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鋒」是如何煉成的：李樺在1944——紀念李樺誕辰110周年

孫中山先生曾說，是千年來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為什麼變成這個地步呢？因為我們的國民都睡著了，要想辦法讓大家醒醒。確實，近代以來，革命者和先進的知識分子都把「喚醒民眾」作為最重要的政治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喚醒」也可謂近代文藝的重要母題。而如果以「喚醒」為線索編撰近代藝術史，1935年是值得重視的。這一年，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傳遍全國，良友出版社出版了蘇聯詩人鐵捷克的《怒吼吧！》（重譯本），版畫家李樺則創作了他的代表作《怒吼吧！》，這幅充滿力量、寓意飽滿的作品自問世以來，收穫了無數讚譽。那個被蒙住眼睛、繩索纏身的人，大張著嘴，似乎在用全身的力量呼喚。不論是《義勇軍進行曲》那一聲堅定有力的「起來」，還是李樺無聲勝有聲的「怒吼」，都回應了「喚醒」的主題。幾十年過去了，政治形勢早已發生巨大變遷，但就像《義勇軍進行曲》依然激動人心一樣，《怒吼吧！》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至今仍讓觀者動容。

李樺-怒吼吧！-紙本木刻-1935年

也是在1935年，對李樺的藝術成就十分欣賞的魯迅先生在給他的一封信中說：「木刻是一種做某用的工具，是不錯的，但萬不要忘記它是藝術，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為它是藝術的緣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鋒利，如果不鋒利······那是因為他自己並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我想，魯迅不愧為文藝大師，這一論述極具真理性。藝術必然具有藝術之外的意義，然而彰顯這種意義的法門，卻又不是給藝術附加過多的內容，而是讓藝術更像藝術自身。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希望藝術發揮某種社會功用，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按照藝術應有的那個樣子去對待它。

從《怒吼吧！》我們可以看到，李樺手中的藝術之「斧」已頗為「鋒利」了。兩年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而立之年的李樺以刻刀、畫筆為武器，投身軍伍，走遍了廣東、廣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戰爭的殘酷，離亂的人心，磨礪著他手中的刀和筆，也磨礪著他的心。

翻閱偉大的思想家或藝術家的人生歷程，總會發現他們在境界躍升的道路上大都經歷過一個心靈證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重新審視周遭的世界，探尋人生的奧秘，拷問內心的良知，突破觀念的桎梏，進而達到一個透徹、高遠的境界。當年，魯迅在紹興會館抄古碑、輯古文的那段日子，便是如此。抗戰從軍的歲月，記錄了李樺證道的點點滴滴。在這段日子裡，李樺除了美術創作，還留下了一本日記，這份1944年的文獻為後人窺探李樺的藝術世界提供了另一個窗口。

從日記中，我們能感覺出，這段時間的李樺是寂寞的，按他的說法，住的雖不是清凈的山寺，過的卻是「和尚的生活」。（本文引用的李樺日記文字，均引自《李樺日記1944》，李樺文，李抗編，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在這隱者似的寂寞日子裡，所能做的，除了畫畫，便是每周去城裡的書店轉一轉。日記里，記錄了這樣一份書單：《哲學史》《中西哲學基本精神的分析》《新美學》《藝術論》《新哲學的認識論》《中西繪畫技術及思想的比較》《東洋藝術考古學》《美術史》《畫論》《繪畫真跡的研究》《詩經》《左傳》，以及唐、宋、明、清各代的隨筆、雜記等。這些顯然已經越出了一個畫家在技術層面的閱讀範圍，延展到哲學、歷史與文化的廣闊領域。

或許正是這一寬泛的閱讀，為李樺在哲學的層面上對繪畫乃至藝術作出的思考提供了思想資料。他認識到，「繪畫的成功不是只靠技術，主要還是要有思想。」藝術品的價值在於「內容」，而內容不是繪畫對象的內涵，而是「美質」。譬如肖像畫，能在構圖中表現出一個人的身份、思想、性格、情感，方稱得上有「內容」。李樺以法國畫家米勒（1814-1875年）為例，指出米勒的許多農民生活素描在形式上平淡無奇，但每一個農民，都充滿著「法蘭西19世紀以後的自由血液的」，表現出「淳樸、虔敬、忠厚的靈魂」。

其實，李樺自己的作品也何嘗不是如此。比如《逃難》（紙板木刻，1940），一株老樹旁，一個背著包袱的大人，佝著腰，牽著一個小孩，前方是茫無方向的曠野，從作品中，我們只能看一大一小兩個背影，或許是一對祖孫，感受到的卻是國破家亡的蕭索氛圍，而且似乎可以看到祖孫二人臉上悲戚的神情，不禁要想這一家經歷了怎樣的慘劇，孩子的父母又去了哪裡……換句話說，在李樺看來，一幅美術作品的意義或價值不在於「畫出了什麼」，而在於「表現了什麼」。

在三十多年後的一篇文章中，李樺再次強調了這一點：「繪畫要反映一切生動的事物，除描繪其形式，即表面形象外，更重要的是描繪其內容，即內在的本質的東西，這在人物來說便是精神狀態。」出於對表現「精神狀態」的重視，李樺在文中還質問，「是不是說在發明了照相機的現代，就理所當然地要憑照片刻畫人物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現在有些畫家竟然真的以對著照片畫畫取代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讓人更感到今天重讀李樺的重要意義。

1941年，李樺在《試論木刻的民族形式》一文中談到戰爭對藝術界的影響。他說，「戰爭使人們離開了安逸、淺薄、短視的自私生活，被迫著與浩蕩、潑辣、新鮮的現實環境相搏鬥，藝術家也不能例外······藝術家睜眼看到了陌生的現實，藝術從此進了一大步。」應該說，這既是對當時普遍現象的概括，也是李樺的夫子自道。

行軍路上，有許多令李樺悲傷、憤怒的事情。然而，湖南良田、宜章等處鄉間的風物，也給李樺展現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在這裡，有時「穹蒼浮著散漫的雲彩，微風一吹，顯得很蕭條零落」，有時「細雨霏霏，雲出於岫」，色彩跟著天候時刻變化，「或濃，或淡，瞬息萬變，色彩或蒼或紫，或灰或綠」，李樺發現，這種美麗無法用水墨表現，他決定嘗試粉彩，「以前沒有寫粉彩的經驗，下筆時頗感困難，然而這種困難不久便被克服了」。

李樺-欲雨-紙本設色-20世紀40年代

新的藝術體驗讓他重新認識色彩的意義。他在日記中寫道，「繪畫所表現的是形和色，而色實佔有極重要位置，畫重視意境，以超逸的情境寄之於水墨，故畫早已變成含有象徵高尚情操的一種超自然的境界，不必著色，其實，如將繪畫再放回造型藝術的境界上面看，色彩的表現是不能缺少的一個要素。我看山感到自然美，不盡在山可以引起我的什麼高尚的情操，而在山的色和形是以引超我的美感。今天和大自然接觸得更密切的時候，又當我開始用粉彩去描寫自然美的時候，我特別感到色彩的重要。」

李樺1944年手稿

當然，體認大自然帶給李樺的遠超於此。草木枯榮、舊燕歸來，都刺激著藝術家敏感的心靈，引發李樺的思考，他想到，人非草木，亦非禽獸，人生的意義不能停留在種族的延續，「人類是為了建立共同事業而生存的。我想這句話比『人生為服務社會為目的』更為深刻，因為後者只是一種生活的手段，而前者才是生活真正的目的」。

不過，這是理想的境界，現實呢，無非是苟活於亂世的眾生相。李樺不但刀筆有力，文字也頗為傳神，在日記中他畫出了一群無聊而苦悶的青年的肖像。大學生B君從早到晚就是下棋，學問、事業全然拋在腦後。他把生活的意義等同於「個人的利益」，對李樺說：「有錢的人不討小老婆是個傻子，女人生來是給男人享受的，人生就是享受，有錢為什麼不會享受一下呢？」可惜B君沒有錢討小老婆，又不敢捨棄了「偽君子皮囊」去撈錢，便只好關門下棋打發人生。Z君是一個軍人，卻沒有軍人的氣概，書獃子似的天天讀著教科書，一會兒讀日文，一會兒看地理，茫無目的。還有一位D君，娶了一妻一妾，卻無良人之福，成天陷入繁雜的家務事，煩悶而頹廢。這些人唯一的樂趣便是偷偷聚在一起打牌耍錢。

李樺恨他們不爭氣不振作，更加痛心於社會環境之不良，污染了白紙般的青年，並愈發感到培養健康、高潔的人生趣味之重要。他說，「人們趣味之高下關係於志向」。有豐富趣味的人，「沒事做，不可以讀書嗎？寫字嗎？釣魚嗎？運動嗎？談天嗎？訪友嗎？無大志者，不是趨於庸俗的消遣，還有什麼可干呢？」「趣味是人們光明前途的表尺，沒有高尚趣味的人，遠大前途是不會有的。」而藝術呢，應該幫助人們提高趣味，讓那些甘心隨波逐流的人再度昂起頭來。

李樺-怒潮組畫之掙扎-紙本木刻-1947年

或許正是對趣味的自覺追求，讓李樺的「刀鋒」並非總是寒光閃閃，而時常帶些人文關懷，因此，我們既能從《怒潮》組圖（1947）中感受悲壯、崇高之美，也能從《清明時節》（1944）、《山村水田》（1947）、《雲山圖》（1947）等中捕捉到一股清新、潔雅的生活氣息。

李樺-清明時節-紙本水墨-1944年

1944年的李樺，身處污濁動蕩的社會，心境卻保持著晶瑩的水珠般的皎潔！有時，他靜靜地睡在床上，看著手中的煙捲的青煙，慢慢地升散落在斗室的空氣中。有時，在下大雨的天氣，他一面聽著雨聲，一面靜看掛在屋檐前的電話線上的水珠，一顆顆晶瑩可愛，向下方流動，滴在階前的青石上，他的心也隨著雨珠的流動一張一弛，這種律動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