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庸俗有錯嗎

上次，我們點評了錢永祥先生「有理由的行動才有價值」的觀點，錢先生認為講理可以避免偏見以達成共識，如此結論過於樂觀。

今天，我們從追求快樂的意義上來理解理由。我們大部分人工作之餘做的事情都與食、色、娛樂有關，都是為了快樂，這個理由，錢先生應該會同意。可是，大家如果都圍著物質慾望打轉，沒有更高的追求，難道不令人擔憂嗎？自由主義更多被人用來為自己的庸俗辯護。對於庸俗化的蔓延，自由主義者束手無策。

1.自我完善的可能

不過，錢先生說，我們在與別人經常的溝通中，可能會逐漸發現別人的理由更合理、更高明（錢永祥，2014年，271頁）。一句話，溝通完善自我。比如，我們現在執著於食色，但是在生活中發現某些人清心寡欲地追求藝術之美，活得更加滋潤、淡定，於是便以如此超脫之人作為人生的榜樣。這就是人生的頓悟，頓悟可以使人的境界從物質上升到精神，也能反其道而行之。好像是錢穆先生，曾經想去拜訪一位比較有名的學者，後來聽說這位學者變得眼中只有大煙和女人，便打消了拜訪的念頭。做學問是清苦的，一旦哪天覺得學問沒有實際的用處，沒法造福社會和自己，可能會突然頹廢下來，對做學問再也提不起興趣，他們內心也許還認可學問有自己的無用之用，可是他們會想，學者如此之多，少他一個做學問，有什麼損失呢？越是用心的學者，一旦墮落，越是無可救藥，因為墮落的理由也是他們用心發現的，用心發現的都是真理，真理總是需要堅守的。

總之，與別人的不斷交往，既可以激發積極進取，也能引來墮落放縱，甚至有人在進取和放縱之間不斷來回變化，沒有定性。如此不同的人們的言行之間衝突難免，特別是言行涉及信仰的時候。劉擎先生認為，正是信仰衝突不可解決，才有了平等尊重與寬容的價值理念（劉擎，2012年，98頁）。這裡追求的不是共識，而是寬容。

2.意識形態寬容的不可能

宗教信仰不同，的確可以和平共處，像美國一樣，因為不必設哪種宗教為國教，政教分離是趨勢。但是意識形態的信仰衝突，沒辦法平等相待，必須有某個意識形態在權力場中居壓倒性地位，否則權力不可能穩固。在英、美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不是各種意識形態平等相待，而是類似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權力場和輿論都處於支配地位，別種意識形態只是小打小鬧，這裡根本談不上對別種意識形態的寬容，對於強大者，才能談寬容，對於不成氣候者，只能說是無視。我們這裡，在權力場和輿論中占支配地位的並不是同一種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爛好人式的互相寬容或者簡單粗暴的不寬容，只會撕裂社會，這裡需要的是對立意識形態一點一滴的互相改變，最終融合成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這需要政、商、學界的共同努力。只要一個國家意識形態之爭太過激烈，任何政治模式都沒有能力讓她變得更好，這時候人比模式更重要。

3.自由主義的包容與社會責任感

即使是單單個人之間價值觀衝突，也不一定有互相尊重。我娛樂至死，你報效祖國，我們之間道不同不相為謀，我一般會尊重你，你卻不一定寬容我的行為，你可能覺得我對這個社會毫無價值，就像尼采筆下的超人鄙視庸眾一樣。你再怎麼看不起我，也不能把我怎麼樣，頂多是拒我於千里之外。不過，在周保松先生看來，一個人的生活喜好及品味，旁人沒有理由干涉，本來就不應該反對（周保松，2010年，142頁）。所以，像超人一樣鄙視庸眾，是不對的。你可能也知道鄙視我是不對的，但是會繼續鄙視我，鄙視不用負法律責任。

不過，周先生又說，自由主義者在容忍一個人選擇做賭徒的同時，可以批評他的生活方式價值較低，例如賭博對個人品格健康發展的損害（周保松，2010年，138頁）。賭博的人，個人品格一定有問題嗎？退一步說，賭博即使影響到了個人品格，如果沒有傷到別人，誰又管得著呢？在這一點上，賭博與娛樂至死是沒有區別的。周先生前後觀點存在一定的矛盾。他既想保持自由主義的包容，又不想自由主義者成為沒有原則的爛好人。周先生把穆勒的傷害原則概括得很精當：每個公民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只要不傷害他人，便應享有充分的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周保松，2010年，120頁）。當周先生去規勸自甘墮落的人積極向上時，後者都可以用這個傷害原則來成功反駁。

4.自由主義拯救靈魂之難

訪談節目《十三邀》的主持人許先生最近因為在節目中表達了對庸俗風氣的厭惡而引來網友的瘋狂辱罵，這就是周先生眼中理想的自由主義者企圖拯救靈魂時遭遇的後果，辱罵許先生的很多人也自以為信奉自由主義，這正是自由主義的尷尬之處。許先生偏文藝，至少他的公共存在對於文藝愛好者猶如黑暗中的一盞明燈，在任何體制下，文藝的優雅自由總是可以保持的，因為那重在改變內心，像他的音頻節目的主題就是「我們一起逃離這個時代」。周先生偏社會，不太贊成逃離，雖然他也認為應該向賭徒指出賭博是不對的，但這不是他關注的重點，他也不強調以文藝拯救靈魂，而是致力於環境的改變，因為環境決定風氣，可是環境的改變需要眾多力量的合作，不像內心改變那麼容易。

我們可以從唐諾先生對錢永祥先生的談論來理解周先生的難：「錢先生遠比我這樣的人處境困難，需要更強的一顆心臟，原因很簡單，文學可以是一個人的事……但政治、民主從來不是，這從來就是集體的……集體比較脆弱且窄迫，脆弱很多，總是隨時代而轉……至少得問別人（夥伴、受眾云云）想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從工作成本大小，到工作必要的協同規模，再到最終對受眾人數多寡的依賴，每多往集體靠近一步，回歸的作用力量也就愈大，未來也就愈禁不起高估」（唐諾，2013年，226-227頁）。

5.鄙視、漠不關心和規勸

個人之間價值觀的衝突，主要就是積極向上和庸俗墮落的衝突。按上面所說，對於庸俗墮落，可以暗暗地鄙視也可以事不關己地漠不關心更可以主動地規勸。

鄙視，如果只是因為恨鐵不成鋼，也無可厚非，如果是階層固化導致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的看不起，這不僅是不對的，也是危險的。

漠不關心，是現在的普遍態度。在如此商業化的社會，顧客就是上帝，每個人認為自己的需求都是合理的，即使自甘墮落，也容不得別人的質疑。這時候再去鼓勵大家修身養性、一心向善，只是徒勞。古代人的有德靠的是宗族禮教，禮崩樂壞之後，也許只有公益團體活動能讓人走出狹隘的自我。

主動規勸，上面所說的許先生和周先生分別用了不一樣的方式。許先生以文藝影響民眾，文藝可以使人高雅，同時也可能讓人墮落，高雅與墮落可共存，文藝是一把雙刃劍。周先生希望借宣傳自由理念來改變環境，環境變了，人可以積極主動，團體活動豐富多彩。陳嘉映先生似乎不太認可這種方式，他覺得研究自由理念應該「去看看這幾十年來民主轉型國家打開了什麼局面，帶來了什麼苦惱，然後再反思這些東西，反思到什麼層面都行，但千萬別從原理出發。」（謝秉強，2015）這樣看來，他應該比較認可包剛升先生的《民主崩潰的政治學》，這本著作研究了德國魏瑪共和國、奈及利亞、印度、智利等四國轉型經驗。

否定政治哲學的研究而關心政治轉型經驗的研究，其實也預設了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正確性，這也是周先生的預設。周先生一直在論證自己的預設是正確的，陳先生似乎在說，不用論證了，這些理想本來就正確，關鍵是看看人家是如何實現理想的，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經驗。問題是，英國的近代轉型沒有參照他國的經驗，異常成功，法國按理念而轉型，血流成河，那些模仿西方模式進行轉型的國家，沒有一個有英國成功。所以，轉型，還是要像英國一樣，走出自己的路，不是靠西方的理念，而要靠自己的理念，沒有政治哲學的研究，就沒有自己的獨特理念，所以我們非常需要周先生這樣的政治哲學學者，但是不能執著於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如何將他們化，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參考書目：

錢永祥：《動情的理性》，聯經出版，2014年2月

劉擎：《走出啟蒙的歧途：作為規範的個人自主性》，思潮評論，2012年

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06月

唐諾：《盡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

謝秉強：《專訪 | 陳嘉映：寫書這事我走了很大的彎路》，澎湃新聞，2015年06月07日

註：封面圖片為英劇《墮落》海報，來自於豆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