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洪子誠：閱讀與閱讀史

內容提要

本文選自洪子誠老師的著作《我的閱讀史》，在這篇文章里，洪老師談了「閱讀史和生命史」、「讀者和書本建立的關係」、「書的重讀」、「專業與非專業的閱讀」等問題，這篇文章既是洪老師的閱讀經歷漫談，又可看作是《我的閱讀史》這本著作的方法論。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閱讀與閱讀史

個人閱讀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1

過去，在文學研究或其他研究領域，我們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寫出的文本上，對於「閱讀」這個問題，關注的相對較少。一本書是哪些讀者在讀？怎麼讀的？不同身份、不同時代的讀者有什麼不同反應？作為物質方式的書本與閱讀構成什麼樣的關係？……這種種問題，我們很少會想到。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的《閱讀史》，就是討論人類閱讀行為的歷史變遷：「閱讀」在歷史上的變化，紙張、印製、傳輸等條件的改變對閱讀產生的影響，如在歐洲，專門供書寫、閱讀的書桌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印刷條件的改變會對寫作跟讀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等等。閱讀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個重要精神活動。有位學者說過，如果一個人每年都讀一遍《堂吉訶德》，或《哈姆雷特》，然後每年都把讀這本書的感想記錄下來，那麼這個記錄也就是他的生命史。說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們覺得這樣定義過於誇張，或許可以這樣認為：他的生命狀態和變化，會在這個記錄里留下痕迹。

讀者和書本建立的關係2

閱讀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問題。比如說，誰在讀；讀什麼性質的書；讀書的具體條件、情境：時間、地點、情感狀態……不管有沒有意識到，我們在讀一本書的時候，就會跟這本書建立起一種特殊的關係。讀一本理論書跟讀文學作品，你的心態與期待，和這本書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樣的。讀新書和舊書的感覺也不一樣。過去，我經常去北大舊刊閱覽室，那裡收集1949年以前的報紙雜誌。當然，現在舊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為年代久遠，幾十年前的報紙刊物翻閱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會製成顯微膠捲，或者掃描在電腦上供研究者閱讀。如果你手裡拿的是30年代，以至更早的時候印製的書刊，跟讀現在出版社重新編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覺會有很大的差異。你會感覺到你觸摸到的東西，那些紙張、字體、裝幀編排方式、以至廣告……致使你想象什麼人在閱讀時會在上面留下印跡，你所有的想象都會與具體的歷史情境相交融。精裝本跟平裝本，橫排或豎排，讀的過程中的感覺也會不一樣。書的厚薄程度，也會影響人的閱讀感。比如說，詩集需不需要印得那麼厚。現在有些詩集很厚，拿在手裡頭沉甸甸的，覺得很不舒服。幾年前在福建三明開一個詩歌座談會，是紀念福建的一個詩人的。他一輩子熱愛詩歌，不僅自己寫詩，還為培養當地詩歌愛好者，開展詩歌活動，付出大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省為他舉行一個紀念會，出版他的詩集。他健在的時候，沒有得到出版詩集機會，所以，這次就將他全部的詩都收進去，就有六七百頁。這當然是好意，但是對讀者來說，就有點尷尬。如果不是專門研究這位詩人的創作，一般讀者拿在手裡就覺得有點難辦。從頭讀起嗎？讀了六七百頁你還有沒有感覺？選讀的話，又從哪一頁讀起？座談會上，我就說了一點題外話。我說有點懷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詩集，常常幾十頁，一百來頁。我說讀詩的時候，手中應該是輕的感覺；應該是讓閱讀的人有更多時間在上面停留。薄的詩集，拿在手裡，你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我說的也許不對，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個大家經常遇到的問題是，讀選本還是讀全集。當然如果不是專門研究者，大家不會去讀《全唐詩》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諾貝爾獎，人民文學出版社就趕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文集」：這是對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經濟利益在裡面。那麼我們是讀《莫言文集》好呢，還是讀他的一些選本？其他小說家和詩人也是這樣。全集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漫無頭緒，不知道怎麼讀，但是選本有時候又覺得不大放心，容易被選家牽著鼻子走；因為有的選本帶有歷史的、個人的偏見。所以，有時候我們會不大信任選本。

另外，我們讀書有時候可能會「想當然」。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書叫《他山的石頭記》，在談到古代寫作和閱讀的時候舉了這樣的例子，說在先秦或者戰國時代，「寫作」、閱讀是怎麼進行的，採用什麼方式？當時的寫作和閱讀與現代社會比較，有什麼不同？我們知道在先秦、戰國時代，寫作是刻在竹簡上，那麼，一部書他要刻多長時間？是寫作者自己刻還是僱人來刻？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對文體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另外就是誰有權閱讀？一部書要多少竹簡才能容納全部內容？這些竹簡藏在什麼地方？什麼人才能夠讀到它？讀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方式？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可能沒有細想。「書籍」的物質條件，對寫作跟閱讀肯定都會產生很大的制約。

開玩笑說，書的定價也會影響讀書的選擇和情緒。我前年出了一本書叫《我的閱讀史》，北大出版社出的，收入我個人類乎讀後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編輯說，書的質量一般般，你們就別定價太高，要不讀者不願意買。可是他們不聽我的，二百多頁吧，定價38塊錢。38塊錢多還是少啊？其實我真有一點內疚，會問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麼多錢嗎？去年我應廣西那邊的幾所學校邀請去講課，住在南寧的一家旅館里。晚上沒事就翻看他們放在房間里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單」，裡面有一個雞蛋炒飯，定價也恰好是38塊。這樣一對比，我就放下心來，無非就是一份雞蛋炒飯嘛！不過，現在也有相反的：有的書定價如果太低，銷路也不好。因為有的有很多錢，喜歡買漂亮的書。讀起來感到舒服，即使不讀擺在書架上，也顯得漂亮氣派。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過去我們對書籍有一種「饑渴」感，現在這種感覺已經失去，或者不很多了。昨天我跟你們的李保民老師聊天，說80年代初他上大學的時候，常常在聽完課後，利用休息十多分鐘時間，趕緊跑到書店看今天有沒有來新書。現在誰還會有這樣急迫的心情？過去，是渴望擁有書籍的時代，現在是書籍擁有我們的時代。我們被大量的書包圍，每年出版的書那麼多，書店裡各種讀物琳琅滿目，你獲得也變得那麼容易，已經不再有「饑渴」的感覺了。我也是這樣。50年代我上中學的時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錢，第一次買的兩本書，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選。那種擁有自己的書籍的感覺，那種快樂，現在的人不容易體會。所以，就是剛才所說，現在是書籍擁有人的時代，而不是人渴望擁有書籍的時代。就像現在有錢的人被金錢所擁有，當權者被權力所擁有。當人被書擁有的時候，就沒有那種非常渴望讀書的心情。

這個變化對我來說是非常深刻的。91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任教的時候，那時CD唱片在國內還是稀罕的東西，價格也昂貴。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圖書館可以出借。我就是到圖書館借回來聽，或者複製在錄音帶上。借到一些心愛的唱片的時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那是一種非常快樂的心情。現在CD那麼多，包括古典音樂的引進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噹噹網」看到一些引進版的古典CD在降價，5塊錢一張。而以前同樣的進口CD要賣到一百多。所以，東西來得太容易，好，也不好。輕易獲得的東西往往不知道珍惜。

書的重讀3

有些書我們可能讀一遍，有的可能會重讀，甚至會讀多次。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拿我自己來說，對重讀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有點害怕，怕重讀可能會破壞當初美好的感覺。讀巴金的小說是念國中的時候，那時候我還年輕，新又剛成立，對未來有一種熱切的、浪漫的期盼，也偏愛那種激情的文字，巴金二三十年代的青春式、抒情式的寫作，當時很對我的胃口。台灣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他的年齡應該比我小十來歲。他是歲數比較大的時候才讀巴金的，因為在國民黨政府「解嚴」之前，大陸作家的書籍在台灣都被列為禁書；所以他讀巴金，可能要到80年代以後。他就提出一個疑惑：巴金為什麼評價那麼高？在他看來就跟中學生作文一樣。他說的可能有點過分，但是巴金作品的藝術性，包括文字，確實有許多問題，有的文字比較粗糙，感情不夠節制。但是我國中讀的時候，感動得不得了，有的地方還痛哭流涕，哭得不行。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一位日本教授上漢語課，選用巴金《家》的鳴鳳自殺的那一段，有一些詞句的解釋他不太拿得准就來問我，我就重讀一遍。我頓時對年輕時候的痛哭流涕產生疑問，真有這樣的事發生嗎？所以這次重讀，對我來說其實是不好的，不必要的。覺得如果不重讀的話，保存50年代的那種心情，在我這裡就是一筆財富。但是重讀就把這個「財富」丟掉了，有點可惜。所以，有的時候，就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去重讀過去喜愛的書。

不過，總的來說，隨著知識、鑒賞力的增加，重讀總還是利大於弊。不知同學們有沒讀過蘇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幾年前我到俄國旅遊的時候，還專門到莫斯科近郊的別列捷爾金諾的「作家村」參觀他的故居。有人說他的詩比他的小說寫得更好，他主要是一位詩人。不過，他的長篇《日瓦戈醫生》反響更大。這部長篇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不是在作家生活的祖國，而是在西方的出版社。當時是冷戰時期，因為它的出版，也因為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這部長篇，引起了軒然大波，《日瓦戈醫生》成為社會主義和西方兩個陣營角力的平台。結果在蘇聯當局的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寫了檢討，發表公開聲明拒絕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我知道這個作品的名字，是因為58年讀了《文藝報》上的批判文章，留下的印象是這部小說很反動、很惡毒。可是當時，以至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大陸都沒有中譯本，寫批判文章的人也沒有讀過這部小說。中譯本在大陸1987年才出現，87年讀的感覺，不像當初想象的那麼「反動」、「惡毒」。當然，它的確是對蘇聯十月革命的質疑。主人公日瓦戈是貴族出身的醫生，開始的時候，也是對革命很嚮往，至少是抱有好感的，因為舊俄的專制制度非常黑暗、腐敗，許多人都認為需要一場革命來改變這箇舊世界，改變人民群眾痛苦的生活。但是，革命之後，日瓦戈發現情況不是像他想象那樣。他主要是從精神的角度，來觀察革命造成的新的精神病症。他發覺空談、說大話空話、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日瓦戈把這個現象叫做「心臟微細出血」。我想，這是這些知識分子最感痛切，也最感失望的事情。當然，在冷戰時期，這種從精神層面對革命的質疑，在當時環境下面，蘇聯和包括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批判它反蘇反革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90年代和這個世紀初我重讀的時候，不知不覺中關注點已經發生變化。這個變化，我想和我的思想不再執著於一個點有關係。我在《我的閱讀史》中的《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有提及此變化。我覺得裡面也不只是被動地憂慮革命產生的精神後果，也還有一些積極的東西，儘管是微弱的。在強大的歷史和相對無助的人的生活關係上，書里似乎也在表達這樣的意思：「歷史」雖然擁有巨大的對個人生命的裹挾、吞沒的力量；但是，個體生命的「節律」，也不見得就能被取消，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劇，也有「可能」的爭取。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人的生活中的常度恆性，更為重要。而且，我也對書里寫到的俄羅斯人對大自然的態度有了當初沒有的好奇。感覺大自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被征服，也不是欣賞的對象，他們的生命就融合在裡面，形成他們有關愛情、死亡、苦難、幸福的理解。所以，日瓦戈最後以落魄而死，他的戀人拉拉並沒有過分悲傷。書里這樣寫，「植物王國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國的近鄰，在大地上的綠色植物中，在墳地上的樹木間，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隱藏著生命轉化的奧秘，這正是我們一直要解開的謎」。也就是說，這個作品，也不僅包含我們通常理解的政治命題，有更豐富的內容。重讀中這些跟過去不同的發現來的有點晚，但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閱讀是一種「克服」4

開頭提到的曼古埃爾的《閱讀史》，說到因為印刷術的出現產生了一些錯覺。比如說，一部書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萬印出來，它們的裝幀什麼的都一模一樣，所以會在讀者那里引起錯覺，以為他們讀的是同一本書。但事實上，曼古埃爾說，他們讀的不是同一本書。假如我們同時拿起同一個版本的《杜甫詩選》，能說你讀的《杜甫詩選》，跟我讀的是同一本書嗎？道理其實很淺顯，因為「一百個人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薩特說過，書要是不被人閱讀，它就只是塗在白紙上的黑色污跡，而一旦被閱讀就一定和特定讀者建立與他人不同的關係。所以，詩人西川在他的《深淺》這本書里有這樣兩句話：一個熟讀《論語》的人把另一個熟讀《論語》的人駁得體無完膚；杜甫得到太多的讚譽，所以另一個杜甫肯定一無所獲。就是在《論語》里看到的東西，或者引申出來的道理，不同的時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別很大，甚至南轅北轍。

智利有個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大詩人，聶魯達，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學界，影響不小。我們上大學喜歡詩歌的，都讀過他的長詩《伐木者，醒來吧！》。這首詩寫於1948年，袁水拍當年就把它翻譯成中文。它是歌頌社會主義蘇聯、譴責美帝國主義罪行的政治詩，但藝術的確很棒。在50年代，聶魯達在我們眼裡是位氣勢磅礴的革命詩人（事實上他本人也是智利的共產黨員）；但是到了80年代，通過翻譯的選擇和闡釋，聶魯達就變成一個愛情詩人了。在80年代，有一個「告別革命」的潮流，聶魯達被革命的五六十年代「刪除」的大量愛情詩，這個時候就被重點選擇，放大。現在大家記憶最深的，恐怕是他的：我喜歡你是寂靜的/彷彿你消失了一樣/你從遠處聆聽我/我的聲音卻無法觸及你……按照西川的說法就是，一個聶魯達受到太多的讚譽，另一個聶魯達就無所收穫。關於這個問題，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滕威教授的《「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當代文學（1949-1999）》分析得很精彩，同學們可以參考。

我們經常講，寫作是一種「克服」，其實閱讀也是一種「克服」，一種對自我的挑戰，克服趣味跟閱讀習慣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習慣，是當事人不太能夠意識到的。前幾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師去埃及旅行，在尼羅河坐遊船看風景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思想》來讀。一個過去的學生、現在是中文系老師看到我在看這樣的書，她大聲喊起來：「老師，你也太誇張了吧？！」因為別爾嘉耶夫是俄國學者、思想家，他這書是本很嚴肅的學術著作。我猜，這個學生認為旅遊就是放鬆身心，我卻讀這樣的書，而且還是在公眾活動的輪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裝模作樣，裝作無時無刻都在思考高深問題、很有學問的樣子。

這件事提醒我來檢討自己的一個問題，就是讀書、興趣的偏狹。以前我沒有意識到這是個不好的習慣，自以為時時刻刻都要讀「有用」的書，「有價值」的書。對比起謝冕老師來，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他的興趣、讀書範圍比我廣闊得多。當然，他也讀學術書、史料、詩集、評論，但也讀歷史掌故、各地風物誌。他會拿著圓明園的平面圖去遺址實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譜，既品嘗精美食物，也對路邊攤的羊雜碎湯津津有味。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興緻，而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閱讀。所以，在大部分機場的書店，你們不會看到深奧學術書，也不會有很嚴肅的小說。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麼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發大財、怎樣經營管理等，而不會出現《俄羅斯思想》或馬克思的《資本論》。

「專業」與「非專業」閱讀5

然後，我要談的是有關專業閱讀問題。我這一輩子都是在學校教書、做「學問」，從1961年大學畢業后這幾十年都做著這件事，經歷非常單調、貧乏。高中、大學階段，讀書的選擇還比較隨意，後來大部分都是從「功利」出發，從教學、研究課題出發來選擇書籍，目的性非常強。要研究哪個作家，就讀他的作品，有關他的資料；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也儘可能收集相關資料，灰塵撲鼻地翻閱舊書刊雜誌。有些作品、文章，當代的有些作品，讀起來真是沒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許多文章、資料，相當枯燥，繞來繞去的文風。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歡，為了教學，不讀不行，硬著頭皮也要讀。其實寫那些文章的學者、批評家，不是才情不夠，他們是沒有辦法。即如，現在我們讀它們也是沒有辦法，做學問就意味著有許多時候要硬著頭皮。這是一種「職業式」的讀書，你從事這個職業，吃這碗飯，就必須這樣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師在他的《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前言中說，「學者的命就是替人讀書，因而常常無法享受閱讀的愉快。如果他受畢生之苦，甘之如飴，非要別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勞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屬於這種「不仁之至」系列，這個問題想起來太苦，不想了。不過，退休之後確實有一種「解放」的感覺，能夠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書和文章來讀。

專業，或者職業閱讀的問題，我有兩點建議。一個是會在不同的書里看到不同的觀點，會有很不同，甚至互相反對的主張。如果他的觀點不是那麼令人氣憤，比如說反人類，為法西斯什麼的張目，那麼，在通常情況下對不同的觀點可以保持一種比較平和的態度。我們不一定總要在書里尋找成功者和失敗者；更值得尋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敗者之間的一種狀態，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極端。即使有些觀點看起來不是很能站得住腳，也可以想想這樣的觀點是在怎樣的情境下出現的，可能給我們什麼參照，在觀察問題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種啟示。

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最近文學界的大喜事，幾十年來，這個獎對文學界是個「心病」。好了，現在終於有作家得獎了，按理這個「心病」應該治癒了。可實際不是這樣，還是有許多人不高興，或者說他不夠格，或者說目前至少有十位作家可以得這個獎。另外，也有從他的政治態度上提出質疑的，如今年是毛澤東的《講話》發表70周年，作家出版社就組織一百位作家、藝術家抄寫《講話》，每人抄一段，出版他們抄寫的手跡。莫言也在裡面，這被看作是他的「恥辱」。有同學問我怎麼看，我說，對《講話》的評價這幾十年一直爭議不斷，是非功過還可以爭論下去。但它確實是20世紀文學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獻。作為研究者你不喜歡它也無法避開。它自然不是什麼必須頂禮膜拜的經書，組織那麼多作家來抄寫有點怪異。我想說的是，莫言其實可以不抄；但如果他真心實意想抄，那也沒有辦法。對於社會政治、世態人心，莫言有許多表達，更多是存在於他的作品之中，我們還是要把重點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時講了許多故事。最後一個故事是許多年前他爺爺講給他的。說是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有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他就出去接受懲罰。」於是大家就拋草帽，其中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意，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莫言說，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這讓我想起日本學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紀她們的一些話。她們談到韓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說「人類是組織群體而生存，這種生存方式里潛在著殘酷性」；像丙崽、阿Q這些人物，都是「集體」中的異類，當「一個集體面臨危機，就把異類奉獻給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體之外」。那個被扔出廟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為面臨危機所「造出」並加以「歧視」，被排除到集體之外的「異類」嗎？這個解讀，相信和同學們在課堂上聽到的很不相同。這個當然不能取代傳統上對《阿Q正傳》的詮釋，但至少可以成為一種參照。面臨危機而不斷製造「異類」，拋出「異類」，是我們這一輩子經常面對的事實。產生的後果之一，就是如趙園老師說的瀰漫著「戾氣」。趙園老師80年代研究現當代文學，後來轉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個時期的社會狀況和文人心態。她說，明清易代之際，社會氛圍和士人心態普遍瀰漫著一種「戾氣」——極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種病態的激情。有興趣的同學們可以讀讀她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這本書。

另一個建議是，專業跟非專業書籍，有時候不要分得那麼清楚。現在經常說的跨界視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專業」上的狹隘設限。去年我在台北的時候，很偶然的機會，有人送我一本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剛出的書，蔡振家教授的《另類閱聽：表演藝術中的大腦疾病與音聲異常》。從他的學術背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大學部畢業於台大物理系，接著在台北藝術大學研究所讀碩士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在柏林海德堡大學音樂博士班畢業，回到台灣以後，又成為了台大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和台大醫學院鼻喉科的博士后。他研究的領域涉及戲曲、音樂、生物音樂學、心理聲學、音樂聲學，一個人可以涉足看來完全不同的領域，著實讓人驚奇。給他這本書寫序言的，主要也是台灣醫學界的名流。在論述藝術創作，特別是表演跟大腦疾病之間的關係的時候，他分析了這樣兩個「案例」。

一個是舞台上孫悟空的表演，他說孫悟空的那些動作，是一種疾病的表現。孫悟空的表演，表現了醫學里的「妥瑞症」病徵。「妥瑞」是法國19世紀的一個醫學家發現這個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這種癥狀的人就會有不由自主的動作，包括臉部的抽搐、不斷地眨眼睛、撅嘴巴、裝鬼臉、臉部扭曲而且聳肩膀、搖頭晃腦還有怪叫。他說孫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癥狀。然後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麗娘跟柳夢梅的愛情故事。我上大學的時候，通常會說《牡丹亭》表現了「個性解放」，感情上對理學禁錮的挑戰。蔡振家從醫學、疾病的角度，認為杜麗娘是患上一種叫「躁鬱症」的病。「躁鬱症」應該是心理、精神病症，由於心理的障礙跟情感的障礙引起，憂鬱跟狂躁兩種特徵反覆地出現，狂躁的時候就幸福到極點，看見開花，就有非常快樂的感覺，而且容易有一種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懸河、思路敏捷。對現代人來說，狂躁症的發作的另一個徵象是盲目購物，但是杜麗娘的時代購物消費還不發達，憂鬱的時候，覺得自己就要死掉，覺得生命沒有什麼意義。蔡振家說，《牡丹亭》里杜麗娘的表現就很符合這個癥狀。作品里不是寫她「遊園賞花，觸動心情，繼而尋夢不得，因而死亡」嗎？這就是躁鬱症的典型的病史。「一夜小姐焦躁，起來促水朝妝，由她自言自語……」蔡振家還引用台灣一個躁鬱症患者在她痊癒以後的自述來加以證明。

我讀了這部書，感覺有點喪氣，原來我們書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腦疾病患者。不過回過頭想想，他的研究對我們也有許多啟發。我們常把「藝術源於生活」掛在嘴邊，這些例子不就是「源於生活」嗎？有什麼好抱怨呢？但是「藝術」又的確不是「生活」。我們需要文學藝術的理由，就是因為具有一種超越性，苦難也好，實際的生活狀況也好。讀了《另類閱聽》，雖然感覺文學藝術的創造被貶低了，倒是認識到文藝創造的重要性。人們需要的，是它們的那種超越具體生活情境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樂家創作的關係。這個說起來有點不好，因為這些音樂家，包括貝多芬、海頓、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們喜愛的。音樂，特別是器樂作品，與我們具體生活情境的關聯很間接，更具有一種精神上的「純粹性」。可是聽到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們頭上的「光環」就黯淡下來。不過，蔡振家還有其他研究者認為，從醫學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發作的時候會產生一種幻覺，對藝術創作會有某種作用、意義。這個問題其實沒有必要迴避，當然也沒有必要誇大。傑出藝術家當然是才情過人，但是藝術創造也是很複雜的事情，不需要過分浪漫化。我們從這裡也能認識到，不是像俄國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的，任何藝術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藝術。

靜下心來讀一本書6

閱讀就是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幫助我們了解他人。在結束這次講課的時候，我的建議是，同學們能夠多讀一點書。我們的社會是個浮躁的社會，就像有人說的，的「高速列車」已經開動，而且好像停不下來了。在這樣誇張的情境下，最可貴的是要獲得一種比較平靜的心情，靜下來去讀一本書。從裡頭去體會他人表達的道理，溫習自己的體驗，提升自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