了兩道雙層帷狀鐵絲網，中間還夾著一道滾籠式鐵絲網。

在羅克斯博格看來，「戰俘們做的這項工作非常出色，連只貓都鑽不出去。戰俘們要外出，必須有一名軍官帶隊。」戰俘們對架設鐵絲網的感覺很矛盾。列兵霍頓（Houghton）覺得：「樟宜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一座戰俘營，因為我們必須自己用鐵絲網把自己圍起來，防止我們自己逃跑。」迪克森上尉遇到了更奇特的事：日本人居然讓他的指揮官自己去弄鐵絲網，然後再把它架起來。馬利特上尉對鐵絲網的架設過程做了詳細描述：

3月13日……現在，戰俘營的監禁區按照師編製被鐵絲網劃分成幾個獨立的「區域」。澳大利亞步兵部隊離主鐵絲網（樟宜平民監獄）最近，他們的營地從史拉蘭兵營一直延伸到主路的西側。在澳大利亞人對面、主路東側的是印度第11師營地。英軍第18師炮兵團、赫斯團、貝福特團、劍橋團、諾福克團等部隊的營地被分配在路的兩側，緊挨著澳大利亞和印度人。繼續向前就到了樟宜半島的南部，那裡有樟宜村、遊艇俱樂部等，是我們的營地。北、東兩側臨海，風景不錯。囚禁在這裡的有炮兵部隊、工兵部隊、兩個馬來亞步兵旅以及一些非聯邦國家志願部隊。我們的營地與第18師營地形成的夾角之間是廟山（Temple Hill），第3軍司令部，第9師，第8、28印度旅的參謀人員被關押在那裡。然後還有羅伯茲兵營，那裡是醫院區，人滿為患。

在羅克斯博格看來，戰俘營周圍的鐵絲網形同虛設，有心者能很輕易地鑽出去。比如兩個月後，當賽利爾·庫姆斯想換個地方看風景時，新架設的鐵絲網根本沒能攔住他：

1942年5月24日，微晴。傑克和我溜出戰俘營來到鎮上，期間沒碰到日本人找我們的麻煩。人很熱情，他們不僅給我們食物，還給我們錢。有個人給了我們一美元（對他們來說這可是一大筆錢）。

鐵絲網的出現雖然對戰俘們的自由來說算不上什麼大障礙，但卻對他們的心理產生了巨大的衝擊。J. 理查德森中尉在鐵絲網架起來后說：「對鐵絲網我們沒太大感覺，但它卻讓我們真正感覺到了自己的戰俘身份。」日本人對這些鐵絲網能不能攔住一心想越獄的戰俘似乎也信心不足。他們在一則告示中宣布，凡有被發現在鐵絲網外者，一律格殺勿論。這則告示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鐵絲網對戰俘們的象徵作用，以及並不能限制戰俘們的活動的事實。

每個月，戰俘營各營地部隊都要向馬來亞司令部遞交一份報告，後者則向日軍遞交報告。另外，戰俘營各區還被要求對鄰近的鐵絲網進行檢視，並在報告中加入各區周圍鐵絲網使用情況以及是否接受過維修的內容。當然，這些工作都是交給那些理應被鐵絲網囚禁的人們來做的。

霍奇森（Hodgson）軍士在日記中記述了一段很令人心動的內容：

有傳說稱人出現在鐵絲網外，保證說可以讓我們逃往大陸或馬來西亞的雪蘭莪州（Selangor）。雖然有鐵絲網阻攔，但我想如果我遇到這些人，很可能被他們勸說得越獄了。

隨著這些謠言的傳播，戰俘們的心裡開始波動起來。日本人不得不下達了更嚴厲、更具體的命令：

日軍對樟宜戰俘營的命令

澳大利亞部隊司令部，1942年3月21日

轉發所有戰俘單位

（1）昨日會議通報，三名試圖越獄的戰俘被日軍最高司令部下令處死。

（2）日軍最高司令部一名參謀再次強調，對任何試圖越獄的戰俘格殺勿論。

（3）日軍最高司令部明確，如果有人膽敢越出鐵絲網，不僅他的指揮官要負責，他的同伴也將受到連坐。

（4）走出鐵絲網的戰俘必須有軍官帶領，必須事先得到師級單位許可並有日軍發放的標誌旗。到鐵絲網外撿拾木柴等勞動必須得到師部的批准。

（5）自1942年3月21日14時30分起，這則來自日軍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須傳達至所有戰俘單位。

日本人一直試圖強化對戰俘們在鐵絲網外活動的管理，為此，他們特別下達通知，稱日軍巡邏隊將在鐵絲網地帶巡邏，任何在鐵絲網範圍外活動的戰俘被抓住后不會被送回戰俘營，而是送到新加坡接受嚴厲處罰。但就我們所知，至少賽利爾·庫姆斯沒有被日本人嚇住。他說：「人們從營中偷跑到鎮上去，回來的時候滿載食物……在鎮里，根本沒有日本人管。」

在戰俘營中不同區域走動需要經歷的煩瑣手續也是樟宜戰俘營內的一大特色，澳大利亞步兵部隊為此特別下發了《營地間走動手續指南》。通常，戰俘只有在手持日本人發放的身份標識旗的同伴陪同下才被允許進入另外一處營地。早在1942年3月底，帕西瓦爾將軍就向日本人申請發放更多的身份標識旗，以保證戰俘們在不同的營地間活動。這種通行方式被稱為「擺渡」，即一名手持標識旗的戰俘可以把另外一些沒有標識旗的同伴送到另外的戰俘營地。為保證「擺渡」的正確運用，澳大利亞部隊特別向戰俘們下發了至少8道「例行命令」。另外，進入別人的營地前必須得到那個營地的許可。比如，要進入澳大利亞部隊的主營地，必須得到澳大利亞部隊司令部的允許。進出澳大利亞營地的人員還必須持有日本管理者、馬來亞司令部或澳大利亞部隊司令部簽發的特別通行證，或者佩戴有日本人或參謀軍官發放的特製臂章。自從實行通行證或標識旗制度以來，人們在不同的戰俘營地間走動並不怎麼費事兒，但1942年3月後情況變得越來越糟，戰俘的人身自由受到了越來越大的限制。日本人曾通知楊中尉，「濫用標識旗者，一經抓獲將把食物供應減少至二分之一。」戰俘們因此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戰俘身份。

事情並未到此結束，日本人採取了一些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措施來加強戰俘營管理，這些措施甚至比限制行動或取消軍官的軍銜標誌更令人難以忍受。日本人從英屬印度軍隊戰俘中招募錫克族士兵組成了「印度國民軍」。從3月31日開始，這些印度士兵開始在鐵絲網邊站崗。日本人要求無論何時，樟宜戰俘營內的戰俘都要向這些印度兵敬禮。肖恩少校認為這是對戰俘們最嚴重的侮辱，戰俘們也對此極度憤怒。

我們都很憤怒，日本人竟然要求我們向變節的錫克士兵敬禮！我們都希望戰俘指揮官向日本人說「不」，但他並沒有這樣做。我們可以接受向日本人敬禮，因為他們俘虜了我們，但不能接受向叛徒敬禮！至少我做不到，我希望自己不會因此被槍斃。戰俘營內已經發生了幾起嚴重的毆打事件，我們的指揮官已經向日本看守提出「抗議」。但他們很可能把我們的抗議書當成了手紙。現在，我們的活動既不團結也沒人引領。每件事都是靠戰俘們自己去努力，結果大都是繼續忍受痛苦。如果我們的指揮官向日本人說他不能說服我們向錫克士兵敬禮，事情會怎麼樣呢？

其他戰俘似乎對日本人的新規定不怎麼上心。年輕氣盛的鮑米（Baume）中尉宣稱：

對那些站在我們大門外的印度人來說，他們惹上大麻煩了。我們雖然被命令向他們以及其他哨兵敬禮，但沒人拿這個命令當回事。我們有時會在路上碰到落單的印度哨兵，這時我們就會趁人多勢眾的機會威脅他一頓。但也有時候是印度哨兵佔上風，他們會威脅我們，尤其是我們中的軍官。

阿歷克·霍奇森寫道：

鐵絲網周圍到處都可以見到印度兵，日本人要求我們向他們敬禮。

吉爾伯特·英格利菲爾德（Gilbert Inglefield）的記述更冷靜、更客觀。他認為：「實際上，他們（指錫克士兵）中大多數人也是在酷刑和死亡威脅下身不由己。當他們眼見英國人大勢已去、他們的土地一片廢墟時，我們怎麼能指責他們被日本人勸降呢？」

霍爾姆斯中校在他的關押報告中特別提到：

（從1942年2月到8月這段時間裡），戰俘中的軍官和士兵都還沒從戰敗的陰影中恢復過來，日本看守者無窮無盡的瑣碎要求也讓他們煩惱不已，比如向印度哨兵敬禮、剝奪軍官們的軍銜標誌等。

對日本人來說，這些瑣碎要求實際上意義重大。一份繳獲的日軍報告顯示，戰俘營的日本看守們這樣做經過了深思熟慮：

作為戰俘營的管理者，必須擁有足夠的自信，要像對待廣東苦力那樣對待戰俘。通過下達命令、吹號、吹哨子、用日語指揮等手段摧毀戰俘們的心理，讓他們能按照日軍的指示行事。

在接下來的歲月里，樟宜日軍果然開始用日語下達命令，同時要求戰俘作出相應回應。在戰俘們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自治意識的同時，日本人也在逐漸改變著管理方式，以最大程度地體現他們的統治地位。

對戰俘指揮官來說，戰俘內部鬆懈的紀律也是一個老大難問題。據湯普森少校記載，指揮官們曾在高級軍官會議上強調「維持士兵與紀律的必要性」，然而「偷竊、賭博、黑市行為在戰俘們中間仍屢禁不止」。馬利特上尉在這段時期的記述中寫道：

黑市行為現在非常猖獗，參與者主要是澳大利亞人（他們的營地在戰俘營最外側）以及來自英國戈登團和曼徹斯特團的士兵。

他還稱：

在與印度哨兵甚至日本看守談妥后，他們把大量罐頭運進鐵絲網。

羅姆尼在日記中說：

大批來自戈登團和曼徹斯特團的士兵借外出勞動之機在新加坡城裡大肆交易。從新加坡城回來后，他們帶回來的東西助長了黑市的火爆氛圍。他們在新加坡買的牛肉罐頭是35美分，鳳梨罐頭30美分。回到戰俘營后，這個價格漲到4美元。

為解決屢禁不止的偷竊問題，戰俘指揮官們以「監督軍容風紀、禮節禮貌」為名組織了臨時巡邏隊。實際上，這支巡邏隊真正的目的在於防止偷竊。紅十字會救助物資到達后，偷竊問題變得益發嚴重：還沒發放就丟了價值686美元的物資。大家都認為接收和發放物資的澳大利亞戰俘應該對此負責，然而加萊甘中校卻辯解稱，實際上有的物資早已消失不見了。在此，他們只準備從澳大利亞戰俘基金中撥出230美元補償損失。他認為，澳大利亞營地B區應該對食品的丟失負責，同時強調把丟失現象都算到他們頭上「不公平」。加萊甘是個很有紀律觀念的軍人，這起紅十字會物資丟失事件讓他以及戰俘營內的其他高級軍官意識到重塑紀律是一件多麼迫不及待的事情。首先，有了紀律可以防止混亂；其次，戰俘們只有遵守紀律，日本人才不會公然干涉他們的自治事務，把所謂的日本紀律、秩序和制度強加到戰俘頭上。無疑，日本人的紀律是不會讓人開心的。（季我努學社翻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