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作家的文學個性

辦雜誌整10年了。當初出任《芳草》主編，文壇上下都以為我只是掛個名，沒人去想我會比所謂職業雜誌人幹得還認真，此中緣故幾何，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的，像周新民教授一類的作者與學者的支持當然是原因之一。作為一家走過很曲折道路的文學雜誌，重歸正途之時，便設定與文學主流血脈相承，要做到這一點僅靠小說、詩歌等常規作品是很難在較短時間內實現逆襲逆轉。基於此，我們在「當代文學的經驗」框架下，集中推出「50后」、「60后」、「70后」作家訪談欄目，一經推出，新民教授就替我們扛起「60后」這面旗幟，幾年下來，其他的不是換人就是換手，惟有新民一如既往，越做越有心得，越做斬獲越多。

從接手「60后」作家訪談以來，新民一直認認真真地精心構思，踏踏實實地開展訪談，在連續刊發的20位作家訪談中，逐步展現一位年輕學者的學術特色，進而用其學術特色呈現「60后」作家豐富複雜的創作狀貌。

「60后」作家開始引起學界注意是20世紀80年代，那時幾位「60后」青年作家在小說藝術形式上刻意創新，與稍早作家注重作品社會內涵的創作風格差別較大，因而被歸入到先鋒文學陣營之中。後來，批評界逐漸把「先鋒性」看作是「60后」作家的特有標誌。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先鋒文學便開始轉型。從這個角度來看，「先鋒性」作為「60后」作家的標誌性表述已經成為歷史。如何發現「60后」作家的狀貌，如何「真實地」描述「60后」作家的創作狀況，成了承擔系統訪談責任的新民教授的首要任務。

在選取訪談對象上，新民並沒有從那些耳熟能詳的代表性作家入手，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60后」作家，幾乎毫無例外地享有先鋒文學固有的滋養。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先鋒文學普遍退潮的情況下，「60后」作家及時調整了那種在別人看來簡直就是與生俱來的探索姿態，一方面繼續著文學的先鋒性，另一方面也在探索文學未必只有先鋒。在東西、許春樵、艾偉、陳先發、路也等作家的創作訪談中，新民既求證了這些作家為保證澎湃的先鋒性激情，也發掘出此種「先鋒」和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的差別，勇於做出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更多是在敘述形式上的探索，而「60后」作家的先鋒探索則顯得更豐富也更深入的判斷，指出在關照歷史和現實的努力上，二者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60后」作家在對歷史與現實的關注時，會自覺地注入了新鮮的社會氣息：邱華棟的都市視野與「外省青年」形象的塑造，姚鄂梅對於20世紀80年代社會文化的藝術想象，韓永明善於從新聞事件中提升藝術形象，葉舟、馬步升、歐陽黔森等作家善於把握地方性知識敘事的能力，曉蘇、盛瓊、郭文斌等作家善於吸收文學傳統和傳統文化的能力。

一般媒體訪談對象更關注社會效應，從社會公眾需求心理出發來設計訪談話題。這一類訪談比較注重社會性、娛樂性，其話題以是否能刺激讀者引起讀者的注意為核心問題。文學訪談關注的是創作本身的問題，針對訪談對象的創作心理、路徑和方法的話題要更多一些。新民一直在高等院校從事當代文學教育與研究，所做訪談更加上了對學理的重視。這幾年斷斷續續地見面時，都少不了談起這方面的話題。其中學理自不待言，最令我深感信任的是，幾年下來，新民所寫的20位作家對象，他都無一例外的或在本地或在外地與受訪者面對面、心對心、性情對性情地直接交談過。這也是他的訪談文字中總有一些令人怦然心動的東西，而這些東西，若不是二目直視、兩心相交是不可能產生的。這一點正是人文研究中，作為訪談的文體，相比其他類型文字更能受到各方重視的根本要素。新民說過，做訪談的最終目的是與訪談對象一起梳理一個作家的文學歷史，凸顯一個作家獨有的文學價值。在人文科學中一切正確的研究方法，都是建立在歷史性把握的基礎之上。要想把握專屬作家個人的文學歷史，個人之間的信任是不二前提。在學界普遍認同其文學共性的學術背景下，在有限容量的訪談中重建其文學個性，這樣的把握無疑是要害所在。

文學訪談要閱讀大量的文學作品，要千里迢迢跑來跑去和作家面談，還要通過郵件反覆和作家交流、修改，最終還要獲得作家的認可，在緊張的教學與研究同時，要抽出時間來做這些，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新民付出很多，我們的感謝卻很少。這次新民把已經發表出來的訪談結集出版，對過去的訪談做一個總結與靜思。我很認同他的想法和做法。他請我為此書作序，但我更覺得這該是代表《芳草》文學雜誌，代表被訪談的作家們是時候表示先前一直沒有表示過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