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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中，有兩部電影的中文譯名極其相同。
一部是日本電影《22年後的自白：我是殺人犯》。
它根據2012年的韓國電影《我是殺人犯》改編，連環女子兇殺案的罪犯成功地鑽了法網的空子，因公訴時效過期而擺脫了指控。
於是「無罪」的真兇反而在社會中張揚起來，「柯南」般的推理和互聯網元素的運用是日版的不同所在。
另一個《我是殺人犯》來自波蘭，叔個人更傾向於這一部。
影片獲得了格丁尼亞電影節銀獅獎，導演馬切伊·佩普日察也在Siff上榮獲金爵獎最佳導演。
和那些神乎其神的犯罪劇情片不一樣，它的故事源於真實的歷史事件。
各國都有那麼幾件至今都未能解決的懸案。
久而久之，那些離奇的謎團成了影視題材的寵兒，被搬上銀幕還造就了許多家喻戶曉的佳作。
比如美國的「黑色大麗花」慘案，22歲的年輕女演員伊麗莎白·安·肖特攔腰斬斷的屍體被兇手洗得乾乾淨淨。
未被強姦的她體內大量器官丟失，嘴角還被割裂成了如小丑般詭異的微笑，沒人能想象她經受了何種痛苦的折磨。
受害者的這個綽號源於1946年上映的《藍色大麗花》，2006年好萊塢還出了一部有寡姐參演的《黑色大麗花》。
英國19世紀的「開膛手傑克」在倫敦東區的白教堂一帶，殺害了至少5名妓女。
2014年的時候還流傳出了本案「告破」的消息。
通過現代DNA技術，專家認定波蘭波蘭移民亞倫·科斯明斯基是真兇，但是已有129年歷史的案子實在久遠，質疑的聲音也持續不斷。
韓國的則是《殺人回憶》中還原的華城連環殺人案。
這幾個懸案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共同點，被害者無一例外均為女性。
《我是殺人犯》中的情節也是如此。
在20世紀70年代，波蘭南部西里西亞省的卡茲托維，女性接二連三地死在這個蕭條的工業城鎮，人心惶惶。
受害者還有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的侄女。
起初影片的風格與《殺人回憶》十分相近，同樣是以警察作為當事人的視角，連裸露的橫屍方式都特別像。
就這麼代入了大概半小時之後，叔發現電影的著意點是其他東西。
其實從第一個鏡頭就是殺人犯的面孔，時政新聞伴隨著蠟像面目採集的塗抹與脫模，一氣呵成地表達了基調。
接著，時間退回事件的中期。
偵破小組新晉陞來的主管雅努什，這個算不上資深的警察在上級們都陷入半絕望狀態時得到了器重。
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雅努什先是踢走了組內搗亂的刺頭。
刻苦鑽研破案的相關方法，他的家臨近鐵軌附近，所以每逢列車經過房內就會隨之震動。
這和《七宗罪》中米爾斯警探家住「捷運房」的設定一樣，都有在暗指城市的動蕩和環境的破敗。
雅努什對自己的本職工作確實動了腦也上了心。
他向上級提出使用計算機的先進技術來協助破案。
光有硬體還不夠，雅努什抓住了天賜良機成功的向第一書記爭取來了懸賞獎金。
通過電腦得出的嫌犯名單和公園在場人員的比對，兇手的身份指向了一個名叫沃爾克·卡利希卡的男人。
家暴傾向和在場的巧合等條件都與殺人犯相符。
但越是深入了解，他明事理，疼愛兒女的表現就越偏向無辜，警方也拿不出確鑿的實證。
因為卡利希卡的落網，平復了人民不安的心情，讓官僚和政客都得以交差。
雅努什也被外界當作維護治安的城市英雄。
而後，兇手又寄來了關於殺人事宜的信件，雅努什迫於壓力讓它沒有被公之於眾。
看到這裡大家都能明白，卡利希卡是無辜的。
可這並不能使他重獲自由，原本正直的雅努什從搖擺不定一步步墜入人性的深淵。
雅努什有一次是想和第一書記闡明事實，卻意外地被一台上流人士都想得到的彩色電視給收買了。
熒幕升級成彩色，人心卻就此被染黑。
家庭美滿的他出軌洩慾，享受升職后的優待。一意孤行的他丟了朋友，失去了妻兒。
他教唆吃瓜目擊者做偽證。
卡利希卡的妻子雖然與丈夫不和，但她不會主動選擇撒謊來報復。
雅努什騙她最後可以獲得百萬的懸賞金，然後法庭上她在描述丈夫燒掉的物品時，把普通鞋子說成了匹配物證的工靴。
當這個警察幡然悔悟講出實話時，卻被上級們一笑置之。
審判后的死刑日到來，卡利希卡在警局簡陋的車庫內予以絞刑。
整起案子落幕，政府甚至建起了博物館供後人參觀。
雅努什衣著警服望著那個他親手誣陷的「殺人犯」的蠟像，彷彿像是望著自己隱隱作痛的良知。
影片最後的這個鏡頭，令人不寒而慄。
《我是殺人犯》不是一個傳統的懸疑片或是犯罪片，而是更多的帶有歷史性質。
電影的「殺人犯」原型是Zdzisława Marchwickiego，和片中一樣被冠以「吸血鬼」之名。
警方對此案的調查歷時兩年多，案卷超過166冊。
其中一樁謀殺還發生在7月22日，那正是1989年東歐劇變前波蘭的國慶日。
所以眾人也自然會聯想到兇手這樣做的政治企圖，血色的社會主義不是憑空的噱頭。
1975年7月28日，Marchwickiego在法庭上被指控殺害14名婦女和6次殺人未遂的罪名。
儘管種種跡象表明他不是兇手，他還是在1977年被執行了死刑。
在那個時代，國家幾乎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的覆蓋之下。
他們需要現身說法地除掉罪人，來消除事端，籠絡人心，哪怕是一隻替罪羊。
說到底，這都是變相鎮壓，鞏固權勢的政治伎倆。
有些人被蒙在鼓裡，有些人直接成了必要的陪葬品。
1931年的德國經典犯罪片《M就是兇手》，或多或少地影射了納粹黨的專政統治。
2014年的俄羅斯電影《危樓愚夫》也把自己國家黑暗的社會比作一座即將坍塌的危樓。
男主角身為孤獨的覺醒者，警示人們逃離險境卻反被毆打在地。
其中有一句台詞，叔到現在還清楚的記得：
我們活得像動物，死得像動物，因為我們對於對方都無足輕重。
政府的腐朽與麻木，都在裡面進行了悲觀主義色彩的批判。
《我是殺人犯》則是現實地揭露了那個時代的波蘭。
最可怕的並非人為的血案，而是體制的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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