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黃之殤：近代中國的苦難與飢荒之地

核心提示：黃河1855年的改道標誌著華北平原生態系統的崩潰。導致這一極端狀況發生的原因是長期的環境變化，而這些變化是人口增長、商業開發和黃河泥沙大量沉積所帶來的結果。

黃河1855年的改道標誌著華北平原生態系統的崩潰。導致這一極端狀況發生的原因是長期的環境變化，而這些變化是人口增長、商業開發和黃河泥沙大量沉積所帶來的結果。這些歷史性發展還受到國內叛亂、外敵入侵的壓力以及清政府統治式微的影響。魏丕信能走向下一個階段的「恢復」嗎？或者，在國家、社會和技術的綜合框架中，有沒有明顯不同於晚清帝國時代的新模式？

20世紀，華北平原的水管理歷史是延續與更新並存的歷史。一方面有農業生態的延續，比如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的挑戰、河道淤積的挑戰；另一方面有體制性的延續，比如崇奉中央集權的作用、崇奉設置管理機構的作用。另外，「治河」理念繼續被視為「統治合法化」的來源。

然而，水利循環更替中新力量的衝擊，使得20世紀華北平原的水管理出現了對歷史經驗的更新。這些力量都可以統攝歸納到「國際化」的主題之下，我有意使用了柯偉林變革動力包括西方的水利科學技術、新的組織結構形式、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創新。同樣重要的還有國家認同感的發展，這一國家認同感深深植根於黃河和華北平原這片土地，與近代內憂外患的歷史密不可分，在國內外勢力的壓迫下，社會和政治分崩離析。這種繼承和更新的雜糅產生了一種新的合法化的水治理理論。的確，水治理的變革力量創造性地吸收了傳統的農業生態模式和體制模式，從而形成一種獨樹一幟的式的資源管理措施。最後，人們會對這種管理華北平原水資源措施的結果產生疑問：水利循環更替會被打破嗎？長期的生態約束會被新思想、新技術和新的組織機構緩解嗎？從近幾十年出現的尖銳的水挑戰來看，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華北平原如何成了「飢荒之地」

1855年大洪水以後，黃河和華北平原既成為現代困境的象徵，也是現代困境的現實。同時，洪澇、乾旱、饑饉也成為激發愛國主義和革命思想強有力的符號。這些災難形象喚醒人認識到所受的國內盤剝和國外掠奪，將成為通過水管理重建財富和國力這一合法化治水理論的重要內容。從1855年的大洪水到1949年新誕生的這些歲月，見證了從舉國哀痛洪澇、乾旱和飢荒，到全國開發資源重建中華文明新的宏偉藍圖的重大轉換。

然而，這些美好遠景在1855年洪水結束后的幾十年裡還遠未出現。儘管有人會說當時國家和華北平原上的幾代農學家採取了管控生態風險的措施，但是，還是可以感覺到，中華帝國晚期期間這兩個時段所發生的洪澇、乾旱和飢荒的循環有著顯著的不同。當然，西方傳教士、外交使節、探險家和商人的描述及其拍攝的照片，向外國人誇大了水災的影響。但是，這種描述也影響了的精英，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引進西方建立現代社會的理想。這一時期，華北平原上洪澇、乾旱、飢荒依舊不斷，這一現實與現代國家和現代技術所推進建立的那個理想社會，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華北平原上的種種狀況為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批評、攻擊當代水治理的體制與實踐，提供了靶子。

1855年大洪水以後，清政府在如何導黃入海方面猶豫不決。當時形成的注入渤海的新河道能成為永久的河道嗎？黃河是否應該再轉回以前的入海河道？或者是將這兩種選擇結合起來？就在清政府為國內農民起義和西方列強入侵而焦頭爛額的時候，黃河繼續在華北地區肆虐。儘管黃河在最後的200公里奪大清河河道入海，但是在流經華北平原時桀驁不馴，肆意沖刷，沒有得到有效管制。在直隸省南部，黃河形成了淺而寬闊的沼澤，無聲地提示著在沒有人類工程的情況下，整個地區是如何由陸地變為滿是湖泊和濕地的水鄉。換言之，華北平原似乎完成了一個大循環，回到了大禹當年面臨的生態條件之下。在帝國時代晚期，直隸省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自治區、遼寧西部和河南北部。

這一時期，很多歐洲和美國的傳教士、旅行者在報告中描述了華北平原的不同畫面。來自倫敦傳道會報告說：「這個地點的黃河沒有明確的河道，只是在的土地上呈帶狀漫流，寬度大約有10～12英里，人們看到的僅是一片受洪水淹沒的平坦地區……無論是沉寂的景象還是凄涼的圖景，都無法與黃河相比。這裡的一切，不論是自然的還是人工的，都得任由滿是泥漿的灰褐色河水在湧入大海的旅途中蹂躪摧殘。」為了使他的遊記更加真切感人，埃利阿斯還實地考察了銅瓦廂附近黃河大堤潰決的地區。他寫道：

流經的地區，我們看到很多村莊被半埋進淤土中，村子里的大多數村民都離開了，留下來的則窮困潦倒，苦苦度日。房子經常被黃河淤泥堵到屋檐，一般也是被丟棄……舉個例子吧，當地有一個寺廟……淤土比水位高出大約10英尺……有一段時間，當地居民還試圖使用它，儘管這個寺廟的屋頂不斷被淤土掩埋，但是很明顯，一年前或者是兩年前，村民們還是不得不放棄它……屋子裡面的淤土和屋子外面的淤土一般高，附近村子的人說是有12尺高……15年，或者說黃河15年的洪澇，使得村莊、房子變成了這樣。

華北平原上，由於水利設施崩塌，洪澇頻繁發生。然而，從歷史上看，導致華北平原飢荒最嚴重的是乾旱，而不是洪澇。在帝國晚期，不論是洪澇還是乾旱直接導致的飢荒，其頻率和嚴重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華帝國歷史上最致命的飢荒是發生在1876年到1879年的大飢荒，當時三年大旱之後又遇上嚴重的洪澇。「大飢荒」波及山東、直隸、山西、陝西和河南，奪去了900萬到 1300萬人的生命。華北平原生態環境的脆弱情況被很多西方人用圖表的形式長期記錄下來，比如英國浸禮會牧師李提摩太的創立。李提摩太1877年探訪山西時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1月30日，290里南

路邊看到14具屍體。一具屍體上僅穿一隻襪子，被一隻狗拖著，多輕啊。兩具屍體是女性，雖然是被掩埋了，但也只是把屍體翻過來，臉對著地面。過路的人對其中一個還比較仁慈，留下了她的衣服。第三具屍體則已淪為一群尖叫著的烏鴉和山雀的盛宴……我爬山時碰到一個老人，他極其悲哀地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被吃了，我們的勞力都死了，造了啥孽啊，老天爺這麼懲罰俺們。」

2月1日，450里，南

半天內看見6具屍體，有4具是女的。其中一個在大棚里，赤裸著，只有腰間拴著一根繩；另一個是在河裡；還有一個在水裡，一半露在冰面上，被野狗撕咬著；另外一個在路邊的洞里，洞敞開著，身上半蓋著塊破布；還有一個只剩下一半，被猛禽野獸撕咬著。遇到兩個大約18歲的青年，踉蹌、蹣跚，拄著棍子，好像90歲的老翁。遇到另一個年輕人，背上背著母親，母親已精疲力盡。

2月4日，630里，南

禁不住有點擔心，置身在恐怖的場景中，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感覺或神智，我是活人還是受盡折磨的死人？

其他關於1876～1879年大飢荒的記錄描述了農民被迫吃草根、樹皮和石粉，甚至還有人為了活下去販賣死人，吃人的屍體。在為數眾多的內外挑戰的困擾下，19世紀的帝國政府已經失去了化解華北平原生態危機的能力。與18世紀清朝鼎盛時期相比，這一時期的國力急轉直下，而在鼎盛時期，清朝能夠成功地處理生存危機。那時不論危機是洪澇導致的，還是乾旱造成的，清政府都能從國家糧食儲備和從南方漕運的糧食中進行糧食資源調配，平抑伴隨洪澇和乾旱而來的物價飛漲。府、道、縣的糧庫將儲存的糧食通過低價投入市場、借給農民或分配給每個家庭，減緩生存危機。1753年到1762年間，各省政府合力賑災的糧食達到600萬石。然而，國家戰略重點的轉移和國庫資金的左支右絀，意味著19世紀末期的清政府並沒有多少能力來解決華北平原的生活匱乏問題。

20世紀的前幾十年，華北平原似乎一直處於生存危機之中。人口增長、水利設施坍塌以及國家支持的退出，導致生態危機的加劇。「洪澇和乾旱輪番襲擾，頻率加快，交錯形成一種看似永無休止的災難。」 這些因素造成的印象無論在外國人還是人的心中，都是一種固化的形象，即華北平原是個「飢荒之地」。

生態困境下的社會動亂

在華北平原的南部，主要是淮河流域，情況尤其嚴峻。當地的小股匪寇，甚至還有一些更有組織的力量，在江蘇、安徽和山東省的偏遠鄉村流竄，搶奪糧食。華北平原上引起社會動蕩最厲害的是義和團運動。對於那些懷抱建設穩定農業社會夢想的政治精英來說，這些歷史敘述都有可資借鑒之處。然而，到了1911年帝制消亡的時候，不論從象徵意義上，還是從真實存在上，這種治國術都已經破產。不過，在整個20世紀，通過完善水利秩序來維護農村穩定的正統思想，依然是中央政府所堅持的。換句話說，20世紀中央政府的每一次重組，都對治理華北平原水患的政治使命有著高度的警醒意識，當然，最主要的挑戰是如何成功地實現這一目標。

20世紀上半葉，中央政治權威的坍塌、地方軍閥的崛起、西方經濟勢力的滲透、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論爭以及外國列強的入侵寫下了《洪水時代》，描述經受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蹂躪的當代，恰如經歷了第二次大洪水。身處動蕩年代，郭沫若歌頌了史前大洪水時代大禹治水的英雄事迹。在詩中，大禹和他的同伴斫伐林樹，開鑿山岩，「他們在奮涌著原人的力威，想把地上的狂濤驅回大海！」

在耳熟能詳的治水故事中，大禹過家門而不入，面對同伴讓他回家看望妻子的祈求，他毅然決然地回答道：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還有甚麼個私有的家庭。

我手要胼到心，

腳要胼到頂，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蒼生？」

1911年以後，似乎又開始經歷沒完沒了的洪澇和乾旱循環，從而面臨著一系列尖銳的生存危機。1917年發洪水，1920年、1928年到1930年連續發生乾旱，1931年又是大洪水，1935年黃河洪澇，1938年黃河大堤決口，所有這一切生態災難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都加深了是「災荒之地」的印象。而且，在這一普遍的認識里，「災荒之地」還代表了一種更為廣泛的認識，那就是被剝奪了一個現代文明所應有的品質。但是與此同時，華北平原和黃河流域鐫刻著新的價值取向，體現著求生存、復興一個曾經偉大的文明的現代訴求。華北平原和黃河流域上這一價值取向改變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是20世紀對國家認同的訴求，也就是說，將從一種文化輻射性的形象，轉變成為一個具體的政治實體，這個政治實體基於這樣一個明確的理念：一群有著共同品質的人去創造一個國家。在這一點上，黃河流域也扮演了一個清晰可辨的角色，因為黃河象徵著的歷史起源。從這一時期開始，黃河作為「中華文明之母」和「之殤」的比喻便一起出現在當代的歷史意識里，對這一地區的地理建構在當時和以後都被選擇用來確證治河的合法化。

民國時期，華北平原是創新與守舊對峙的舞台。這一時期，深受國際化帶來的新力量的影響，比如科學技術的影響以及新的管理方式、國家身份認同觀念、對現代性的闡釋的影響，這些現代力量與華北平原上的治水使命和治水理念相互融合。現代水利工程的代言人，包括來自歐洲、北美和的受過專業訓練的工程師，引進新的技術措施，希望用一系列的現代工程工具，如混凝土、渦輪發動機、水泵以及其他用蒸汽、石油或電力帶動的機器，重建水利的均衡，這些現代科學和技術手段昭示著重新建構水利秩序、提高糧食生產的潛力。同時，當時的政治精英和技術精英越來越嚮往綜合利用的水管理策略，主張由國家管理、利用水利資源，促進經濟的發展。由於中央的政治權力控制力有限、行政管理分散、日本侵略，民國時期在「治水」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陳，儘管如此，1949年以後，共產黨對這些現代力量加以強化，最終形成毛澤東時代以及后毛澤東時代的水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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