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起源——第一章：巴比倫的神殿

「古巴比倫王頒布了漢謨拉比法典

刻在黑色的玄武岩

距今已經三千七百多年

你在櫥窗前

凝視碑文的字眼

我卻在旁靜靜欣賞你那張我深愛的臉」

————方文山 《愛在西元前》

金融源自於交易，而頻繁的交易則須於城市發生。西方史學角度，最早的城市誕生於兩河流域，不僅如此，最早的文字、法律、合同、數學計算都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產物。公元前4000年到3100年的烏魯克時期，蘇美爾人逐漸在兩河流域建立史上最早的城市之一，下面這些粘土標記可能是在楔形文字誕生前最早用來記錄農業牲口數量的計數器（文物存於巴黎盧浮宮）。

楔形文字的誕生更來源於經濟行為。最早的烏魯克時期石碑約出現在公元前3200-3100年左右，得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的著名文字學學者丹尼斯·施密特·貝賽拉發現這些文字和粘土標記存在著大量的對應關係，而其中的主要記錄內容便是交易內容。下圖中已經通過楔形文字記錄的「三十三瓶油」你可以看到，代表「十」和「一」的記錄方法有著明顯的差別，也意味著人類不需要用三十三個記號來標示一個數字，而可以用七個符號來表達三十三瓶油，這是一個質的飛躍。（下圖中實物藏於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但貝塞拉的理論不是文字發展的唯一解，一種名為bullae的拳頭狀陶製品也有可能是楔形文字的雛形，bullae實際上是一個泥制信封，裡面可裝著粘土標記，或者在表面空心部分顯示物品和數量，涉及大量記賬甚至貸款信息。更可貴的是，我們在這些陶製品上發現了巴比倫人已經點開了數學的技術樹， 使用六十進位的數字，以及擁有複雜的計算方法，包括通過六十進位計算根號二的方法。（下圖為Bullae, 存於巴黎盧浮宮）

六十進位數字的意義不單隻是計數，更重要的意義是承擔了時間的度量衡。時間對於金融來說可以說是最基礎、最重要的概念之一。UCLA教授羅伯特·英格蘭發現蘇美爾人以360天為一行政年，分為12個月和30天的計算方法，則可說是有著跨時代的意義，迄今許多債券收益率的計算仍然以360天作為標準——蘇美爾人創造了一套頗為完美的時間體系。

複利的出現

隨著計算和文字逐漸成形，以及巴比倫文明形成了早期的城邦，信貸關係，乃至複利的概念開始出現。拉格什城邦國王恩鐵美那(Enmetena)從烏瑪城邦手中奪取了之前被吞併的土地，並在外交文件中要求烏瑪償還此前被剝奪土地的糧食產出，以及利息。當時年利率竟高達33.3%, 而由於烏瑪「佔領」拉格什土地已久，複利所得到的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 (下圖為恩鐵美那所要求的複利，館藏於耶魯大學）。

在尼普爾城邦挖出的德勒漢姆石碑，則清晰地描繪出一群牛未來十年的預測產出，包括牛奶和小牛每年的產出預測，以及維護它們所需的成本。這個預測未必實際，但顯示了兩河文明的數學和文字高度，已經達到了比較複雜的水平。

公元前24世紀左右，蘇美爾人已有個人信貸的記錄，並且涉及白銀和牲口的交易。債權關係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大里程碑，因為使不僅個人，乃至國家都有能力去將金融資源配置到未來的消費／生產當中，無疑也是加速生產力提升的一個重要途徑。在公元前21世紀的烏爾第三王朝時期，債權的形式變得十分複雜，甚至出現了金融中介。比如說，欠債的一方可以用勞力，也可以用穀物來償還債務；金融中介開始為商人提供信貸，並因此產生了利潤空間。這也能佐證幾百年後誕生的漢謨拉比法典的法條其實早有先例可循。

漢謨拉比法典

公元前18世紀，蘇美爾人已經逐步淡出歷史舞台，亞摩利人成為兩河流域的主宰，而是他們建立了巴比倫國和巴比倫城，因此在歷史上地位特殊。《漢謨拉比法典》則是已知信史中的第一部成文民法典，由於法典使用當時通用的阿卡德語書寫，因此也能夠被普羅大眾讀懂。漢謨拉比法典規定了白銀和穀物貸款的利率分別為年化20%和33.3%，但法典對於金融史的重要性不止於此：由於法典建立了法庭體系（包括被告、原告、法官、證人），並強調了私人的財產權，包括了現代法律所必須的主要元素，使得商業行為可以在該法典的指引下進行操作和執行。這也創造金融發展所必須的組織和法律要素。

1920年代英國考古學家萊納德·伍爾利爵士在發掘舊巴比倫文明城市烏爾的過程中，發現了在烏爾存在最早的「華爾街」，一個由大量交易員和金融中介組成的地區。哥倫比亞大學的馬克·范·德·密爾普根據伍爾利爵士的筆記，發現了大量有關金融區的記載，以及當時巴比倫文明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城市的居民會集資投資於某個項目，並要求某種回報，這在4000年前簡直無法想象。

但是金融總是服務於「實體」的，如果政府發現金融業超出監管範圍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去干預，甚至是中斷經濟行為的情況。在古代的巴比倫，這種情況也屢有發生，在公元前1788年左右，當時的拉爾薩國王瑞姆辛一世宣布當時所有的貸款合同無效並且作廢。借錢的商人們遭遇了慘痛的損失，儘管他們採取了法律程序，但最後也無功而返。可見早在幾千年前的巴比倫，要處理好和政府的關係，已經成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已知最後一個用楔形文字表述的經濟文件，則已到了公元75年，巴比倫早已不是過去的什麼首都，儘管他還是當地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天文台所在地。在綿延近3000多年的文明當中，巴比倫留下了金融史上最悠久、最濃墨重彩的印記。但這並不意味著金融的「基礎設施」就會由此不斷進步下去。隨著文明的衰敗，城市的廢棄，語言的死亡，許多這些至今讓人咋舌的發現在歷史的長河中被湮沒。但是金融的機制並不會因此突然消失，在後發的文明當中，它們繼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推動著歷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