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與中國結盟抗日外交方針的確立

七七事變促進了結盟抗日外交方針的確立。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東北，不僅使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而且極大地衝擊了華盛頓體系下所建立的東亞秩序，造成了遠東國際形勢的緊張。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知識界掀起了對未來國際形勢的走向和應對之策的廣泛討論。人們普遍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在1936年左右爆發，而歐洲和遠東是未來戰爭的兩個「噴火口」。然而，不管戰爭先在何處爆發，都必定處於戰爭漩渦的中心。戰爭若率先在歐洲爆發，日本必定會乘西方國家無暇顧及遠東之際，大肆壓迫掠奪，戰爭若先在遠東爆發，更是首當其衝遭受侵略。

1935年前後，各界以《東方雜誌》、《外交評論》等國內頗具影響力的刊物為平台，就應對未來大戰的內外方針進行了熱烈討論。就對內方針而言，民眾普遍呼籲國內各黨派停止內爭，建設統一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抓緊時間進行國家的經濟和國防建設；就對外方針而言，佔主導地位的意見是結盟抗日。大多數人認為，戰事一旦發生，日本必定會肆意侵略，唯有被迫抗戰。由於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各階層民眾已經逐漸認識到，在這種特定的時期，人民最大的敵人就是不斷侵略的日本。因此，在對日作戰的同時，需要蘇美等國的支持，共同對抗日本。有學者明確指出，「事前的準備偏在外交方面要竭力聯絡有反日可能的國家，以促成它們反日的決心，此外應運用外交手腕，陷日本於孤立的地位。凡日本與他國的同盟，接近的企圖或計劃，均應加以破壞。」

長征途中的共產黨做出了更加積極明確的反應。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決議中，共產黨先後兩次不僅鄭重呼籲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旗幟鮮明地主張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民眾積極抗日。1936年7月和1937年3月，毛澤東在分別與美國記者斯諾和史沫特萊的談話中都表示，日本的侵略不僅威脅，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因此，各國人民要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這兩次談話很好地反映了毛澤東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聯合陣線的先進思想。

國民政府在七七事變爆發前雖未對民眾結盟抗日的主張做出積極反應，但日本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緊迫形勢、以中共為代表的各階層民眾團結抗日呼聲的日益高漲，以及國民黨內抗戰派力量的努力，共同推動了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逐漸從退讓走向強硬。1935年11月19日和1936年7月13日，蔣介石先後兩次作了「最後關頭」演說，表明了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

七七事變的爆發加快了結盟抗日外交方針確立的步伐。

七七事變爆發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深刻地認識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已然來臨，只有奮起抗日才能救亡圖存。7月17日，蔣介石在《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中明確指出，「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儘管對和平解決事變仍抱有一線希望，但蔣介石仍然表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毛澤東充分肯定蔣介石的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7月26日，蔣介石發給正在巴黎的孔祥熙的電報中透露，他已決心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正式宣戰。

七七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日的序幕，結盟抗日的問題隨之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1937年7月29日，著名的哲學家吳康在蔣介石召集的廬山談話會上，剖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及各國可能採取的立場，明確地提出了「南聯英美，北結蘇俄、中立德意」的主張。他認為日本為實現其南進政策，獨霸太平洋，必定會引發太平洋戰爭。「爾時與日本正面衝突之主角，必為英美二國，而蘇俄以遠東利害關係，亦必加入。故今後對付日本侵略，在外交主要政策上，應南聯英美，北結蘇俄。」毛澤東也在七、八月間多次呼籲：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範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的國家訂立反侵略軍事同盟，爭取他們的援助。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共產黨積極開闢同英美人士直接交往的渠道，希望通過他們的影響來推動其政府早日加入到反日陣線中來。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對於戰時外交方針明確規定，要「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儘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這個綱領較好地概括了國民政府戰時外交政策的內容，正式確認了結盟抗日的外交方針。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結盟抗日就是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但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建立國際反日同盟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張才正式成為政府的外交方針。在此後的長期抗戰中，政府積極踐行這一方針，以多種方式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成立。

作者系武漢大學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