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一幅統一的世界地圖，為什麼成了一個「可笑的大夢想」？

宿亮 / 針尖作者

上大學時讀歷史專業，父親送給我一本《世界歷史地圖集》。雖然後來離開這個專業，但搜集各種地圖依舊是件超酷的事情。簡略或詳盡，地圖能帶來的信息量遠超相同篇幅的文字。古老地圖是藝術品，充滿當時當地對世界的認知，還可能隱藏個把寶藏；現代地圖是高科技，集中海陸空不同角度描繪世界，還能用3D身臨其境。如今，不需要在圖書館翻地圖，在某個不存在的搜索引擎上就可多角度縱覽世界。

更重要的是，地圖幾乎不需要翻譯。山川、河流、等高線，海岸、湖泊、國界線，沒什麼算得上是加密信息。對熟悉地理的人來說，哪怕一張圖上沒有地名，也可通過輪廓和地貌標識大致認出位置。那麼問題來了，世界地圖的語言如何統一？

1891年，德國地理學家阿爾布雷切特·彭克（Albrecht Penck）也提出了這個問題。

不同的是，在那個人類地理大發現的末期，市面上的地圖標準並不統一，學者們使用的歐洲地圖都不一致，遑論世界地圖。作為一個學者，彭克的理想是繪製一幅可靠的世界地圖，以便比較研究各地地理特徵，推動學科的發展。

彭克在伯爾尼國際地理大會上提出這個名為「國際世界地圖」（IMW）的設想和具體細節。其中有兩個重點——

第一，比例尺1:1000000，不像官方測繪那麼細緻，也不至於像小型地圖冊上那麼籠統；

第二，忽略海陸和國家邊界，用經緯度劃分地區，以4º×6º把地球劃分成2642塊，各國地理學家分塊繪製，拼接成完成的世界地圖。如果把這些拼圖組裝起來，將是一個直徑12米多的大型地球儀。

工作量並沒有想象的大，畢竟地球更多像個水球，彭克規劃的拼圖中大概有900塊陸地。他對這些拼圖用橫縱軸的方式編號，從赤道開始，橫軸自低緯向高緯延伸，以英文字母A至V標記，前面輔之以南、北區別南北半球；縱軸從左至右以阿拉伯數字1至60標記（地圖採用格林威治子午線，也就是把這條當時剛剛確立為經度起點的經線放在地圖中央，縱軸標記為30。至於格林威治子午線和巴黎子午線之爭，又是另一段故事）。

舉個栗子，按照這種布局，南澳的塔斯曼島在彭克的世界地圖上編號為「南K-55」。

彭克的計劃提出時，未被學者同行看好，因為計劃過於龐大，國際地理大會既沒權、又沒錢，無法實現。

不過，事情的發展往往超出學者預料。不少國家專門進行地理繪製的官方機構都對IMW感興趣，甚至按彭克的規劃開始實際繪製。

隨官方機構介入，這件事情開始有了政治色彩。很多國家認為，繪製地圖是主權國家的權利和義務，參與國際地圖製作能提高國家聲望。很多機構也把參與IMW看成是增加預算的機會。法國軍方就曾製作亞洲和美洲的IMW地圖，甚至還不死心地在地圖上巴黎子午線取代格林威治子午線。在一些缺乏中央權威的非洲國家，國內不同政治勢力還為參與IMW項目談判。

於是，IMW成了「官方權威」的體現。經過1909年和1913年在倫敦、巴黎召開的兩次會議，各國政府代表和地理學家充分討論后確立了圖例、顏色、字體等製圖標準。

最初，彭克作為一個地理學者提出計劃，純粹是為學術研究服務。但結果是政府、軍方，甚至地圖製作出版機構介入其中，科學的嚴謹可靠逐漸成了次要目標，地圖的權威性、代表性變得更加重要。經過商討妥協，大致是每個國家負責本國拼圖的繪製。

1913年巴黎會議之後，製作IMW的全球協調行動並沒有開始，原因自然是一戰。儘管沒有統一部署的製圖活動，但各國政府和機構還是大致按照IMW標準製作出版了上百幅地圖拼圖。與此同時，IMW先前的秩序被打亂。英國地理學會繪製整個歐洲地區的拼圖，美國地理學會繪製了拉丁美洲拼圖，瑞典地理學會繪製了中亞、東亞地區的部分拼圖……為避免爭議，不少拼圖冠之以「臨時」稱呼。

在這個過程中，各國政府爭奪的焦點集中在外交戰略和國家聲望上。儘管不少人認為IMW已經因為各國自行其是淪為「殭屍項目」，但事實是這期間大量地圖拼圖出現，雖然行動沒有實現項目創立初為學術服務的目標，但項目充滿活力。

三

二戰給這個設計世界地圖的項目最嚴重打擊。IMW位於倫敦的「肉身」在二戰期間被炸毀，但更為重要的是，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地圖。戰前，繪製地圖對人力物力要求極高，精度卻經常難以保證。戰爭推動各國軍方迅速發展製圖業，由於1:1000000比例尺的地圖不大不小正合用，這種軍用地圖湧現了很多。在這種背景下，IMW的存在就變得很尷尬。

一些地理學家提出，IMW還是有意義的，可以作為世界地圖的「基圖」，在它的基礎上根據不同需要設計特定主題的地圖，以這種方法更加經濟地製作地圖，並能夠由此體現不同類型地理知識之間的聯繫。

當時，IMW的挑戰者也已經出現。憑藉航拍和新的繪製技術，美國空軍從4年時間就繪製了世界航空地圖（WAC），而且在1945年時就已經覆蓋幾乎所有世界陸地區域。WAC同樣用經緯度標記，滿足飛行需要，並且在1944年國際民航組織成立時分享給了美國當時的眾多盟友。對於WAC，當時的地理學家並不買賬，他們認為WAC是空圖，不能作為國際地圖的「基圖」，無法在空圖基礎上發展出標記土地灌溉、人口分布的專用地圖。

事實上，WAC的挑戰地位也沒有維持太長時間。20世紀50年代，美國空軍的調查顯示，飛行員更傾向於擁有一組不同比例尺組成的地圖，專門根據不同地區、任務設計地圖組。

這種趨勢代表了地圖製作理念的轉變。儘管聯合國等機構還希望製作通用的世界地圖，但越來越多的新一代地理學家開始認為，要充分考慮使用者的需要，不必在地圖上實現「全球大一統」。這種新理念體現了IMW項目由內而外的「擰巴」，因為地圖要實用，而不是真得為了比較世界各地地理狀況不同，硬是要用一套顏色、圖例和設計來統一詳細的世界地圖，那樣不僅難度大，而且還會導致特定使用者的具體需要打折扣。

1962年，在波恩舉行的聯合國會議上，各國代表還是沒有放棄IMW，但項目的目標變成希望在繪製地圖過程中幫助發展家對資源進行有效分類，吸引投資。不過，聯合國也沒能拿出具體步驟，使IMW變成單純從各國搜集地圖的過程。越來越僵化的IMW項目最終在1986年無疾而終。

IMW是一張地圖，延續了近一個世紀。

項目結束后，不少人把它比作帶著蠟制翅膀飛上天空的伊卡洛斯，稱IMW是一個「可笑的大夢想」、「簡單粗暴的帝國主義」或「令人尷尬的現代主義者」。似乎人們早就遇見了這個項目從一開始就沒有可能達到設計者的初衷，不是被政客利用，就是被技術淘汰，似乎是「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

不過，作為一個跨越世代的大型科學項目，IMW的發展不僅在於項目本身，更是體現了由人作為單位的網路如何在時代的變數中演進。項目往往是固定滿足某種特殊目標和要的，但網路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變化。IMW本身也是在地理學理念的變化中沉浮，最終也是參與者商討后的新認知，決定了IMW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當然，IMW並非完全沒有「迴響」。很多國家依舊按照IMW的標準繪製地圖。1992年，美國地質勘探局還根據這一標準繪製了南極地區的地區。

參考文獻

Rankin W., Zombie projects, negative networks, and multigenerational science: The tempor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ap of the Worl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7, Vol. 47(3) pp. 353–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