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我的經濟學研究之路 我做了30年冷板凳

蔡昉，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

一、 我的經濟學研究經歷

在我從事經濟學研究的30多年的時間裡，經濟的發展速度是史無前例的，在世界經濟中也是一枝獨秀，同時又正在經歷發展階段的轉變。與此同時，經濟學科的發展也異常迅速。我在學習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同時，實際地觀察的經濟現象，通過撰寫經濟學論著，以及社會兼職和寫作政策建議報告，參與國家發展規劃、「非典」的經濟對策、四川汶川震后重建，以及應對金融危機等現實重大問題的討論之中，為經濟發展和改革，以及特色經濟發展理論的構建做出了貢獻。從對現實問題關懷的角度，海內外有些媒體稱我為「窮人的經濟學家」，我把這個稱號看得比「著名經濟學家」這樣的譽詞要珍貴得多。

我是在改革開放伊始便進入大學學習的一代幸運兒，研究所畢業之後一直從事學術研究，涉足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經濟改革、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以及「三農」問題的理論與政策等領域。我所走過的研究道路，可以概括為從農業經濟學入手，進而研究經濟發展戰略和改革策略、地區經濟增長、流動人口、勞動就業等問題，著眼於探索擺脫貧困之路，並探索不同於西方新古典理論傳統的經濟學方法論，力圖建造一個邏輯上一貫的發展經濟學體系。

我嘗試從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宏觀角度看待和研究人口問題，結合經濟學和人口學理論把人口、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問題融為一體，研究人口紅利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具體估算了改革開放時期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預見到人口紅利的消失及其政策含義，揭示了人口與可持續發展及相應的人口政策問題的關係，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我也懂得，人口紅利的消失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必然結果，人口政策調整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我和同事估算了人口紅利消失后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模擬了改革紅利，繪製出了結構性改革可能產生的長期增長的「L」型軌跡。

我從宏觀經濟發展和區域發展研究人口和勞動力流動問題，深入到最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把人口學分析引入了勞動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研究。我最早撰文倡導就業優先原則，經過長期論證和廣泛的討論，最終被決策者接受並寫入中央文件。根據人口轉變的趨勢和勞動力市場變化動態，我較早地對勞動力供求形勢作出了獨到的判斷，提出經濟已經到達劉易斯轉折點，認為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已經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轉變，並作出人口紅利消失的判斷。雖然當時遭到很多批評，有的國際組織甚至請我去，組織幾十人反駁我的觀點。但是，現實的發展表明，這些研究對宏觀和微觀的長期增長戰略具有重要的啟發。

總結起來，我的經濟學研究經歷主要分三個階段，分別以農業經濟學、經濟發展改革理論與經驗，以及人口與勞動經濟學為研究重點。但在時間上每個階段是交叉的，所以也應該說它們是我經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領域。但是，我的目標卻是最終以一個一以貫之的經濟發展理論框架，集成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對形成特色發展經濟學理論做出貢獻。

二、把經濟學研究作為生活方式

在具有研究者和黨政幹部雙重身份的我的同時代人兼同行中，我的研究成果至少在數量上是引人注目的。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一是堅持不懈，二是樂在其中。1985年研究所畢業后，我進入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經歷過婚後沒有房子住的困惑，以及「下海」掙錢脫貧的誘惑，但是，終究在「冷板凳」上坐下去了，而且這一坐就是30年。而這恰好是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30年，我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把個人的職業與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選擇的路徑，也使我個人喜愛的生活方式與職業結為一體。對我來說，「冷板凳」絕無艱難、苦衷、枯燥可言，即使我必須要離開電腦休息的時候，也願意思考經濟問題，參觀博物館和美術館的時候，也琢磨著如何借鑒藝術家的技巧用在經濟研究上，也樂於寫一些經濟學隨筆。最後，由於坐「冷板凳」的時間足夠長，把比我優秀的人一個個地熬走了（許多人崇尚「不要在同一個領域裡反覆證明你的優秀」），以致我也成為一個得到承認的經濟學家。

在長期研究經濟發展各方面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基礎上，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分析框架。在發表於《經濟研究》2013年第11期的一篇文章中，我嘗試貫通各種經濟發展理論，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從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激勵的角度解說經濟增長成敗。從較宏大的經濟史視野，把經濟增長劃分為馬爾薩斯貧困陷阱、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新古典增長等幾種類型或階段，對每個階段相關的重大命題，如「李約瑟之謎」「劉易斯轉折點」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進行了實證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

我認為，在主流增長理論中，傳統上只承認一種經濟增長類型，即新古典增長，而忽略在發展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發展類型和階段。這不僅傾向於低估劉易斯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術史貢獻，也弱化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對大量發展現象的解釋力和預測力。我在一篇文章中，嘗試填補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這一邏輯缺陷。通過梳理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史文獻，結合一些經濟史研究的經驗發現，我論證了各國經濟史上都經歷過積累起大規模農業剩餘勞動力，從而形成二元經濟結構的過程，並稱之為「格爾茨內卷化」經濟發展階段。這樣，就可以把東西方各國的經濟發展，典型地概括為若干種類型和階段，因而使經濟增長類型和階段的劃分在邏輯上更為完整，在經驗上更加豐富和包容。在以後的研究所涯中，我希望按照這個分析框架，把的長期經濟發展理論化，對構建特色經濟學做出一份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