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先輩 砥礪前行——張忠培先生與陝西考古

2017年7月5日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故宮研究院名譽院長張忠培先生於9時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回望張忠培先生的一生，與考古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也與陝西這片考古沃土密切相連。

2013年出席考古學會年會（西安）

一、1958年，張忠培的學術起點年

張忠培於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本意以歷史學為研究方向，以史鑒今、為國效力。然而，在中學老師的建議下，他邁進了大學首設的考古專業門檻，自此走上了考古人生的求索之路。

1955年，張忠培在西安半坡遺址參加實習，這是他第一次接觸遺存材料；以後，在1956年西安灃西的考古實習中，他運用學到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方法，把自己挖到的7座西周墓做了排序，分為三期。文章雖沒有發表，但卻是1949年以後第一篇有關西周墓葬的分期成果，這為他1960年參加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編寫《考古學》工作，負責《商周—青銅時代》中的《西周前期》等編撰打下了伏筆。

1958年，這是張忠培為自己定的學術起點年。記得在2013年考古學會年會的致辭中，他曾動情地說：「坐落於渭河流域的西安，是我走上考古學道路的起步的地方，渭河流域是我從事考古的故鄉」。

1958年-1959年，他帶領北京大學大學部生在陝西華縣、渭南進行了考古學上「拉網式」大規模區域性考古調查，堪稱聚落考古學實踐的典範之作。這次調查發現了以老官台H1、H2及元君廟墓地幾個單位為代表的遺存早於半坡類型的層位關係，是早於半坡類型的一種新的文化，即後來名之的老官台文化，找到了仰韶文化的源頭，證實了仰韶文化起源於本土；確認了泉護二期文化，找到了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轉變的過渡環節；還明確了華縣、渭南從老官台文化到東周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在導師蘇秉琦先生的指導下，分別於1960年至1961年完成《華縣泉護村》初稿（合著）、《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初稿。

1959年張忠培先生帶領大學部生在陝西華縣實習間隙，參觀半坡博物館時留影，左三為張忠培先生。（圖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資料室）

在華縣元君廟遺址發掘時，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為單位的做法，全面揭露了一處仰韶文化墓地，把整個墓地作為發現對象和研究單元，開創了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這在當時乃至多年後的國內外同類考古實踐中，一直是領先的範式。同時，他第一次將解剖學家請到現場，與考古發掘同步進行人骨性別、年齡鑒定，有意識地將多個學科視角納入考古研究。

從1959年起，經過多年反覆研究，張忠培釐清了元君廟墓地的社會組織及其社會性質。從此，開始了他「以物論史、透物見人、代死人說話、將死人說活」的考古追求，撰著的《元君廟仰韶墓地》報告也於1983年面世。學界普遍認為，這是第一部以墓地為單位且研究高度細緻的報告，提供了解析墓地的模式，是研究史前社會組織與制度的典範。

二、心繫渭河流域，持續關注陝西考古發展

張忠培先生學術發軔於黃河中游區域，北京大學畢業后又到東北參加教學工作，做了大量考古工作。通過挖遺存、建框架、解文化、續譜系等發現創新與研究創新的過程，他對古今之變做了集大成研究，得出了許多符合歷史發展實際和對人類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結論。

此後，張忠培先生持續關注陝西的文物考古事業，曾多次蒞臨陝西相關文物考古機構考察考古遺址和考古新發現，指導陝西的考古工作。

1988年11月，他出席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暨半坡博物館成立卅周年學術討論會」；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暨半坡博物館成立卅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張忠培、鄒衡、童恩正、嚴文明、王建五位先生合影（王益人拍攝）

1995年9月，在臨潼零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過程中，與黃景略、俞偉超、張忠培、徐萍芳、劉慶柱、張柏、孟憲民、李季、晉宏逵、王軍、關強等先生現場指導並召開專題論證會，認為零口遺址是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之間的「前仰韶文化」（暫稱），它填補了陝西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的缺環；

1997年6月，在華縣泉護村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指導工作；

張忠培先生在泉護村考古發掘現場

張忠培先生在泉護村考古隊駐地觀察陶片

1998年12月，在秦陵工地、陽陵工地進行現場指導；

2004年6月，考察鳳凰山（周公廟）遺址、鳳翔西漢倉儲碼頭遺址。

2006年5月，出席「河套地區先秦兩漢文化產業中期成果彙報會」，並對該項目下一階段的工作目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河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的文化、環境與生業課題」中期驗收會場（馬明志拍攝）

張忠培先生在陝西榆林市米脂姜氏莊園文管所（馬明志拍攝）

2008年10月，出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建院50周年慶典，並就陝西考古的未來發展方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2009年4月，視察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涇渭基地；11月，視察鳳棲原考古發掘現場；

2011年8月，專程到陝西對考古工作進行調研，觀摩了藍田新街遺址及黃陵寨頭河墓地的出土器物，並對白水下河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

張忠培先生考察黃陵寨頭河墓地的出土器物

張忠培先生考察白水下河遺址

2012年4月，調研南鄭龍崗寺遺址和文物保護利用情況。

張忠培先生考察漢中市南鄭龍崗寺遺址

2012年10月，出席在榆林神木召開的石峁遺址專家座談會。他說，石峁的發現可謂是「石破天驚」，看了石峁遺址的城垣和發掘現場感到很震撼。他指出，這麼大的遺址，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財富，從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這一工作對陝西甚至全國都很有意義。

張忠培先生考察陝西神木石峁遺址

2014年4月，考察清澗辛庄遺址，建議考古隊在搞清山峁頂端建築遺迹格局的前提下，進行全面揭露發掘，以判斷其性質。

張忠培先生一行考察清澗辛庄遺址

2014年4月，出席在寶雞舉辦的「紀念寶雞鬥雞台考古80周年座談會」，並與當年參加鬥雞台發掘的先輩的後裔在遺址保護碑旁種植柏樹，以示紀念。

2016年5月14日，為準備石峁遺址國際研討會，石峁考古隊領隊（現任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孫周勇及考古隊員邵晶赴北京，在先生的寓所彙報石峁考古發掘最新收穫。先生表示「非常想去，但囿於身體原因，不能親赴啦」。先生還表示，等身體稍健時，將前往石峁遺址摸陶片、辨譜系。先生對石峁遺址考古工作的關心可窺一斑。此番，先生駕鶴西去，遺憾種種！

2016年5月14日，孫周勇向張先生彙報石峁遺址考古工作

三、以西安為起點，傾心考古學會建設

1961年，張忠培被分配到吉林大學歷史系做教員，1972年主持創辦考古專業，還參與創辦了吉林大學研究所院。他創辦的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踐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學的基礎」的認識，堅持走考古科研、教學和人才培養相結合的新路，在高校文博專業建設及文博人才培養方面，起到了引領作用。

由於在考古事業及人才培養方面的突出成績，在1979年西安舉辦的考古學會成立大會上，張忠培成為了最年輕的理事。此後，他擔任了19年常務理事、9年副理事長，並於2008年當選為考古學會理事長。

他擔任考古學會理事長期間，主導考古學正確走向，關注學科建設、學會發展；主張把學會辦成「自由人的聯合體」，開放辦會、主題辦會、民主辦會；歷年主持召開的全國性年會遍及東北、華北、西北和長江中下游，所涉課題涵蓋了核心地區及部分邊疆地區；為推進考古學會工作和發展，開創了新範式，做出了新貢獻。

2013年10月，在西安召開的考古學會第十六次年會上，張先生又進一步闡述了考古學會與西安的不解之緣。他幽默卻不失深刻地說到：「這次在西安召開考古學年會，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西安是考古學會的誕生地。現今距考古學人於1979年在西安成立考古學會已過去了34年，考古學會開始邁入了中年，今次回到故鄉聚會，目的之一是看望家鄉的父老鄉親，並請父老鄉親檢閱我們，評估我們長成了什麼模樣！」先生自己說道，他年歲更長，深感難以再為考古學會服務了。在隨後的考古學會第六屆理事會上的講話中，先生說：「我祝願第六屆理事會和常務理事會一路順風，把考古學推向前進，把考古學事業推向前進，把文物保護事業推向前進，使我們的考古學會興旺發達起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前任院長王煒林與張先生有師生情誼，他說：「先生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財富，從元君廟、泉護村到渭河流域第一個編年序列、從河套項目到石峁發現、從尖底瓶到陶鬲、從史前聚落到古代社會，就連我曾經懷疑的廟底溝文化中心在渭河流域的結論也被楊官寨考古發現所證實……」。

張忠培先生的「譜系論」、「國家論」、「文化論」的學術理論指導思想，「點線面、時空人」、「以物論史、透物見人、替古人說話、把死人說活」的考古學治學之道，體現了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學術視角，每每深思，都能受到啟發。

今天，我輩已難以企及先生之高度，拙於領會先生之學術高深，唯有曆數先生勤勉於三秦大地的足跡，追隨先生的步伐，勉勵自我。作為陝西的普通考古工作者，我輩當謹遵先生對陝西考古事業的理論指導，繼承先生遺志，繼續奮鬥在考古事業第一線。

斯人已逝，幽思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