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周雲蓬等助陣《鮑勃·迪倫詩歌集》音樂讀詩會

近日，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主辦，新民說、飛地、新世相承辦的「來，我們一起鮑勃·迪倫！」文化沙龍在北京77劇場舉行。特別邀請多位詩人、音樂人、作家等暢談2016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美國著名音樂人鮑勃·迪倫對文學界與音樂界的影響，聯袂呈獻了一場詩與歌的跨界盛宴。

據悉，活動預告在8月8日發出后即刻受到讀者們的熱切關注，門票在首次開售後三小時內全部售罄。這在偏文藝學術類的活動中並不多見。沙龍橫跨下午與晚間兩場，重量嘉賓輪流上場，被戲稱為「最像音樂節的讀詩會」。主辦方希望藉由此次機會，從不同側面為讀者，展示、解析這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流作曲人，頂級詩人」帶給世界的感動和震撼。

沙龍圍繞迪倫展開，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旗下文化品牌「新民說」以及合作夥伴飛地聯合引進的八色洋芋片袋包裝的《鮑勃·迪倫詩歌集》成為焦點。該書是經迪倫親自修訂的權威版本，由西川、馬世芳等多位著名詩人，資深譯者聯袂移譯。在沙龍現場，嘉賓們朗誦多首迪倫名作，詩人兼資深譯家西川、陳黎念誦了自己譯筆下的迪倫，陳黎還為大家播放了他珍藏的迪倫影像。同時，作為迪倫主題沙龍，音樂自是不可缺席。音樂人莫西子詩、王壹在現場彈唱多首迪倫的經典歌曲，周雲蓬則帶來兩首自己的原創曲目。

對於這次音樂與詩歌的強強聯動，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旗下文化品牌「新民說」創辦人范新表示，《鮑勃·迪倫詩歌集》中文版自今年6月出版，一個月內就全價銷售超8萬冊，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詩歌銷售的奇迹。希望通過節這次沙龍活動讓更多的人認識迪倫，走近迪倫。

西川：詩歌永遠是反抗定義的

身為詩人和譯者，西川認為，在有些人的作品當中，能夠看出他的變化過程，「我曾經在慕尼黑去過一個美術館，看到一個人早期畫得具像，後來變成抽象了，你會知道這裡面有一個脈絡。鮑勃·迪倫這個人則完全不一樣，他從來就不進步，生下來就做得好，到他七老八十得諾貝爾獎了還是那個樣子。這種人的存在方式，對我來講有點神秘，你弄不懂他們怎麼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他這個活法跟咱們這個完全不一樣。我覺得在鮑勃·迪倫身上，在列儂身上，在其他這些人身上有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就是你讀傳記、回憶錄，都無法完全回答這種不可思議，好像這樣的人你根本就抓不住，就是那種感覺。」

說起詩歌，西川認為：詩歌永遠是反抗定義的。「讀迪倫的詩，聽他的歌，翻譯他的歌詞集，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很愉快。讀很多其他當代詩人的作品集的時候也很愉快，但那是另外一種愉快。鮑勃·迪倫給我帶來的愉快就是他的語言本身有一種讓你感到意外，但這個意外還不是一個擺好架式進入到飛翔的程序當中，他就好像走在街上，忽然迎面過來一個大猩猩打一嘴巴。所以，我讀鮑勃·迪倫和讀其他詩人的方式也會不太一樣。」

如何定義迪倫的歌詞性質？是不是詩歌呢？西川認為，首先詩歌沒有定義，詩歌永遠是反抗定義的，總會有不同人給詩歌下不同定義。按照傳統意義來講，一定是相互之間有關係的，詩就是歌，歌就是詩，這有一個古老的定義。但如果不從這麼古老的傳統來說，實際上每個有意義的作家也不斷地給文學帶來新的定義。所寫的是歌還是詩，也許對於鮑勃·迪倫自己來講不是問題，他就這麼干，就這麼活，他就是干這個事兒的。

汪峰：鮑勃·迪倫是真正有智慧的叛逆

正在準備9月9日2017歲月巡迴演唱會北京站的汪峰，特意在錄音和綵排間隙，趕來參加讀詩會。他說：「迪倫就是一個大詩人，他那些偉大的詩句，用語言去評價、去闡述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它真正的靈魂是在看到詩句的每個人的內心。」

他認為：鮑勃·迪倫是一個始終叛逆的英雄，鮑勃·迪倫的叛逆並不是那種「我在做搖滾，我是一個歌手，現在20多歲所以我叛逆」，這個人從生下來到現在，一直是真正有智慧地叛逆，從不人云亦云。在年輕的時候就不斷推翻自己，推翻已有的。

「大家應該知道他參加音樂節的時候，他的民謠最火，然後他把木吉他扔掉，拿起電吉他唱歌，底下的人邊砸東西邊罵他——我作為歌手，非常知道那是什麼感受。到今天，所有人都知道當年扔吉他的那個場景，我無法用對錯來說，但他真的是走在了幾乎所有人的前面，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夠讓我們感覺到他似乎能看到未來。他沒有在自己的舒適區一直停留，別人說「他在這兒」，他卻會說再見。我覺得真正的英雄是這樣的。他讓我理解到了什麼是真正的叛逆，叛逆不是對於外部世界，叛逆的終極可能是對自己而言的。」

汪峰說，迪倫對他來說的另外一個意義是：當我想到他的時候，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我20歲的時候，覺得我應該去做這件事情了，因為我年輕；30歲的時候，覺得要去做這件事情，因為我正當年；40歲的時候，覺得我還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因為我不希望青春被浪費掉，我要抓緊時間。這其實是迪倫精神裡面的一些核心的東西在影響著我。迪倫是個偉大的人，其次才是詩人和音樂家。當我一點一點地了解鮑勃·迪倫，其實我覺得他所作所為早已在我的認知範圍之外了。」

身為音樂人，汪峰談到鮑勃·迪倫對於他做音樂、寫歌詞的重大意義。他說是鮑勃·迪倫幫他打開了認知的那扇窗戶。那個時候我覺得中文的歌詞應該是這幾種類型，應該延續這樣的道路寫下去，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能性。當我了解鮑勃·迪倫以後，我特別清楚地意識到有一個巨大的衝擊出現，就是原來我們都活在一種東方式的文學思維裡面。那時我們所欣賞的中文歌曲，更多傾向於高度的形而上和凝練。而迪倫的歌裡面差不多有80%都是生活中的細節、場景、行為、背景。而動人之處就在於，在寫到生活中無處不在、觸手可及的這些事物時，突然會出現能讓你特別震撼和感動的幾句歌詞，特別質樸，或者說特別在點上。這和我過去對寫歌詞的認知是不一樣的，所以在那個時候我一直要告訴自己：這個文字讓我覺得特別有活力，特別有感覺，我只相信這種感覺，不管別人說什麼。我就一直在研究學習，慢慢把這種意識融入到自己寫的歌詞里。

所以鮑勃·迪倫對於我做音樂、創作的最大益處是，他會告訴你沒有一種模式是你必須要做到的，你需要的是不斷學習，了解歷史，讓你的筆觸變得更鋒利，但這一切的核心並不是為了有某一種模式和價值。你要去觸摸和表現出你活在當下這個世界裡面的每一個細微的事物、場景以至於每個人的內心。我覺得這一點對我是影響最大的，受用不盡。

于堅：迪倫是翻譯不過來的，他是真正的歌手

詩人于堅認為，迪倫是與大多數人相反的。他不勸你走向那種正確的生活方式，靈性的生活。「這種人，你聽到他的聲音就會愛他。諾獎為什麼青睞迪倫，因為我們的世界被同質化和全球化裹挾太久。我們越來越覺得這個世界不好玩，因此需要一種浪漫主義，需要看見落日會感動，需要古老而正在消失的美好，迪倫恰恰帶給我們這些東西。」

「迪倫是用上帝給他的聲音歌唱，他和科恩的聲音都帶有強烈的語感。他保持著原本的純真，有一種上帝般的眼光，給這個世界帶來靈魂，撫慰受傷的心。他讚美的是那些真正經歷生命的故事，不是非黑即白的世俗成功。迪倫是翻譯不過來的，他是真正的歌手。」

于堅還認為判斷一個歌手是詩人還是歌手，只要看他的歌詞，如果歌詞本身沒有了音樂依然成立，那他就是一個詩人。鮑勃·迪倫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的詩本身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美國文化是從歐洲遷移到美國大陸上去，歐洲文化對於他們來講就像唐詩宋詞。對我們詩人來講，這是有巨大影響的。他們要怎樣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不能總是在歐洲文化裡面，不能總是在莎士比亞裡面，所以美國出來了偉大的惠特曼，轉身朝著美國的大地，寫男人、寫女人。另外，人生、現實，連新聞都可以寫成詩。在傳統文化的觀念上看來，毫無詩意的地方能夠看到詩意。」

這一直影響到今天西方的當代藝術，藝術對於他們來說不再是密封、完整形成的東西。為人指引精神生活一定要指出在當下、在身邊的，比如一瓶礦泉水，這深刻地影響到鮑勃·迪倫。你看鮑勃·迪倫的詩裡面充滿著生活的細節，隨便翻一頁他的歌就是我們每天能看到的，但他的歌有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因素在裡面。世界一切皆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也是詩的一部分，但更多的詩是發生在每時每刻的日常生活中。迪倫能夠把這些寫成歌。他的歌是沒法傳授的，他看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你喜歡這個人，你知道什麼是美好的，你知道怎麼生活，可以產生很多關於生命的美妙的細節。他的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與古典詩歌的方式是吻合的，古典詩歌是和日常生活相關的。通過鮑勃·迪倫，你熱愛的是此時此刻的生命。

周雲蓬: 迪倫寫的東西不是遠方的故事。

周雲蓬做為整場活動的開場嘉賓，為了此次活動特意從大理趕來，為大家帶來一曲《小王子》，還客串了主持。

周雲蓬認為每種音樂都有傳承。「鮑勃·迪倫對民謠的解釋很生動，他說民謠就是生活的真相，那麼民謠是有傳承的。鮑勃·迪倫說他最大的偶像或者對他音樂影響最大的是美國民間詩人伍迪·格思里。伍迪·格思里在美洲流浪，就是像工人領袖一樣，主要給當地工人唱、農民唱，鮑勃·迪倫形容自己說他第一次聽的時候覺得有幾百萬噸炸彈在他身上爆炸，他找到了傳承，他說這個人就是我的榜樣。」

「迪倫寫的都是身邊的小故事，他不是資本家出身，他們家還是工人階級出身，所以鮑勃·迪倫的語言有點很直白、很封閉，不像大家的文本那麼文雅，有象徵性。鮑勃·迪倫寫歌詞有點粗獷或者說粗魯，他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就是這樣，所以這就是他的風格。」

說起迪倫重視細節，他現場講起一個故事：迪倫有一次在紐約街頭看見一個警察驅趕流浪漢，流浪漢身邊有隻小狗，警察驅趕流浪漢，那小狗跟著流浪漢走。他就寫了一首關於這個的歌。他也經常看新聞來寫歌，這很有意思。」在歌曲里抒情很容易，但講故事難度特別大，這是一種能力。就像過去蘇州評彈，能把故事唱出來，難度很大的。在，迪倫那些故事我們也不了解，但他自身給我們很多啟示。你能講故事，能在歌曲里把小事情唱清楚，這是最關鍵的，而不是唱遠方、價值、草原、未來那些。他唱瑣碎的東西，這是功夫。」

郝舫：我從來不會用優美形容他

樂評人郝舫說如果第一次聽到鮑勃·迪倫的聲音就覺得就是世界上優美的聲音，那一定是在撒謊。

「作為藝術家或者作為聆聽的人，姑且說失憶（忘記了迪倫歌曲在歷史上的意義），但它還是要重新建立，還必須在一個基礎上一步步往前推進。說到底，藝術家和聽眾，這種美學經驗不斷傳承、創新，不斷被迭代，這也是隨便在任何一個失憶裡頭重新發生的。我從來不會用優美形容他。」

郝舫認為，在音樂中有兩個人是不斷在進行變遷和變化的，一個是大衛·鮑伊，一個是鮑勃·迪倫。但仔細去看他們兩個人做的音樂，大衛·鮑伊從生到死維持了非常完整一致的人格，能看到他的音樂隨時代無限地在變化。大衛·鮑伊最早唱的也是民謠，但是他在最後融入的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各種因素。但大衛·鮑伊面對所有的事情的時候他還是很明確的。而鮑勃·迪倫不太一樣。

「我隨身帶了一本書可以給你看，是美國人寫的，寫鮑勃·迪倫人生中有三次重大的選擇，導致我們今天看到的鮑勃·迪倫跟從前的鮑勃·迪倫，不管是音樂風格還是個性有非常明顯的變化。鮑勃·迪倫的聲音帶有民謠很青春的痕迹，但慢慢的你會發現他二十幾歲的聲音跟三十幾歲的聲音，三十幾歲的聲音變成六十幾歲的聲音。這麼一個人他有點不可捉摸性的，就像謎團也好。你看他接受媒體的採訪，他永遠說他在扮演鮑勃·迪倫，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值得去做特別深入的摸索。」

陳黎：押韻對他來說，不是限制，而是想象的跳板

身為迪倫詩集的譯者，陳黎特意從台灣飛來北京，現場幾次帶領大家集體朗誦迪倫的詩歌，場面震撼動人。

他回憶起與迪倫的緣分，「1963年鮑勃·迪倫發行揚名內外、驚動世人的專輯，1969年15歲的我升上高中，新來一位老師上課，拿著一台錄音機走進教室，在課堂上面教我們唱鮑勃·迪倫的歌，他也把《在風中飄蕩》介紹給我們，啟發了我們一輩子對爭取人類平等、自由，讓自己成為有個性、特立獨行的人美好意念的嚮往。我後來擔任中學、大學老師30餘年，我的學生們也頗受這種美好意念的激勵，對於我來說鮑勃·迪倫的影響已經深入心裡。」

這次參與鮑勃·迪倫的翻譯，陳黎說是把纏繞在他心頭多年的他的經典歌曲翻譯出來了，包括《在風中飄蕩》《豪雨將至》《戰爭大師》等，這些歌強烈散發鮑勃·迪倫個人的人格跟理念，給當代青年很大的震撼和影響。

「我過去儘可能買了所有鮑勃·迪倫的唱片，相關書籍跟影像記錄，但這次翻譯，我意外發現了一些先前被自己忽略的鮑勃·迪倫的詩歌佳作，都是詩與音樂完美嚙合，如《鮑勃·迪倫之夢》。鮑勃·迪倫以敘事詩的手法，讓讀者理解他所處的世界的背景，他或者以問句的形式拋出問題，不停留於口號式的吶喊，如《在風中飄》等。他擅用戲劇的手法，或者細膩的語氣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戰爭大師》等。」

陳黎認為，迪倫很精緻，有些東西非常大膽，可是大膽當中爆發一種生命力、活力，迪倫就像蘭波，《豪雨將至》中不斷噴發出的意象如巴洛克般壯麗，押韻對他來說不是限制，而是想象的跳板。

王小峰：迪倫是一個特別不會妥協的人

文化評論人王小峰認為迪倫一直吸引他的是他做人的方式和態度。「他其實是一個特別不會妥協的人，他從來沒有失去過什麼，從來不去回答不叫問題的問題。大家一定要知道鮑勃·迪倫是一個猶太人，猶太人的智商和情商非常高，比如他不願意接受媒體採訪，後來我們統計了一下，他是全美國最有名的這些明星裡頭接受採訪最多的，一年接受一百多次媒體採訪。他為什麼會給大家一種不願意接受媒體採訪的印象？他對所有媒體從來都不客氣，比如有人問他《豪雨將至》，「豪雨」是指什麼？他說「豪雨就是豪雨」，他一般不會讓人接著話。所以採訪他的人第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他從來不會按照別人的思路去回答問題，這點是讓我非常欣賞的。」

另外，他非常喜歡迪倫唱歌的發聲方式。「我不喜歡特乾淨的聲音，那種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迪倫出道之前研究了美國當時流行的那些演唱方式，選擇幾種演唱方式——民歌、布魯斯、鄉村音樂，最後他根據自己的特點，用那樣的方式唱。很多別人翻唱鮑勃·迪倫的歌都非常好聽，但他自己的歌，說實話我雖然很喜歡，但一張唱片每次都只能聽一半。這樣跟大家反著來，在全世界只有一個人能這麼做到，一定是他身上有一種魅力。迪倫60年代出道，在當時民謠那樣一個環境，他是很超凡脫俗的。而且他在民謠裡面賦予的一些東西恰恰是那個時代欠缺的，所以大家覺得他應該是這個時代的代言人，要怎麼著怎麼著。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由不受約束對他來說有多重要，他這麼多年一直在跟媒體、受眾玩兒貓捉老鼠的遊戲，不願意去妥協，他越是這樣就越吸引人。我覺得鮑勃·迪倫坐在家裡就把一切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