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消費最大潛力在7億農村人口 全面取消二元戶籍制

近年來，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逐漸提升，並逐漸取代「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與此同時，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逐年提升，未來上升潛力巨大。當前，經濟正處於結構調整陣痛期，經濟增速換擋器，面臨著很大的下行壓力。如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未來經濟的新增長點在什麼地方？消費群體還有多大的挖掘潛力？為此，記者專訪（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此進行一一解惑。

未來消費最大潛力在7億農村人口

記者：2016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4.6%，消費對經濟的貢獻近年來提升比較快。2016年，投資低迷，進出口數據不樂觀，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動力最強，貢獻最大。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改變？在調結構和去產能背景下，您認為未來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些產業或者領域？

遲福林：消費結構的變化，是經濟轉型一個重要趨勢。目前有三個變化非常關鍵，第一，老百姓的消費結構正發生重大的帶有歷史性的轉折，比如說現在教育、醫療、健康、旅遊、信息、文化、娛樂等服務性的消費，已經提升得越來越快或者叫全面快速增長。現在總的情況是城鎮居民的服務消費佔總消費的比重約40%，估計到2020年可以接近或達到50%，也就是說城鎮居民消費的一半來用於服務型消費。其中，農村居民大概不到30%，如果城鄉一體化能夠發展比較順利、比較快，到2020年農村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會提到40%左右。如果接近14億人消費結構發生這種歷史性的變化，它不僅拉動消費，而且更重要地會拉動產業結構的變化。

第二，我們消費總量快速地增長，估計到20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會從去年大概33萬億元達到50萬億元這個總量。

第三，就是在老百姓消費結構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儘管我們的貧富差距還比較突出，城鄉差距還比較大，但是消費每年大概會在保持9%左右的增長，如果是這樣的話，未來5年消費的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達到或者穩定在65%-70%左右，消費尤其消費結構的變化，開始成為不僅是拉動增長，也是我們調結構的一個重要的引擎。

服務業佔比在60%以上是一個規律，也不例外

記者：您覺得未來哪些行業，發展潛力比較大呢？

遲福林：比如說醫療、健康、教育、文化、旅遊、信息等。尤其是60歲以上人口比重提高以後，健康服務需求明顯增大，估計5年以後，在健康服務方面或者健康產業的市場潛力可能會超過醫療市場潛力。現在很多健康服務業還未從醫療行業分離出來，健康服務業發展空間相當大的。在這方面，我們的服務產品、服務體系、服務供給標準和服務人才，還遠未達到要求，所以這正是供給側改革著力解決的大問題。

記者：您認為未來經濟的新增長點會在什麼地方？

遲福林：未來的經濟增長點，我認為有幾個方面。第一，我們的產業結構正處在轉型變革的歷史關節點。比如說，估計到2020年的現代服務業佔GDP的比重，有可能接近58%甚至60%。未來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對經濟拉動的增長作用會超過工業。有人說，是個大國，怎麼不搞工業型主導，服務業主導經濟發展能成為現實嗎？有三件事特別重要，第一，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後期或者中後期。服務業佔比在60%以上是一個規律，也逃脫不了這個規律；第二，現在的製造業服務化的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比如人工智慧。我們必須適應製造業的這個趨勢，如果再搞重化工業為主導，恐怕產能過剩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最重要的製造業大而不強的核心問題是什麼？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佔比太低。

拿德國來說，德國是一個製造業強國，他有兩個70%，一是服務業佔GDP比重為70%左右，二是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是70%。我們的情況是什麼呢？2016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51.6%，剛剛超過50%。而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比重，大概只等於德國的一半左右。我們製造業大而不強，恰恰反應了我們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的問題。現在搞新技術革命，從「工業3.0」到「工業4.0」核心表現在哪裡，就是生產性服務業，比如大數據、人工智慧，技術研髮帶動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所以，第一條，我們的產業結構變革，將成為經濟拉動的基本的推動力。

第二，消費結構變革。剛剛談的第一個問題里提到的內容。

第三，對來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城鄉關係迎來轉折。目前經濟面臨比較大的下行壓力，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14億的人口一大半還在農村。戶籍人口城鎮化還剛剛超過40%。每三個農民的消費才等於城鎮一個居民的消費。如果人口城鎮化進程加快，實現城鄉關係的變革，將釋放巨大的內需空間。所以說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要把短期和中長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對經濟有信心，也才能夠真正下功夫，搞結構性改革，釋放經濟轉型的巨大潛力。

記者：您最近多次談到「發展服務貿易」，建議「把服務貿易開放先行先試作為國內自貿區建設的當務之急」。第三批7個自貿區即將掛牌。如果可以試點，您建議服務貿易可率先在哪些自貿區先行試點呢？如何試點，您有什麼想法嗎？正在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您認為會在自貿區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放寬限制嗎？

遲福林：為什麼開放服務貿易？首先進出口對經濟拉動為負，這是由於全球這個周期市場發生的重大變化引起的。第二，從自己角度來說，服務貿易對整個對外貿易比重太低，2012年全球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比重達到22.6%，不到14%。最近兩年服務貿易發展成熟，尤其去年一下達到18%。對比發達國家，至少有10個百分點的差距。這是我們的弱項，儘管是發展中大國，但是競爭力不強集中反應在服務貿易這個領域。尤其著重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全球化浪潮，這個短板要儘快補上。怎麼補上？市場開放是發展服務貿易的首要的條件，國內服務業市場開放比較滯后。行政壟斷、市場壟斷在服務業領域大概還佔到50%左右。所以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國內經濟轉型升級需求，又是以服務貿易重點開放轉型的需求。

更何況貨物產品里很多附加值都是與服務貿易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服務貿易越來越成為對外貿易的一個重點。以貨物貿易為主，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轉型是適應全球化發展趨勢的。怎麼來做這個事情？要堅定自由貿易戰略，推進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區，此外，國內自由貿易區要轉型要提升。所以，國內自貿區122項負面清單中有80餘項限制服務貿易，能不能縮短一半？自貿區應率先做服務貿易，然後帶動全國服務貿易的發展。

第三，在某些成熟領域，比如健康、職業教育、文化娛樂能不能實行產業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這對於推進服務貿易也十分重要，最重要還是開放服務貿易國內市場，我們才能儘快形成對外開放的優勢。所以，以自由貿易為主線的開放轉型將成為未來擴大開放一個重大的主題。

儘快放開一般項目的備案制

記者：您剛也提到行政性壟斷過高，問題到底處在哪兒呢？

遲福林：國務院連續發文全面放開健康服務業等服務業市場。首先，但是在放開服務業市場方面還面臨著很多政策體制的障礙。在國內經濟轉型需求加大、老百姓消費結構加大、國際競爭尤其在服務貿易競爭加大的背景下逼著我們不開放不行。第二，在服務業市場開放方面，必須打破對服務業在稅收政策、土地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多種障礙，使得服務業市場能夠進入一個平等競爭的狀態。如此社會資本才能逐步成為服務業市場開發的主體，比如信息產業，很多社會資本介入，把電商做成了龍頭老大，所以這個市場開放十分重要。

記者：您說市場開放很重要，但在對外開放中也有也些負面問題出現，比如希捷因14億稅款關閉了蘇州工廠，近期也有許多關於「外資撤離潮」討論。您怎麼看當前的這種矛盾？

遲福林：這是製造業成本的問題。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有時難以避免。在整個經濟轉型尤其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企業發展的成本太高，發展實體經濟遇到多種問題就是成本太高。首先是稅費的成本太高，所以現在到了稅收結構調整的重要階段。能不能夠以企業為主體的間接稅向以社會為主體的直接稅轉型呢？這值得認真思考，也就是說，我們的稅收結構，到了要要同經濟轉型、振興實體經濟發展的趨勢相隨，到了該拿出調整方案的一個關節點。但解決成本過高還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重要。比如一般項目備案制還需要嗎？在符合環境標準、符合國家規劃的條件下，是不是可以儘快放開一般項目的備案制？不能以投資多少來搞備案，一備案走程序一個月兩個月就都過去了。所以，需要儘快解決體製成本的問題。

國企改革前提要打破壟斷，推出一些重要項目

記者：目前，各地都在制定國企改革路徑，「混改」成高頻辭彙。全國來看，國企改革「1+N」體系還會出36個配套文件。您認為，今年國企改革將有哪些突破？當前國企改革面臨最突出的問題和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您有什麼建議？

遲福林：第一，我想國企改革首先要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主要管資本問題上。政府應把主要管資本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攻方向，這是混改的大前提。第二，在這個前提打破壟斷，推出一些重要項目，比如電信市場壟斷、航空、能源、電信等。加快打破這些重要行業的壟斷，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落地。第三，混改一定要搞嚴格的公司治理結構，政府不能過度干預企業經營行為。

記者：實際操作上，比如員工持股等，您有什麼建議？

遲福林：我在90年代中期就開始提出「員工持股計劃」，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我認為今天條件比較成熟了。比如華為民營企業員工持股的方法值得借鑒。第二，資本結構核心問題是企業家管企業，企業家是企業管理的主體，如何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發揮企業家的主導作用，這是值得深入考慮的。第三，必須通過市場來選聘職業經理人。這些事情喊了20多年了，現在需要根據新的情況來有所突破和落實是最重要的。

記者：具體哪些領域或者產業應該放開？

遲福林：政府主要管資本面臨幾個大問題。第一，國有資本的戰略格局，即那些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資本必須控制；第二，從整個國家社會全局出發，把競爭性國有資本和公益性國有資本嚴格分開，競爭性國有資本尋求在一些重要行業放開，公益性國有資本更追求是公益性效應和社會效應；第三，採取不同的投資運營模式，所有者、投資者、經營者三者分開才能把國有資本搞活，做優做強，把企業也做活做強。

將東北營商環境作為東北企業改革的一件大事

記者：就國企改革這個問題，應該說東北比較典型，矛盾也更加突出。解決東北國企改革的問題，除了您此前提到的一些共性問題，還需要從幾個方面入手？

遲福林：提到這個問題我很慚愧。去年在發改委支持下，我們和東北大學聯合建立了東北振興研究院，我是院長，還有一位是東北大學校長。這兩年我們做了調研，召開了東北問題的相關論壇。由於歷史的原因，東北最突出的問題是國有企業的問題。總體看，東北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大的突破，效益普遍比較低下。怎麼解決東北國有企業的問題？

首先，大方向就像剛才說的，政府管資本，企業家管企業，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這種格局后，國有企業才能夠吸引社會資本，才能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同時，東北還面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比如社會保障等也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此外，東北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突出的矛盾就是市場開放度、營商環境的問題，破解投資不過山海關。從東北現在的社會文化來看，還有諸多不利，跟南方比還有明顯的差距。所以要把改善東北的營商環境作為東北企業改革的一件大事。我到浙江去調研，有企業家就說我們進東北很憂慮，真的不想進去。第三，加大開放。這些年東北的開放程度跟全國比不是提升而是下降了，最近十多年下降了十多個百分點。所以，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如何加大東北的開放度，以開放促改革促轉型促增長，東北還有相當大的餘地。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爭取今年在東北問題上會發聲，為振興東北積極為獻言建策。

記者：去產能位列「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之首，今年去產能隊伍從鋼鐵、煤炭也擴圍到有色、船舶、建材、電力等。但去產能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就是產能去了又「死灰復燃」，是行政化干涉太多嗎？如何有效「去產能」？

遲福林：去產能的問題應該說行政力量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多過剩產能又死灰復燃，比如近期鋼材和煤炭反覆的情況，這說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發揮行政力量同時，更多要用市場的力量、法治的力量來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去產能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實現市場的供需平衡，一方面低效產能、造成嚴重污染的產能不能再生產了，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去產能過程中形成新的市場需求。比如，如果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村發展了，對鋼材的需求就會明顯增加。所以去產能一方面要發揮行政的力量，有效發揮行政力量，同時更多運用市場的辦法，尤其是在擴大內需上實現去產能當中從供需平衡當中找到去產能的一個出路。

包括去庫存也一樣，三四線城市吸引農民進城吸引力遠遠不夠，為什麼？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嚴重滯后，和大城市有明顯差距。如果加快三四線城市的服務業發展、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那麼就會為農村人口向三四線城市轉移，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同時也找到去庫存最根本的一個途徑。所以，行政力量推動很重要，但是市場力量也很重要。

用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

記者：國務院提出要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您認為，未來農村居民進城落戶空間有多大？結合當前的備受關注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您認為從產權方面如何推動城鎮化或者農村居民進城落戶？解決城鄉二元對立結構著重要解決什麼問題？

遲福林：我認為城鄉關係到了一個革命性變革的前沿。這次政協會議我有兩個提案，一個提案儘快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第二個提案2020年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現在的整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確實到了一個需要大變化的前沿，必須採取大的措施與之適應。比如農民土地財產權，如果是真正的物權，允許農民可以拿它抵押、轉讓，那農民就有了財產，就可以進三四線城市買房，也可以作為創業的資本，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作為擴大內需帶來很大的紅利，同時又能吸引城裡各種過剩的資本到農村去，做活現代農業，做好現代農業發展的服務體系，這十分重要。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應該取消了。農民有了土地財產權，基本公共服務在制度統一了，儘管在未來五到十年有差距，但是把農民的土地財產權落實好了，慢慢過渡，就有條件來全面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

未來大家到哪去住？完全取決於自己。所以，用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這背後有土地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問題，如果這兩年都解決好了，那你說我們不是一億人進到城裡來，可能更多的人會進到城裡來。我們總講擴大內需，農村不是內需的最大一個池塘嗎？這裡有巨大的內需潛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要的中產階層要明顯上升，農村有了土地財產權，進城創業、受到好的教育，他就可能成為中產階層一分子，這樣我們整個消費結構不就做得更好？所以到2020年全面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前提是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然後在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過程中，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統一，完全有條件，應當採取這些措施。

記者：如何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遲福林：第一，改變農村土地承包權流轉限於集體成員內流轉的相關政策規定；第二，在法律上明確農民土地的物權屬性；第三，從法律上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第四，打破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分割，統一城鄉用地市場，建議建立兩種所有制土地「同地同價同權利」的平等制度，建議在《土地管理法》第九條中增加一款「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組建、改革或調整形成供需競爭性的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並打破土地要素的地域限制，允許在更高層級和其他地域的土地市場上出租交易等，同時可形成全國和幾大區域的土地交易市場，電子平台、供需掛牌、價格撮合、政府監督，實現土地資源主要由市場配置；同時也給予城鄉自然人和法人以處置自己物權更大的權利，允許協議出租和轉讓等。」打破地方政府行政獨家壟斷供地的格局，實現不同主體平等供地以及簡化農村土地承包權流轉程序。只要符合相關法律，遵守交易規則，無論政府、農民集體、國有土地用地單位等，都可以在統一的土地交易市場從事土地交易。

農村產權制度核心的問題是承認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承認農民宅基地使用權的物權形式，這樣才有支配權。物權，而不是債權，應該受到《物權法》的保護。它可以入股、流轉、抵押，也可以繼承完整的產權，這就把農村產權問題解決了，農村土地才搞活了。當然不是土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任何的國家，尤其14億人口，土地的用途管制是嚴格的，比如種糧的地方不能改別的，嚴格的用途管制和規劃限制的條件下，農民土地的財產權解決了，我們現代農業的發展才有了條件，農民的收入，財產性收入才明顯提高，這個時候城裡的一些資本到農村去了，一部分人也到農村去了，城鄉也能實現真正一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