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指出，「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戰略任務」。《意見》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納入國家戰略層次，從整體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作出規劃，以國家意志提出的系列重大舉措，必將顯示出深遠的重大意義。

— 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部署 —

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深層的自信和成熟，依賴供給於它的文化世界支撐。顯然，中華民族在其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是自信的，並以力壓群芳的成就顯示出恢弘的外在氣度。在近代列強和西方文化的硬、軟實力擠壓中，我們極不情願地變成了「學生」，甚至「自卑」起來。體用之爭的結果是，堅守文化本位的聲音無情地淹沒在滾滾歷史車輪揚起的塵煙中——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卻拯救了瀕於滅境的中華文化，為之注入新的生命力。世紀之交，深度發展的互聯網、每年上億的出國人次，使得走出封閉圈子的普通人深深融入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隨之帶來的觀念撞擊滲透至各個層面。百餘年精英關注的文化紛爭，演化為大眾意識中中西好壞、古今優劣的價值選擇，日益撬動著國家文化安全的槓桿。《意見》提出的「三個迫切需要」，警人深思，體現文化觀上的深遠憂患意識。

習近平同志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近代以來發展歷程賦予的規定性和必然性」，「馬克思主義進入，既引發了中華文明深刻變革，也走過了一個逐步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還遠未結束」。那麼，要建立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呢？一定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合、與當代發展實際結合，同時吸收當今世界文明成果的馬克思主義！《意見》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立足於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豐厚滋養」。

儘管學術和理論上的爭論仍將以各種形式延續，但是正如幾年前啟動的「馬工程」一樣，把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作為一項「工程」提出來，說明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多麼需要百餘年爭鳴不已的心沉靜下來，實實在在做更多精神文化領域的建設工作。

十八大以來，在復興夢的引導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文化建設大業特別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既有對樹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之借鑒，亦有對建立「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之啟示。《意見》的很多內容，實際上是習近平同志基於當代馬克思主義發展、作出的關於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一系列重大論述之凝練與落地。

《意見》釐清了人們心頭上的許多困惑。我們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於歷史的原因，傳統文化中有一些不適合現當代的因素自然難免，需要給予其轉化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到當下社會主義文化中、融入到中華民族文化中，就成了既包含歷史文化、又涵蓋當今文化建設、另借鑒外來文化的整體「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拿今天的完全否定古代的、古代的完全否定今天的，還是拿西方的完全否定的、的完全否定西方的，都不是「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

「優秀」是從正面講我們傳統文化中有積極的、有益的內容——《意見》的第二部分講了三個大的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中華人文精神。這些是人們比較公認的、能夠取得大家共識的內容。用例舉的方式闡明其中包含的具體方面，說明還有一些是需要我們共同來發掘、來挖掘的內容。自然，「優秀」並不是說，我們今人已經完全弄清楚了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甚至說還可能有不為今天的人們所理解（亦或誤解）的東西所在。《意見》在「重點任務」的部署首條就是「深入闡發文化精髓」，其中用了一個「深入研究」、四個「深刻闡明」——可以這樣說，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還沒有「講清楚」而有待「講清楚」的內容，努力的空間簡直大極了。為此，包裹起來的「神秘化」傾向、某些「宗教化」苗頭是要不得的，而能夠「講清楚」，沒有身心的投入和實證、沒有現代文明特別是科學文化的堅實背景，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們認為，這一文化工程實施意見的部署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遠遠突破了過去很多時候僅僅處於學者呼籲層面或零打碎敲的「點綴」「邊緣」狀況，上升到「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和發展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融入生產生活」比如城市文化、鄉村文化、企業文化、休閑文化等方方面面。即就「貫穿國民教育始終」來說，《意見》指出，要「按照一體化、分學段、有序推進的原則，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藝術體育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各環節，貫穿於啟蒙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各領域」，提出「加強面向全體教師的中華文化教育培訓」等種種具體措施正是我們一些從事中華文化研究、教育和普及工作者所汲汲以求的；我們同時也深感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使命重大。

— 從組織到制度的嚴密保障 —

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學熱」往往處於散兵游勇、各自為戰的狀態，免不了出現飢不擇食、泥沙俱下的現象，甚至引起了社會上很多質疑的聲音。我們欣喜地看到，遵循《意見》提出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由黨和政府來主導其貫徹和落實，有政策和法治的嚴密保障，將極大地改變這些狀況。

《意見》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擺上重要日程，加強宏觀指導，提高組織化程度，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納入考核評價體系，納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教學的重要內容。各級黨委宣傳部門要發揮綜合協調作用，整合各類資源，調動各方力量，推動形成黨委統一領導、黨政群協同推進、有關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新格局」。可以毫無爭議地說，對於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必須根除一些根深蒂固的無知、長期盤踞頭腦的偏見、有意無意形成的曲解，改變畏手畏腳的習慣做法，大膽開展工作，並把《意見》提出的各項舉措分解分工，進而落到實處、行到實處。

作為歷年來傳統文化的研究者和弘揚者，我們深深感到環境氛圍、資金支撐實在是太重要了。令人雀躍的是，《意見》提出「加強政策保障」、「加強文化法治環境建設」等諸多相關財政金融、專項規劃、項目支持、制度安排、法規規章等等措施，顯然，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長遠的目標，那就是要排除各種內外干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奠定一個長久的、穩定的環境。在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指引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祖歸宗」，同時吸收世界先進文明理念，必將引領中華民族精神自我前行的方向而不至於迷失和彷徨。

習近平同志指出，「各種文史知識，優秀傳統文化，領導幹部也要學習，以學益智，以學修身」，他要求領導幹部要「多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經常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熏陶」。顯然，各級領導幹部擔負著治國理政的責任，而治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靠任何別的國家來給你提出規劃。「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這些經驗，以濃縮的形式集中體現在文學、歷史、哲學等經典之中，值得我們將之放置於案頭，深思咀嚼，時讀時新，升華為今天的智慧。

黨的十五大講「繼承歷史文化優秀傳統」 ，十六大講「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十七大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十八大講「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看出，從「繼承」、「發揚」、「弘揚」、「全面認識」到加強教育、建設傳承體系等，我們對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步步深化。《意見》指出應「發揮領導幹部的帶頭作用」。如何起「帶頭作用」？不只是對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從整體上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和評價，親自參加學習，同時更為重要的是為形成良好的「社會環境」氛圍提供「相關扶持政策」、「作出制度性安排」。一部分人（包括部分領導幹部）對傳統文化不理解甚至有誤解，並非他們自身的主觀緣故，毋寧乃長期以來教育內容上的匱乏和不系統等很多歷史原因造成的，「補課」勢在必行。《意見》不僅提出國民教育的貫穿要遵循「一體化、分學段、有序推進的原則」，而且提出要「納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教學的重要內容」，就是針對幹部教育而言的。

我們從2011年底開始，依託國內從事國學研究的著名專家著寫的《領導幹部國學大講堂》（王傑主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版，李瑞環題寫書名），開始舉辦「領導幹部國學大講堂」講座，開展「領導幹部學國學」系列活動。目前，已經舉辦12次講座，召開「領導幹部國學論壇」，尤其是開展的大型公益活動「領導幹部學國學全國行」（許嘉璐、何毅亭出席啟動儀式，目前已經走進了7個城市）、創建的「領導幹部學國學微信公眾號」（短短兩年多，加入人數達8萬人，大部分為各級領導幹部）在國內外影響很大，充分反映了幹部教育形勢和任務的迫切需求。下一步，我們將緊緊圍繞《意見》精神，發掘優秀傳統文化在管理、經濟、文化、軍事、法治、醫學、外交等方面的資源，發揮其經世致用的「實學」功能，全方位打造優秀傳統文化高端智庫（黨建網公布了部分專家庫資源），助力民族文化復興，服務治國理政。

《意見》指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責任。堅持全黨動手、全社會參與，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各項任務落實到農村、企業、社區、機關、學校等城鄉基層。」《意見》還對各類文化單位機構、各級文化陣地平台以及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提出了相關要求。《意見》最後提及的「六個發揮」落地有聲，說千道萬，就是「形成人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局面」。

— 讓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 —

在一個開放、多樣化的世界中，各民族和國家的文明、文化，既保持自己特色，同時又在交流互鑒中取長補短，共同提高。通過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推動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是《意見》重要內容之一。為此，對外文化交流合作，從內容到方式在水平上都應有一個較大提高。我們認為，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在傳播內容上，先術后理，首器次道。海外異域，國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傳統差異巨大。在國內叫得好、叫得響的作品、項目，在國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響；反之亦然。想當然把國內的做法，運用到國際上傳播，很可能適得其反。比如說，在國內傳播傳統文化，我們一般是先從理論上講其重要意義，解決認識問題，然後再著手貫徹實施具體項目。而在他國，相關背景缺乏，文化圈差異帶來的理念截然相異，對我了解有深有淺，感情有好有差，判斷事物的價值標準不一，認知不等於認同，因此或許正好相反：先實施具體的文化項目。如此說來，我們應尊重差異，不強求對方點贊苟同。特別是，不糾纏於文化觀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實證和器物層面上多下工夫，先讓對方感性了解，然後激起其主動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熱情的學習。

《意見》恰恰體現了這一原則。在例舉的中華傳統文化代表性項目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實用價值。有誰能拒絕一個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們包含神奇針灸、豐富多彩的醫藥，色、香、味俱全的烹飪飲食，養生技擊一體的武術健身等，頤養了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對其他國度的人民亦大有補益。像園林、戲曲、民樂、書法、國畫等傳統文化藝術，千百年來熏染陶冶出來的精神產品結晶，情感色彩濃厚，如音樂被稱為「無國界的語言」，自然也能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獲得愉悅、感受魅力」。中華典籍、文物聞名於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尋文明根源的驚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質的、感性的表層上相互接觸，然後慢慢深入至神經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礎上，面對人類共同的問題，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來一起研究，然後進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們所說的漢學交流、智庫合作、圖書出版，也有可能進一步地展開和擴大。

第二，在傳播方式上，途徑不一，模式多樣。任何文明、文化傳播，都要藉助一定的載體、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術條件限制，各個不同文明板塊來往有限。近代以來，科學技術大踏步提高，國家和民族交流逐漸多了起來，但文明主體的互動染上了大規模殖民和戰爭的色彩。世紀之交，互聯網等新技術、新媒體的出現，正在把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變成一個信息瞬間傳遞、擴散的「村落」，構建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中華文化傳播格局」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實學研究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幹部學國學促進會主辦，26國學網承辦的「國學孔院行」啟動儀式上，有專家就提出：應結合當地政府和學校的有關文化項目，契入進去，豐富其內容，使活動的單向展開變成一種雙方的需求。我們理解，《意見》提出的「充分運用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學院，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來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個是我們有較大主動性的文化中介機構或人員：比如說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學院，還有華僑華人、各方面出境人員，我駐外機構、中資企業、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館；一個是雙方合作開展的活動項目，比如說文化節展、文物展覽、博覽會、書展、電影節、體育活動、旅遊推介和各類品牌活動（這些活動有時我們也可以作為主動的一方）；一個是對方主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如果有可能我們也可以考慮參與進去。這樣看來，只要積極性調動起來，並給予適當政策鼓勵甚至資助扶持，機會還是很多的。與某些西方國家文化滲透的圖謀不同，我們不是去故意搞亂別的國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從對方的角度著想，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見》提出要「綜合運用大眾傳播、群體傳播、人際傳播等方式」，其中「大眾傳播」強調了文字（報紙、雜誌、書籍）、電波（廣播、電視）、電影、電子網路等大眾傳播媒介和工具，受眾龐雜；「群體傳播」相對範圍小，針對的是利益、觀念、目標、關心等因素相互聯結起來的集合體；「人際傳播」專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交流，感官參與度高，可使用語言和大量的非語言符號（如表情、姿勢、語氣、語調）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觀念，還和經濟利益掛鉤。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開始進入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智能生產力時期，文化除了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教化功能外，出現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現象。過去是賣產品（成本+利潤），現在是賣品牌、賣文化、賣價值觀。文化產業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利潤最大產業之一。但是，不要說同歐美髮達國家比較，就是和日韓相比，我們在世界文化市場的份額也是很低的——這與文明古國的歷史地位、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很不相稱。新世紀伊始，的文化產業年年攀升，潛力巨大。為此，要充分運用我們的經濟對外貿易、「企業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礎，配合國家制定的經濟開放新格局（如「一帶一路」），擴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發展對外文化貿易，讓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特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市場」，使得雙方受益、多方獲利。

「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與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麼？恐怕一下子也很難講清楚，雙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實踐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來就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互通有無、友好協商，切忌自以為是、單向流動。在傳播我方文化活動、文化理念的同時，還應注意發掘和汲取所在國的文化精髓。傳播、交流實質是不同文明的對話。換個角度、換個方位看自身，對我們在今天從形式到內容上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而言，也是一個外來的比對「刺激」因素。當一種文化具有全球性影響和眼光時，對比使它能夠回到對自身的反思和自覺中。

第三，在傳播目標上，虛實結合，互利共贏。所謂「實」，就是讓交流的雙方能夠受益得利；所謂「虛」，就是《意見》指出的「講好故事、傳播好聲音、闡釋好特色、展示好形象」——這是我們單向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它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向對方的好故事、好聲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學習。

「故事」在傳播交流中最富有親和力、感染力。來自於生產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傳達的信息可看可聽，大家都樂於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論的層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匯聚和表徵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煉出方案、智慧。這有利於我們儘快擺脫「國大聲弱」的困局，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使我們不僅身置國際舞台中心地帶，還能在舞台中心發出強音。

國家形象就是國家的文化形象；國家危機，某種意義上就是形象危機。美國高盛公司諮詢顧問雷默認為，目前最大的「戰略威脅」之一，在於其「國家形象」。在國際社會中，如果你自己不去主動地表達自己，就必然要被別人所表達、所敘說。長期以來，形象被西方一些媒體「醜化」「污名化」「妖魔化」，被折騰得扭曲變形、面目全非。建構文化世界的自我形象，解構國際社會有關的負面形象，已經迫在眉睫。當代形象應該是「文明大國形象」「東方大國形象」「負責任大國形象」和「社會主義大國形象」——四種形象的綜合體，就是故事需要塑造的形象。2015年3月19日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發布《2014年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對不同區域和發展水平的9個國家4500名各界民眾樣本進行調查表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家急需通過傳統文化了解形象。可以說，《意見》的出台，為我們從該角度著手指明了方向。

一種文化內部的吸引力不足，就會影響到外部的感召力。反思的內斂性越深入，向外的放射就越深遠。「讓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我們必須在國內把傳承發展做好。吵吵嚷嚷，沒有「溫情」和「敬意」，凝聚不了共識，形成不了合力，就不能奠定文化認同。為此可以說，《意見》這一部分的落地程度如何，恰恰與其他部分的貫徹實施程度緊密關聯。讓我們立足國內，輻射相關國家，「牆內牆外同時開花」，通過總結案例，分享成功的「故事」，在滾動式發展中使這項活動壯大起來，從而推動海外中華文化傳播從初期的語言學習和模仿，上升到歷史文化交流入心入腦的更高階段。

《意見》內容極其豐富，作為中華兒女，我們每個人都要細細學習和領會，認真貫徹和落實。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將之擺上重要日程，充分發揮各行政主管部門的重要作用，特別是黨委宣傳部門要發揮綜合協調作用，共同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

作者簡介：

朱康有，山西平陸人。博士、國防大學教授，實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專著5部，主編副主編著作48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軍事科學》《哲學史》等報刊上發表文章106篇。主要研究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

王傑，山東淄博人。博士、中央黨校教授，實學研究會會長。領導幹部國學論壇及領導幹部學國學全國行活動發起人、倡導者，中宣部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第29場《傳統文化與官德修養》宣講人。專著、主編多部。在《哲學研究》《哲學史》《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及圖書評論近200篇。主要研究傳統哲學。

來源 |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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