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後，我成了那個熟悉的陌生人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選擇出國留學，越來越多人對這個世界感到熟悉又陌生。圖/視覺

在加拿大人或韓國人中，我覺得自己應該成為他們了解真實的窗口。而回國后，不管是少年時的同伴還是親戚，我總在一言一行中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閡。我對三個國家都感到熟稔，同時又都感到陌生。

文/金一偉

「東方主義」的提出者、一生為巴勒斯坦獨立而奮鬥奔波的巴裔美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回憶錄《格格不入》里這樣描述自己：「擁有一個絕對不會被弄錯的穆斯林的姓，卻跟著一個非常不合時宜的英國式的名字……一個在埃及上學的巴勒斯坦人，一個有著英文名字和美國護照卻沒有什麼確定的身份的人。」

《格格不入》原題為「Out of Place」。我絕不敢把自己同薩義德相比較，但out of place確實洗鍊地概括了我出國至今的感受。

我自十六歲讀高一時赴加留學，到現在在韓國工作，數數剛好七年。七年前，我為自己要遠赴他鄉而深深難過；七年之後，我卻越發模糊自己到底屬於哪裡。

一年到頭，我都一個人在飯堂吃飯，從一開始就沒把自己和他人的關係視為對等——自下往上的目光，從來是看不見什麼朋友的。

高中畢業時，我收到了兩所大學的錄取信：多倫多大學和女皇大學。多倫多大學是老牌國際名校，排名上遙遙領先於女皇大學，但我偏偏選擇了國際學生不多的後者，想通過環境來硬性「脫中入加」。

我並非鄙夷自己人的身份，只是心裡覺得，出了國就該過國外的生活，老是在國人圈子裡混，怕是前途堪憂。更何況，當時正值青春期的我自視甚高，總想跟刻板印象對著干。

大學開學第一天，我孤身一人提著兩箱行李，看著別人的父母運著一車東西送他們的孩子入住，頓覺所謂外國孩子獨立自主都是瞎扯。夜幕降臨，所有新生差不多都已到齊，我發現當初選擇女皇大學的目標實現了：我成了整層樓里唯一的學生。

女皇大學不僅人少，其他國家的國際生也少，甚至加拿大本地的少數裔學生也少。我在校那幾年，白人學生佔到學生總數的九成。我選擇的政治系，大學四年，我只見過另外一個留學生。

女皇大學為加拿大「四大名校」之一 。圖/知乎

大一一整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宿舍、飯堂、課室，清一色的白面孔讓我走到哪都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我身高偏矮、體形瘦弱、口語不好，每逢與人交流，話還沒出口就先感到自卑，還總因為緊張導致聲音過輕，即使說了對方也沒聽到，時不時的口吃讓我一句話要幾遍才能說圓。每次與同學或教授的交流都讓我覺得身處考場，在心裡嘀咕著自己這回表現得怎樣。

現在我意識到，當時遇到的種種困難，根源都在於自身。我總覺得會因為自己是外國人、英語不流利而遭到歧視，但實際上最先歧視我的是我自己。我打心底相信，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會、文化和語言的主人，而我不過是在此作客。

我陷入社交困境，一年到頭，我都一個人在飯堂吃飯，從一開始就沒把自己和他人的關係視為對等——自下往上的目光，從來是看不見什麼朋友的。

大一剛入學，學校舉辦新生舞會，要求半正式著裝（semi-formal），我穿著運動褲和衛衣赴會。到了舞會，舞沒跳成，尷尬之餘，飲料倒喝了不少。Facebook上傳的集體照里，十餘名衣著光鮮、面色紅潤的大學生分兩排在中間，而我，黑色衛衣配黑色棉褲，腳踩一雙三年前購買的運動鞋，面無表情。乾瘦的我站著跟別人坐著一般高。

女皇大學會為新生舉辦Frosh Week，新生們藉此快速融入環境，認識新朋友。圖/知乎

我一身運動裝去舞會的理由有二：第一，我沒搞清semi-formal的意思；第二，除了運動褲和衛衣，我沒有別的衣服。大一，不論是上課還是見朋友，我都穿著同款衣服。甚至那年暑假，我去市中心的時裝店面試時也是運動裝打扮。

跟運動裝的緣分始於我剛到加拿大的那段時間，我逛了一個連鎖折扣商場，裡面的雜牌運動裝純棉、寬鬆、舒適，而且廉價，我未多加思考便掏了錢包。那天，我買了三件衣服：一件帶有白色條紋的黑色衛衣，一件印有「CANADA」字樣的運動長褲，還有一件印有地獄之門圖案的T恤。

大概是因為穿了十年的校服，那時的我不僅對什麼場合該穿什麼衣服缺乏想法，更是看什麼衣服都覺得順眼。

外國人崇尚運動，身形瘦弱的男生不怎麼受歡迎。圖/《壁花少年》劇照。

我清楚地記得，我的高一語文老師在我出國前留下的一句話：「願你做一個內心充盈的芒果人。」

「香蕉人」在維基百科里的定義是「一個具有嘲諷意味的名詞」，最初用來調侃那些只會使用西方語言卻不懂中文的華人，取其「外黃內白」之意，即外表是黃種人，內在卻像個白種人。

且不論這個詞本身帶有「西方人等同於白人」的過時偏見。和不少國人一樣，當我第一次看到在國外出生長大、看上去已完全西化的ABC (American-born Chinese)或CBC (Canadian-born Chinese)時，也有點瞧不上他們。人怎能不會說中文？父母又怎能任憑自家孩子忘了自己文化的根本？

我遇到過站在超市停車場的一對母子，母親用中文嘮叨孩子的種種不是，孩子在用英文反駁。那段時間，我在閱讀龍應台關於母子關係的散文，我在筆記本里寫道：「很佩服龍老師的教子方式，孩子們即使是混血，也還會講漢語。」

這種看法後來一想也不盡然。在加拿大出生長大自然是加拿大人，上加拿大的學校、交加拿大的朋友、看加拿大的電視。我們既然不指望歐洲移民的子女會說德語或義大利語，就不該要求華裔加拿大人會說中文。

真正想要「完全西化」的華人少之又少。浸泡在西方社會裡的東方家庭不想成為二等公民，同時也不希望自身獨特的經歷和視角被主流文化稀釋，他們的身份認同尤為複雜。更何況，中文不好以至於和家人情感失聯的苦處，也只有自己心裡最清楚。

對於大部分留學生而言，想要真正融入當地文化，都有很長的路要走。圖/《壁花少年》劇照。

在國外待的時間一久，我對的近況越發感到陌生，對那個在出生長大的自己也越發感到疏離。去年，我停用了微博，對的新聞接觸更少，中文只有在和父母通話時才用得上。讀朋友圈的文章時，常會產生「啊，原來現在流行這個」的感慨。

我變得不擅長用中文表達自己的感情與想法，獨自一人時，甚至常會發現自己腦子裡用的是英語。往年春節，即使不在電視上看春晚直播，我也會在微博上刷評論。而今年春節，我甚至忘了春晚這回事。

但我深知自己的根。即使是對缺乏直接接觸的海外第二代、第三代華人，彼此間也有關於文化傳統的共同記憶。不久前，我和一個在芝加哥出生長大的華裔朋友聊天時，偶爾提到了兒時每逢暑假都能在電視上看到的《西遊記》，他聽后突然哼起了1986年版《西遊記》的片尾曲旋律。

同時，我又對祖國感到陌生。以前的我從未疑心過自己的身份與根基，現在卻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算是哪裡人。在加拿大人或韓國人中，我覺得自己應該成為他們了解真實的窗口，而回國后，不管是少年時的同伴還是親戚，我總在一言一行中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閡。

在我前往加拿大前的那個周末，為我送行的朋友們給了我一本寫滿祝福的筆記本。裡面除了他們的文字，還有老師們的留言，我清楚地記得我的高一語文老師在卷首留下的一句話：「願你做一個內心充盈的芒果人。」

「芒果人」是畢淑敏在《芒果女人》里提到的一個概念。用作家自己的話來講，「芒果皮是黃的，瓤也是黃的」，即使人在國外，也有一顆思念祖國的心。

祖國佔據了我二十餘年人生里的十六年。她是我人性的底蘊，造了我的脾，也養了我的性。但對我而言，我沒有特別關心她的發展與陣痛。自私的我，單純地想念著我的小家。

以低齡留學這一現象創作的《小別離》引起了社會廣泛的討論。圖/《小別離》劇照

外公從一個城鎮飄到了另一個城鎮，父母從一個省份飄到了另一個省份，而我，則從一個國家飄到了另一個國家。

今年1月底，我在釜山的捷運站偶然看到一則韓國男演員孔劉代言的廣告。山水田園風光的背景前，一老一少相視而笑，陪襯著中間清白娟秀的幾行諺文。文字大意如下：「幾千年前起，行孝之路就只有一條；幾萬年後，行孝之路也只會有一條——在（父母）還健在的時候。」

孔劉是上世紀70年代生人，廣告受眾估計也是和他年齡相仿的中青年。和他們相比，我的父母還未老去，但不知道為何，這則捷運廣告至今讓我難忘。

龍應台在《親愛的安德烈》里寫道：「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家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

龍應台在北京參加《目送》的新書見面會。圖/光明網

若干年前，當我們一家人還住在同一個屋檐下時，我總愛把父母在飯桌上的談話當成耳邊風，風捲殘雲般填飽肚子后，急不可耐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天天在一起，即使彼此不談心，也未感寂寞。

但現在，我和父母漂洋過海的通話省去了雞毛蒜皮和柴米油鹽，談天方式與內容反倒多樣起來。出國前，我和父母能連續聊上十分鐘已屬少見，而現在，電話一通就是數十分鐘甚至一小時。我迫切地想讓他們知道，我在異國獨自一人也過得很好，想讓他們知道多少年的辛苦沒有白費，當初送我留學的決定是對的，想讓他們寬心，想告訴他們我長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能獨當一面了。

一家人天各一方的感覺就好像時間本身被濃縮了一樣。一年見不了幾次面，見幾次面就過了幾年。我忘不了在釜山看到的那則廣告，原因大概如此。

移居海外的兒子最終與父母達成了諒解。圖/《喜宴》劇照

我的外公是浙江江山人，青年時期便離開了家鄉，在浙江松陽縣度過了大半輩子，他會說一口介於江山話和松陽話的四不像口音。我的父母都是松陽人，父親經過數次復讀考上了大學，卻不知道那所大學竟在廣州。二十多年前，母親剛來廣州，第一次打電話到父親單位，卻被他同事一口廣東話嚇得掛掉了電話。

外公從一個城鎮飄到了另一個城鎮，父母從一個省份飄到了另一個省份，而我，則從一個國家飄到了另一個國家。這三次移家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迫使我們適應新的語言和風土人情，但也拓寬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從此變得和原來不一樣。

我的外公既是江山人，又不是江山人。我的父母既是松陽人，又不是松陽人。而我，雖是人，但又不覺得加拿大人或韓國人是外國人。我對三個國家都感到熟稔，同時又都感到陌生。「飄二代」如我，也許僅僅是在繼續人類長久漂流的傳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