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文化】大明中都稅事之古鎮稅關（二）

明代鈔關初建

明朝時，除了對傳統人頭稅、地稅的徵收外，更是強化了對商稅的管理徵收，統一的、專職的稅收征管國家機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鳳陽府稅課司便是其中之一。

現存於鳳陽鼓樓之上的朱元璋雕像

朱元璋攻克集慶（今南京）后，即設官店以征商稅。「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他自立為吳王，四月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轄域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作為商稅徵收機構，最早徵收商船貨物的稅關設置於洪武年間，但當時對稅關的管理，並未脫離稅課司。《明太祖實錄》卷98記載，明朝建立后，朝廷又把全國各府的商稅徵收衙門通稱稅課司，州、縣稱稅課局，隸屬戶部。同時，在一些大的市鎮及道路交通的關津、橋樑、渡口處設立分司、分局，或派員駐紮徵稅。洪武初，設在京城諸門和各府、州、縣市集的稅課司局，約四百所左右。鳳陽府稅課司便是其中之一，由戶部派員駐紮管理鳳陽鈔關徵稅。據《鳳陽新書》記載：「鳳陽府稅課司，在縣東三十里（治所在今山後街村，當時屬臨淮縣境）。」

《明太祖實錄》和《鳳陽新書》

明代鈔關的徵稅標準，在宣德年間初立時為每船百料征一百貫，以後逐漸降低。降低的原因，史籍中往往稱為鈔法已通過而減收鈔貫。如《明宣宗實錄》卷103載：宣德八年六月己酉，宣宗諭行在戶部曰：「今內外鈔法頗通，所收舟車等項課鈔，除舊額與先次減免外，其增加之數，悉減一分」。從《明會典》的記載來看，在成化至萬曆這個時期內，鈔關稅則一直沒有多少變化，穩定在每船百料征鈔十五貫，各色船料亦按此基數折征銀兩。

明代選擇鳳陽作為鈔關,是與其發達的淮河航運和繁華的商品流通密不可分的。通暢的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必要條件之一,交通運輸條件的優劣對商品流通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或制約作用。在古代,由於陸路交通條件和運輸條件都受到很大限制,運輸成本較高,而水路運輸不僅成本低,並且極為方便,因此才有大運河的開拓和歷代王朝的重視及其使用,同時以大江大河為核心,眾多的支流組成的茂密的水運交通網遍及全國,因此的水路運輸一直非常發達,不僅大量商品是通過水路運往各地,而且許多城市也正是處於水路發達的地方才發展起來的。從水路交通來看,鳳陽府北枕淮河,東濱洪澤湖,水運十分便利,故明清兩代均為重要的漕運碼頭,淮河及其大小支流穎河、渦河、沱河等流通所及可達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淮河下游經過洪澤湖通過大運河,又把東部諸省和長江、淮河、黃河及海河四大水系相連接,將沿線發達的工商業城市有機地連在一起,形成了手工業市場、城市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品交易集散市場的一種互動互利的交換機制,因此淮河也就成為重要的商業水運航線,而臨淮關恰恰處於這條航線的中樞,成為重要的商品交流中心。明朝政府在鳳陽臨淮設關,既可以控制來往的商人和行人,維持社會穩定,又可以徵收過往商船貨物的關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七年(1374年)設立鳳陽府, 他認為鳳陽府地理位置重要,水陸交通發達,是「前江后淮 」,原本打算在鳳陽府建立「中都」,下轄沿淮兩岸的各州縣。之後雖然取消了鳳陽府建「中都」的計劃,但鳳陽府在明初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地位,使其經濟迅速繁榮起來,一躍而成為安徽北部的政治、經濟中心和淮河流域的首府。《安徽通志》卷35中記載明朝府城「洪武七年建周五十里有奇,高丈余」, 「城門十有二」。城裡街區不斷拓寬,店鋪林立,旅館、茶樓、酒肆隨處可見,各地商人云集,轉運貿易迅速發展。徽商在此經營糧食、煙葉、木材等業,江西商人經營瓷器、竹木、紙張等貨；江浙商人則主要販運絲綢、布匹；閩廣商人銷售南貨、洋貨,而兩湖商人主要經營糧食,鳳陽憑藉淮河水運之便 ,使南北東西物資往來流通愈加興盛 。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退去，古城變遷痕迹依稀可見

未完待續.........

（毛玉庭 張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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