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任《枯山水》《當下四重奏》：山水不枯 歲月有聲

劉大任

作為台灣重要的文學創作者，劉大任近年來創作活力旺盛，無論是「慘綠少年」的蒼白身影，還是保釣時代的青春之歌，抑或是人至中年的躬耕之樂，含飴弄孫的「初老」心境，皆有數量可觀的作品。不但跳出了「成於專，毀於雜」的「成才律」，反而遊刃有餘，愈見功力深厚。

在文體探索方面，劉大任亦早有先覺，有意為之。運動文學、園林文學皆有上乘之作。至於近年問世的《枯山水》（2012）和《當下四重奏》（2015），則將對自然界的觀察認知與實踐經驗灌注於小說創作中，在文體上刪繁就簡地踐行「縮龍成寸」的自然美學，達到一種富有精神含量的審美境界。劉大任在《枯山水·後記》中自陳以設計盆栽的原則和心情從事小說創作，英國盆栽專家陳耀廣的《盆栽的奧秘》一書中關於盆栽設計的七條原則對《枯山水》的寫作「起了一定作用」：簡樸、安靜、自然、非對稱的和諧、冷酷暗示的壯美、摒棄流俗習慣、暗示無限空間和可能。盆栽美學縮龍成寸，卻蘊含大千世界，這一點正如周作人散文追求取材闊大,「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納入筆端。「袖珍小說」與「盆栽小品」的文體追求反映了作家對作品肌理結構的探索，也隱喻作者「初老」歲月的人生心境與修持。關於創作風格上的變化，劉大任坦言：「以前寫小說，魯迅是我精神上的私淑對象之一。現在寫散文，還是跟周家脫不了關係，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成了我另一個私淑對象。」讀劉大任的作品，無論是早年潛藏現代主義影響的文字，還是近年談園林、談運動的文章，總能在筆墨紙端遭遇那些作家與前行者視線相交的瞬間。劉大任與魯迅、周作人之間的匯合點，正是延續在兩代人精神世界中的五四傳統。劉大任及其背後的保釣一代，人生過程中面臨的思想境遇，與前行的周氏兄弟存在何其相似的困境。談到台灣戰後文學，劉大任更直言：「我至今仍覺得，台灣戰後走了張愛玲那一條路，而捨棄了魯迅，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劉大任是上世紀70年代保釣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隨父母赴台，1956年考入台灣大學法律系，1958年再轉入哲學系就讀，1960年，正在讀大三的劉大任在《筆匯》發表了第一篇作品《逃亡》。1965年，他從夏威夷大學回到台灣，與邱剛健、陳映真、王禎和等人合辦《劇場》雜誌；翌年，則和尉天驄合辦《文學季刊》。保釣運動的突如其來，使成長於國民黨民族主義教育下、被隔離於現實社會和近代歷史的一代知識青年，得以睜開眼睛，打開心靈，對所處的社會與歷史做重新探索和發現。保釣運動最初雖以愛國為訴求，但很快就超越了愛國運動的局限，開啟了第三世界的覺醒，以世界視野來重新自我認識。

保釣運動落潮后，荷戟獨彷徨的劉大任感悟到「在理性的窮途末路與超理性的雷殛電閃間，有一個曖昧領域」。激進與狂飆的文化浪潮對文化生態的合理運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如何穿越這個「曖昧領域」，作家的選擇是直面屬於歷史文化脈絡的參照體系。這個參照系，不僅隱隱地影響著他在園林中選擇植物的眼光、搭配風景的企圖，而且支配著劉大任在保釣落潮之後回歸文學路徑對知識分子的傳承、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等重大問題的思考。

如果熟悉劉大任早年寫作的《杜鵑啼血》與《浮遊群落》，不難回想起半個多世紀前的台灣知識青年為了逃脫戒嚴體制下的社會壓抑與思想禁錮，是如何在文化尋求出路的轉型時代以曲折方式默默求索。劉大任這一代創作者特殊的知識結構與戰後台灣社會特殊的文化語境息息相關。一方面，國民黨「反共」民族主義教育深刻地影響了戰後一代的生命成長經驗，這就是劉大任所說的「國恥教育」。但是民族主義教育對知識青年啟蒙思想的催化作用也是不可小覷的。另一方面，美式現代化思潮伴隨戰後美援體制經由官方與民間各個渠道滲透台灣知識界，但同時這場台灣的「文藝復興」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左翼思想因子。

由是觀之，《枯山水》與《當下四重奏》中隱然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憂患與使命感，更有曾經親身參與保釣運動的理想與堅守，猶如「懸崖邊的樹」在各種文化風潮中傲然挺立。《當下四重奏》雖然以家庭生活為中心進行鋪展，但毫無瑣碎與乏味，在異國他鄉藉由文字和思想尋根問祖，有兩代人之間文化差異的無奈、安逸生活中壯志日漸消磨的焦慮、所託所寄中可以窺見晚年的孤寂與不安。在劉大任的文字中，「園林」是不可忽略的空間變化，「無果園」階段，雖然花花草草繁盛，卻有花無果，總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隨著孫輩接二連三前來報到，人生從中年邁向「初老」。離開經營30多年的「無果園」，從零開始打造有花有果的「曜園」。造園布局的選擇與變化已然對應了主人在不同時節、不同人生階段心境的收與放。

《枯山水》中，劉大任利用自身豐富的博物學經驗，有意以不同植物的習性隱喻他對歷史文化的思索。以喜林芋絕處逢生的生長經驗，暗示老芋仔精打細算、掙扎求生的人生軌跡；以貼梗海棠一株二花的特性暗喻台灣畫家在島內外藝術市場被「標籤化」的「雙重身份」；利用羊齒植物在生態演化過程中的「先鋒角色」說明自然界生態進化與人類社會文化演化的異曲同工。通過與土地、自然深層接觸的園藝活動表達作家對自然和人類關係的理解，劉大任回望自己曾奉獻青春的保釣歷程，探問文明起源，試圖在「兩周之間」尋一條「鋪墊之路」。

無論現實生活的選擇還是書齋中的探尋，劉大任的創作根底還是立足於歷史脈絡中的人間情懷。現實生活中與外部世界的纏鬥和妥協，理性維度面對精神世界的沉思與探問，往往出自同一個邏輯原點——知識分子的自我更新。《當下四重奏》中作家化身退休的史教授，身居異國卻心繫故土，以貌合神離的婚姻關係、暗礁四伏的親子關係隱藏社會百年來的歷史重負與文化衝突。雖然心懷親戚團聚一堂的「簡家寨」夢想，但現實中「兒子」的謀生手段卻離不開台灣廉價電子產品，暗示了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依附性。以兒子作為第一人稱敘述的《樂園》中，迪士尼遊樂園是一個具有多重隱喻的空間，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兒媳婦心中，迪士尼是近40年的人生中比孩子出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幸福記憶；在兒子看來，祖孫三代出遊迪士尼是家族烏托邦夢想的初步測試；在父親看來，這卻是充滿了「好萊塢、商業主義、白人中心，弄虛作假……」的消費主義思想。就如同《當下四重奏》捕捉日常生活的矛盾，卻並不局限於「當下」這一現實，而是從不同側面聚焦中華民族因兩岸長期分離所造成的隱藏於每一個個體中的精神內傷，進而探尋如何療愈的巨大難題。劉大任的不凡之處還在於能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中體會自由的思緒，不為所累、不畏其苦，能在自然的懷抱中釀出知識分子獨有的苦樂，這是書齋里的文人不具有的。斷裂的歷史該如何接續，在這個問題上，劉大任的創作提供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