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總理與國父——孫中山尊稱的歷史考察

❖ 馬克鋒

馬克鋒，男，1961年生，陝西富平人，歷史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近代史教學與研究，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出版學術著作6部。主講課程有現代史，近代經濟史，文化大革命史，傳統文化與近代，20世紀史綱等。

［摘要］孫中山作為世紀偉人，先後被賦予先生、總理乃至國父等尊稱。尊稱孫中山為先生或中山先生，不僅在國民黨內沒有產生爭議，而且也得到黨外各種政治力量的一致認可；尊稱孫中山為總理，並且賦予總理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只是獲得國民黨內的高度認同，卻沒有得到黨外的普遍認可；尊稱孫中山為國父，試圖將其視為國家與民族認同的符號，在抗戰時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同樣沒有得到黨外各種政治勢力的普遍認可。國民黨對其創黨領袖的神化，某種程度上嚴重禁錮了其活力與創新，導致其組織的僵化與衰落。

［關鍵詞］先生 總理 國父 孫中山 歷史考察

孫中山作為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與旗幟，始終受到不同革命黨派的共同崇仰和衷心愛戴。孫中山親手創建的國民黨，也分別賦予其「先生」、「總理」、「國父」的尊稱，形成了孫中山崇拜。孫中山的著作先後以《中山先生全書》、《總理全集》、《國父全集》三種名稱出版，明顯是其尊稱歷史形成的佐證。孫中山「先生」、「總理」與「國父」尊稱的形成，不僅僅是一種領袖崇拜，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國家認同的符號或標誌。關於孫中山國父尊稱的形成及其發展變化，學界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1]綜觀孫中山的尊稱，明顯經歷了從先生、總理到國父的演變過程，對此發展變化尚無人做系統研究。在此，我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此問題做深入的闡釋與分析，使此討論更加深入。

孫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為名。當然，在當時那個非常時代，出於個人生命安全的自我保護，孫中山還用了不少名字。中山是其通用名，中山先生是國民黨內對孫本人的尊稱或敬稱。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同盟會內幾乎均稱其為中山先生。黃興、于右任、居正、李烈鈞等國民黨元老，在給孫中山的信中，都以「孫中山先生」或「中山先生」開頭。中華民國建立后，孫中山先後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全國鐵路督辦、國民黨理事長、中華革命黨總理、軍政府大元帥、總裁、非常大總統等職，所以，關於孫中山的尊稱，有稱大總統的，有稱大元帥的，有稱總裁的，稱呼不大統一，比較零亂，但是，大多數尊稱孫中山為先生，或者職位與先生同稱，如「總裁先生」等。總的稱呼還是以先生居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來源於古稱；另一方面，民國建立伊始，在宋教仁主導下發布了《社會改良會章程》36條，其中第17條規定：「廢大人、老爺之稱，以先生代之」。發起人有唐紹儀、蔡元培、劉冠雄、李煜贏、汪兆銘、鈕永建、戴天仇、魏宸組、王正廷等26名民國高官和社會知名人士。[2]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此僅舉幾例說明。如于右任在《致孫中山函》中說到：「中山先生道座：……故他人觀察，以為先生既辭職，先生之志消極甚矣，而不知時勢如此，先生豈容消極哉，抑天下豈有消極之孫先生哉。」[3]朱執信提及孫中山，也是稱呼為「孫先生」。他說：「再者孫先生也是廣府人，孫先生我們也沒有請他入社，我們也不敢拿他的名字同黨的名字做招牌。然而孫先生很高興把他的意見，放在我們雜誌裡頭，在我們是求之不得。如果我們不是排斥孫先生，就一樣的不是排斥其他當代名人、黨中舊友了。」[4]這段話是朱執信與居正討論《建設》雜誌創刊后所發生的爭議。對其爭議問題，我們在此不作討論，只是說明當時革命黨人對孫中山的稱呼。即使非革命黨人也稱孫中山為先生，以表示尊敬。如著名的實業家、政治家張謇，儘管與孫中山政見不同，但對孫中山一直是尊敬的。張謇與孫中山交往不多，來往書信、函電也很少。但就在這不多的文字中，凡是提到孫中山，必是尊稱與敬稱，如「中山總統閣下」、「孫中山先生」，在孫中山的追悼會上，張謇給予孫中山很高評價：「孫中山不但為首創民國之元勛，且為及亞東歷史上之一大人物。」[5]鐵路督辦、理事長與總理等稱呼，在這一時期幾乎不見。這一切說明，不論是同盟會時期，還是國民黨時期，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由於戰事倥傯，百廢待興，有關孫中山的尊稱還沒有被提到議事日程，因此，關於孫中山的尊稱，即使在國民黨內部還沒有完全統一。

在同盟會與國民黨之外，一般稱呼孫中山為孫文。清政府將孫中山視為反叛者，故意將其稱為「孫汶」，孫中山的政治對手曾經一度稱孫中山為「孫大炮」，暗諷孫中山不切實際。但這些並不代表大多數人的看法。一般都稱呼孫中山為孫文或者逸仙君。梁啟超與孫中山均系廣東人，百日維新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與孫中山相識，成為好友。但是，因為在設計未來變革方向上存在巨大分歧，始終沒有成為同路人。對此，孫中山曾經這樣說道：「如弟與任公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6]梁啟超提到孫中山，都是以「逸仙仁兄」或者「孫逸仙君」、「孫君」來稱呼。[7]這與稱「中山先生」相比較，顯然相當客氣，關係明顯疏遠。即使如此，也符合傳統禮儀中的敬重。胡適早年成名，對於孫中山有自己的評價。從其自由主義的立場，胡適對孫中山的某些政治主張是持批評態度的。1922年6月，孫中山與陳炯明發生衝突。胡適在《努力周報》連續發表評論，支持陳炯明，批評孫中山。他說：「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8]文中提及孫中山，直呼大名「孫文」，或者稱「孫氏」，與稱呼陳炯明為「陳氏」一樣，多少表現了胡適對孫中山的不滿。在隨後的評論中，幾乎依然如此，沒有出現過「中山」或「中山先生」的敬稱。孫中山去世后，胡適發表了一篇《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論文，論文對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做了系統評述，同時指出其不足與自相矛盾之處。這顯然是一篇批評文字，但是，全文之中，凡是提到孫中山，均稱「中山先生」。從直呼孫文到稱呼中山先生，胡適對孫中山稱呼的變化，也反映了胡適對孫中山評價的細微變化。

共產黨始終稱呼孫中山為中山先生或孫中山先生。共產黨的創建人陳獨秀、李大釗論及孫中山，前後一直以中山先生稱呼。孫中山去世后，陳獨秀連續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發表《悼孫中山先生！》、《評中山先生死後之各方面》、《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中之悲憤》等文，其中滿懷悲痛之情說道：「全的民眾呵！我們沒有了中山先生了！我們失了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是我們極大的損失」。[9]李大釗接受孫中山邀請，直接參与國民黨改組，與孫中山保持密切交往。孫中山去世后，李大釗在《挽孫中山聯》中稱孫中山是「建國山斗」，[10]隨後，李大釗先後發表過《在列寧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先生在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中山主義的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將孫中山放在世界革命、革命的宏大角度給予高度評價。其中，充分肯定了孫中山的偉大人格。他說：「中山先生的人格偉大，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11]李大釗進而將孫中山的思想概括為「中山主義」。他說：「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奮鬥，已經喚起了沉睡的亞洲，中山主義所指導國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響到英國，經過英國影響到歐洲，到全世界。」[12]共產黨早期的卓越領導人趙世炎先後發表了《中山先生北來的意義》、《國民黨過去的經驗與今後的使命》、《孫中山主義與其遺命》、《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論調》等文，提及孫中山，皆以「先生」稱呼。比如：「我們崇仰中山先生的為人，尤其崇仰先生是革命的先覺，是現代民族革命的領袖。」「開革命之局是中山先生，三十年來繼續革命而不衰的是中山先生，號召現時全國革命運動的，舍中山先生外更沒有第二人。」「中山先生是民族革命的導師，同時這個革命導師的職務，就構成他的三四十年的生活。」「孫先生是創造民國的元勛，這是三歲小孩和萬惡軍閥都是承認的。」[13]中共普遍稱孫中山為先生，既符合時代劇烈變遷中的傳統敬稱，又很清晰表明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

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1914年中華革命黨在日本組建，孫中山任總理；1919年，國民黨成立，孫中山任總理。孫中山先後三次出任總理，於是總理成為孫中山的專稱與特指，在國民黨以後的歷史中，再也沒有出現總理一個職務。對於孫中山，言必稱總理，似乎已經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個慣例。

1924年1月28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國民黨總章》，特別設立「總理」一章，尊孫中山為總理，以黨內法規賦予孫中山黨魁與領袖的無上權威。

第四章 總理

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

黨員須服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於主義之進行。

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

總理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

總理對於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有交複議之權。

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14]

兩年之後，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國民黨總章》完全保留了此章內容，並加以附註：「總理已於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總理遺囑，並努力實行之。保存此章，以為本黨永久之紀念。」[15]同時，總章還就舉行總理紀念儀式做了明確規定：

（甲）凡本黨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場所，應懸挂總理遺像；

（乙）凡集會開會時，應宣讀總理遺囑；

（丙）凡本黨海內外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星期舉行紀念周一次，但有特別情形，經該地上級黨部許可，得改為兩星期一次。[16]

正式的總理紀念周由此而來。

1929年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最後通過的《國民黨總章》中全盤繼承了二大的內容，一字未改。同時，大會通過了《根據總理教義編製過去一切黨之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確定總理主要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案》。其中規定：「確定總理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總理生時，本黨黨員之努力，一以總理之言行為依歸；總理既逝，則吾黨同志之努力，一以總理全部之遺教為準則。是故總理之全部教義，實為本黨根本大法；凡黨員之一切思想、言論、行動及實際政治工作，悉當以之為規範而不可逾越。」[17]這些規定，進一步將孫中山言行推演到法律的高度，使其神聖化、宗教化。

為彰顯其神聖化與宗教化，國民黨三大還特別規定了總理紀念周的儀節程式，具體儀節分為：

（一）中央委員就位。（二）奏樂。（三）唱黨歌。（四）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五）主席恭讀遺囑。（六）靜默三分鐘。（七）主席致開會詞。（八）奏樂。（九）禮成。[18]

按照規定儀式，三中全會還做了操演，胡漢民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儀式完成後，合影、聚餐。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國民黨總章》，決定將總理一詞成為孫中山的尊稱。1925年5月，國民黨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中明確規定，國民黨除了由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執行之責外，不能更有總理」。[19]自此，總理成為孫中山個人獨享的特指稱號，後人不得使用這個稱號。在國民黨內部，幾乎人人尊孫中山為總理。比如，鄧演達《關於游歐的報告》中提及孫中山，除個別地方外，大多稱為總理。「可是當總理北上奮鬥的時候，得了群眾熱烈的歡迎，無論南北，都一致盼望總理的教訓。群眾也都因為總理的指導，發生了民族解放的覺悟。」[20]于右任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凡是提及孫中山，均以總理代之。如：「今天總理誕辰，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適在今天開幕。……總理奮鬥畢生所遺留給我們的，就是負有歷史偉大使命的國民黨。總理雖已逝世，而總理的精神，總理的教命，尚式臨於大會。所以大會同志，即應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檢查過去工作，發揮總理遺教，以求黨的領導能適合訓政時期政治的進步。」[21]李烈鈞在總理紀念周的演說中說：「國民政府自改組以來，今天是第三次舉行總理紀念周。……總理紀念周的意義非常重大，一方面是紀念總理的精神和事業，一方面是紀念總理的策略和人格。」[22]類似此方面的材料很多，舉不勝舉，在此不一一列舉。

中間人士和共產黨人大致稱呼孫中山為先生，前面已經詳述。胡適也曾在文章中以「先總理」一詞指代孫中山，但仔細分析上下文，其實是用了「一班當權執政的人」的口氣說的，並不是胡適對孫中山的稱呼。[23]即使在國民黨命令黨內一律尊稱孫中山為總理之後，胡適依然稱呼孫中山為「中山先生」。李大釗在國共合作時期一度稱呼孫中山為總理，第一次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他說：「兄弟們到廣州來，承本黨總理及黨中先進諸同志歡悅的接受，令我們在國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盡其綿薄的機會，我等不能不敬服本黨總理及黨中先進諸同志熱誠的促進負有國民革命的使命的國民黨的精神。」[24]第二次是1926年元旦，也就是孫中山去世之後，李大釗發表了《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一文，文中提及孫中山，使用「他」一次，使用「孫中山先生」一次，使用「總理」十七次。李大釗將孫中山稱呼總理，並不代表共產黨對孫中山的稱呼，而是一種尊敬的表示。另外，在國共合作的蜜月期，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以總理來稱呼孫中山，也是一種很自然的表示。

國民黨通過各種黨內法規將孫中山「總理」固定化、永久化，後人不得僭越，而且通過各種儀式、節日予以祭祀或紀念，其實是一種個人崇拜的表現。這一點，陳蘊茜的研究已有充分闡述，本文不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總理」尊稱的永恆，表明國民黨潛意識中已經把孫中山視為黨的父親，簡稱「黨父」。將孫中山稱為「黨父」，儘管在國民黨官方文獻中沒有發現，但在孫中山去世后各地發來的函電中已經出現「黨父」的稱謂，如「頃接哀訃，驚悉天喪元勛，禍及黨父，凡我贛民，同深哀痛。」「天喪黨父，後生失師，謹電追悼，用誌哀忱。」[25]雖然在國民黨文獻中沒有發現「黨父」一詞，但是，在國民黨要人的心目中，已經視孫中山為「黨父」。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就說過「孫中山先生便是黨的祖宗」的話[26]，國民黨另一元老於右任也曾指出：「今天總理誕辰，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適在今天開幕。總理的生日，就是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的生日，也就是國民黨的生日。由此我們知道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和國民黨的生日，是凝結的，不是分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和國民黨的生命，是整個的，不是單獨的。」[27]這段話的信息量很大，不但暗含了孫中山「黨父」的意蘊，而且孫中山「國父」的寓意也呼之欲出了。蔣介石自視為孫中山偉業的繼承人，也把孫中山視為「黨父」。檢視台北國史館編輯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發現蔣介石在抗戰期間最困難的時期，每逢孫中山誕辰、去世之日，都特別懷念孫中山，猶如兒子懷念父親一般。1940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去世15周年，蔣介石萬分感慨地說：「總理逝世忽忽已十五年矣，如至今尚健在，則革命或已成功，至少黨務不致如過去之糾紛，而余亦可得專力于軍事，不致如今日之痛苦。」[28]1940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七十五周年紀念日，「晨起公追憶國父曰：『總理今年僅七十五歲，如其尚健在，則黨國或致不如今日之艱危也。』」[29]1941年3月12日，又逢孫中山忌辰，蔣介石說：「總理逝世至今已有十六年矣。如其尚健在，亦不過七十五高齡，尚未臻桑榆晚年，而余之處境，則不致艱難困苦若此。」[30]家國同理，顯而易見，不言自明。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將其曾經擔任的總理一職予以固化。同時，民間社會與國民黨內部也陸續出現「國父」的稱呼。現在大家所能看到最早稱呼孫中山為「國父」的文獻，是1924年7月20日國民黨廣州市特別黨部所發布的青年黨員大會宣言。其中提到孫中山「國父」的原文如此：「國民黨更有足令人信服的，就是他有一個為國人及外人所稱做『國寶』、『中華民國國父』的首領。」[31]台灣學者認為：「國民黨廣州市青年黨員大會宣言，首稱孫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呼籲國人團結革命，以救。」「此為當孫大元帥在世時即為國人推為『國父』的明證，亦為尊稱『國父』最早之文獻。」[32]受此影響，許多學者大都認為這是人或者國民黨內首次將孫中山稱為「國父」的鐵證，其實還是有誤解和偏差的。仔細閱讀原文，不難發現，文中提到「之寶」、「中華民國國父」只是轉述了當時「國人及外人所稱」。也就是說，國人尊稱孫中山為「寶貝」，外國人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宣言認為孫中山與俄羅斯的列寧、土耳其的凱末爾等相比較，「無稍遜色」，但並沒有直接稱呼孫中山為「國父」，而是明確稱「吾黨總理中山先生」。原文如此：「吾黨總理中山先生，其知識之豐富，思想之深邃，節操之高介，宗旨之堅定，態度之光明，固然是舉國無兩。」[33]由此來看，認為這是最早尊稱孫中山為「國父」的文獻是對的，但要得出這是國人首次尊稱孫中山為「國父」的結論，似乎有望文生義之嫌疑。

孫中山去世后一段時間與孫中山奉安大典期間，「國父」一詞見諸媒體的頻率最高。李恭忠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全面，可以參考。[34]稱呼孫中山為「國父」，大致說來，主要是輓聯、祭文與紀念文字三類。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大員、各界名人、社會賢達紛紛撰寫輓聯，寄託對偉人的哀思。在這眾多的輓聯中，直呼孫中山為國父的幾乎全是普通百姓、海外華僑及一些媒體，[35]惟一直呼孫中山為國父的是後來一度是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秦邦憲（即博古），其挽孫中山聯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是先生奮鬥素志；追悼革命領袖追悼國父使民眾痛哭失聲。」[3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生於1907年的秦邦憲此時只有18周歲，尚未加入中共。這年十月，秦邦憲才正式加入中共。[37]1929年6月，國民政府舉行孫中山奉安大典，國民黨黨政機構及其首長相繼撰寫祭文，追念孫中山，其中許多祭文尊稱孫中山為國父。比如，國民黨中央黨部稱孫中山是「國之父，人之師」，[38]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暨五院院長稱孫中山「弘惟總理兮，先知先覺？民國之國父兮，人類之導師。」[39]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祭文中三次提及國父：「惟父，寶光漢族，先覺覺后，神州匡複。建國之始，群生望治，如何國父，忽焉永逝。伊父，遺世遺教，革主命義，三民是詔。」[40]其他類似「昊天不弔，喪父」、「吁嗟昊蒼，喪父」、「千秋國父，百代人師」等文字，也大量散見於文獻中。媒體輿論也有紀念與緬懷的文章，其中也提到國父尊稱。比如：「有孫中山，然後有中華民國，沒有孫中山，未必有中華民國。美國人稱締造美國的華盛頓為國父，那我們對於這中華民國的華盛頓也應當尊一聲國父。」[41]又比如：「考孫中山先生，身為國父，功在國家，在政府方面不應僅以儀葬之隆崇，作飾終之酬報，尤應設法將先生學術思想永遠保存，甚至更從而光大發揚，務使余芬永存，萬古常新」。[42]這些「國父」尊稱，與其說是社會各界對孫中山創建民國豐功偉績的一致認同，還不如說是時人對孫中山的無限敬仰與深切懷念。傳統社會崇尚死者為大，往往會將最美最好的辭彙獻給逝者，既合情又合理。

蔣介石屬於最早喊出「國父」尊稱的那批人。孫中山去世時，蔣介石正率領國民革命軍東征。同年3月30日上午，東征軍舉行追掉大元帥及陣亡將士大會。蔣介石發表演說，稱譽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我們孫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國父死了，我們應該作如何感想。我們的國父這次晉京，是因為要開國民會議，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使得我們中華民國成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43]隨後的講話中又稱呼孫中山為總理，再也沒有出現「國父」的稱謂。也就是說，「總理」與「國父」並稱，並沒有完全統一。1933年國慶節紀念大會，蔣介石發表演說，其中講道：「總理是革命導師，是中華民國的國父，曾經領導一般同志，艱難奮鬥，締造中華民國，所以我們今天紀念國慶的時候，格外要紀念總理，向總理表示敬意。」[44]也是總理與國父並稱。1935年孫中山逝世十周年，蔣介石發表演講，指出：「大家曉得：我們中華民國就是總理所創造的。如果沒有總理，便沒有今日的中華民國，也就沒有我們今日獨立的中華民族。所以總理就是產生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父。我們的國父，以四十年不斷的艱難奮鬥，創造出中華民國，更繼續發揚我們中華民族的新生命，所以中華民國，就是總理最偉大的精神和事業的遺產。而其偉大的精神和主義，已成為中華民國的國魂，要與天地鼎立，萬古不朽！」[45]同樣是總理國父並稱。蔣介石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地將孫中山並稱總理、國父，一方面表現了蔣介石本人對孫中山的敬重、崇奉、愛戴與懷念的真實情感，另一方面，蔣介石不斷突出孫中山總理、國父的尊貴身份，也是要凸現自己作為孫中山繼承人的合法性與權威性。193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70周年，在其誕辰紀念會上，時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提出應該將孫中山與美國國父華盛頓一樣，作為國父來尊崇與紀念。林森指出：「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他不但是推倒滿清統治，倡導民族主義的先覺者，並且推翻了數千年相傳的專制政體，首創東亞第一個共和國家，做了我們四萬萬人的導師。當他在民國元年被選為第一任大總統的時候，因為要促進南北統一起見，抱定天下為公的理想，不惜敝屣尊榮，辭去總統不做。這種偉大的精神，在中外歷史上是不容易見到的，只有美國人一致尊為國父的華盛頓，才有這種的風度。所以我們全國國民尊崇總理為國父，完全是出於良心的一致。」[46]林森的提議，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此議暫時擱置。

1939年11月12日，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在重慶舉行，林森與石瑛、張知本、蔣作賓等12人聯名提出「擬請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總理立承先啟後救國救民之大志，領導國民革命，興中華，建民國，改革五千年專制政體為共和國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縛，復興民族，躋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有自由平等地位，吾人追念總理締造民國艱難，全國同胞沒齒不忘總理之偉功大德，擬請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後應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以表崇敬，而示不諼。」並建議在現在已有的總理誕辰、總理忌辰、總理遺囑、總理遺像、總理遺教、總理年譜、總理陵墓、總理故鄉八個尊稱前「應首貫以『中華民國國父』六字」。[47]此項提案沒有進入會議議程，或者是進入議程而沒有通過，暫時存疑。1940年3月28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四三次會議通過討論最終通過了林森等人的提案，「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會議決議案稱：

「本黨總理孫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凡民，報本追遠，宜表尊崇，茲經本會常務委員會第一四三次會議一致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48]

隨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意發表關於決議尊稱孫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的聲明，核心內容大體與決議案一致，只是開頭加了一句「中央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49]同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函國民政府，「相應錄案函達，即希查照通令全國一體遵行為荷！」，國民政府文官處回復秘書處，「業經國民政府通令直轄各機關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矣」。[50]翁文灝時為國民黨中常委，其在1940年3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中常會議決，尊孫中山為國父。」[51]

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5月13日系星期一，國民政府舉行國父紀念周。從時人日記記載來看，這是第一次以「國父紀念周」來替代「總理紀念周」。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在其日記中寫道：「總理的稱呼，最近改為國父，總理遺囑，也改為國父遺囑，向總理遺像默念三分鐘也改為國父遺像。這一次的紀念周是『國父』二字第一次的當眾正式使用。」[52]從此，孫中山的尊稱由「總理」變為「國父」，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然而，黨內稱呼孫中山為總理已經成為習慣，一時還難以改口。另外，在尊稱孫中山上，特別規定黨內稱總理或國父均可。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在國民黨內，有時稱呼總理，有時稱呼國父。1940年11月12日，系孫中山誕辰75周年，蔣介石日記中還是稱「總理誕辰紀念日」，其中提到孫中山，依然稱呼總理：「總理今年只七十五歲，如其尚在亦不算為過老，則黨國或不如今日之危亂也。上午到國府紀念總理誕辰後到軍會，對各縣長管理糧食事訓話；下午在黃山休息，研究時局與俄德關係。」[53]在蔣介石及其他黨內元老的講話及文章中，依然是總理、國父或者總理國父等各種尊稱並存，似乎一直沒有統一。

國民黨中央從法律上確立了孫中山的國父地位后，為了確保其貫徹執行，先後出台了一系列規則、辦法。1940年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飭知尊稱總理為國父之適用原則》，針對機關、民眾在具體實行中的困惑，特別規定了國父尊稱的三個原則：

「（一）在政府機關、民眾團體，應一律改稱國父。（二）在黨內，稱國父或總理均可。（三）民間已印就之圖書文字，不必強令改易。」[54]

1941年4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王陸一等十一人聯名提出《為崇敬國父，各省、市、縣、鄉、鎮普遍建築中山紀念堂，以資永久紀念案》，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獲得通過。[55]1942年8月，國民政府決定將總理紀念周與國民月會紀念合併，並由行政院發布《國父紀念周暨國民月會合併舉行儀式》具體實施辦法。其中規定：

「一、國父紀念周暨國民月會開始；二，主席就位；三，全體肅立；四，唱國歌；五，向黨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六、主席恭讀國父遺囑，全體同時隨聲宣讀；七、向國父遺像俯首默念三分鐘；八、主席宣讀國民公約，全體同時俯首朗誦；九、報告；十、宣讀黨員守則；十一、呼口號。」[56]

1943年，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還通過了《國父遺像暨主席肖像製作申請審查辦法》，就像別樣式、製作方式、成本數目、預定售價、發行單位、製作人資質等做了具體規定。同時，推薦使用世界輿地學社、上海三一畫片印刷公司、重慶東方美術文具製造廠等機構攝製或製作的「國父彩色西裝半身像」、「主席彩色軍裝半身像」與「國父主席合像」等標準照，要求各地嚴格執行。[57]1948年9月16日，內政部公布《國父遺像張設辦法》，嚴禁在不潔之地、喪葬現場隨意張貼國父遺像。此辦法共計7條：

「一、張設國父遺像之地，務須光明潔凈。二、張設國父遺像，須擇正中適當之地點。三、凡團體或機關之禮堂、會議廳或其他公共場所，均須張設國父遺像。四、各種集會會場均須於主席之上方設置國父遺像。五、國民敬仰國父者，其住宅亦得於廳堂張設國父遺像。六、張設國父遺像之地點，不得夾設其他污褻物件。七、非上列地點，一律禁止張設國父遺像。」[58]

孫中山國父尊稱經過長達近二十年的醞釀，其名分最終在抗戰期間得以確立。

值得注意的是，以汪精衛為首的偽南京國民政府也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孫中山「國父」的尊稱。1941年5月，陳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十人聯名提出《擬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案》，並附《尊崇中華民國國父致敬辦法》。提案稱：「謹以中華民國成立迄茲，經年曆世，追念手創中華民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為求我民族國家之自由平等，首倡革命，締造艱難，抱唯一之信念，奠萬年之宏基，睿哲文明，黎元感激，際此集舉全民之力，靳致和運之隆，崇攻表德，宜有厚歸，擬請尊稱孫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庶幾率萬眾於一心，表尊崇而追遠。」[59]5月29日，「政治會議委員會議討論予以通過。同日，南京偽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了《尊崇中華民國國父致敬辦法》。

「第一條，手創中華民國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應尊稱為中華民國國父，其致敬辦法依各條規定行之；第二條，各級政府各合法政黨及人民團體機關，均應於禮堂或集會場所正中，於國旗交叉下，永遠懸挂中華民國國父遺像，並附掛國父遺囑；第三條，正式集會開會時應向國父遺像行最敬禮、三鞠躬，並恭讀國父遺囑；第四條，集會演講時於第一次稱及國父時應起立或立正致敬；第五條，關於公牘、教科書、書籍、報紙、刊物及一切文字於稱述總理或孫先生時，均應改稱國父，並由主管機關將主管事項另訂檢查細則施行；第六條，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60]

由此看來，與其說是蔣介石及其重慶國民政府與汪精衛及其偽南京國民政府「爭奪道統」，還不如說是汪精衛及其偽南京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及其重慶國民政府爭奪「政統與道統」。眾所周知，汪精衛「還都南京」后，無論是政府機構的設置，還是黨的名稱及其組織，幾乎全與重慶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一致。此事特令蔣介石惱火。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和象徵，其所蘊含的各種資源是無比豐厚的，汪精衛及其偽南京國民政府對其重要性心知肚明，自然不會輕易割棄。尊崇孫中山為國父，南京滯後於重慶。但是，汪精衛利用其得天獨厚的條件，於1942年4月將戰前的「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改名為「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直屬於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61]這似乎可算作其首創。一群賣國求榮的漢奸，還厚顏無恥地尊奉孫中山為國父，只能說是對孫中山及國父尊稱的侮辱，九泉之下的孫中山不知對此作何感想。

孫中山國父尊稱或名號在抗戰期間最終確立，自然具有其積極意義。李恭忠指出：「其中既有國民黨人對孫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國人認同、激勵抗戰士氣的現實考慮」，「凝聚人的現代國家認同」。[62]事實上的確如此。確定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進一步凝聚了廣大國人的民族意識，激發了民族精神，對於實行全民抗戰、實現民族復興產生了積極影響。視孫中山為國父，奉孫中山為偶像、國魂，倡導國父精神，為抗戰建國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蔣介石反覆強調：「國父的誕生是中華民族的救星，是全體人類的福音」，國父的思想與精神「喚起了我們中華民族的自信，鼓舞了我們復興的希望，啟示了我們國民在現代世界中力求進步的覺悟」，「國父所倡導的國民革命，真是復興的樞紐，也是人類福祉的基礎所關」。[63]以此來凝聚黨內共識，為完成孫中山的未竟大業而努力奮鬥。長期與蔣介石不睦的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先後發表紀念文章，重溫國父精神，表達對孫中山的崇仰與尊奉。李宗仁說：「在七十五年前的今天，天佑中華，產生了國父做我們先知先覺，同時具有五千年優越歷史的精神，也就整個寄托在國父的身上，成為繼往開來的優越的國父精神。」[64]李宗仁明確提出「國父精神」，而且將「國父精神」與「精神」相提並論，賦予「國父精神」無以倫比的地位。李宗仁指出：「這種民族至上的自信自力，及奮鬥不屈的精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父精神之一表現。這種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為人民而設』的革命精神，就是我們所謂『基於理性主義的對內求政治之賢明與民主』的精神，也就是國父精神的又一表現。」[65]在李宗仁看來，國父精神很好實現了與精神的統一，徹底貫徹國父精神，能夠保證無往不勝。對此，李宗仁表示：「有了這個代表優越精神的國父精神做我們前導，做我們支柱，我們才能夠顛覆滿清創造民國，才能夠打倒北洋軍閥，才能夠對日全面抗戰。」[66]桂系三號人物黃旭初也表達了與李宗仁相同的認識，指出孫中山一方面斬斷了歷史帝制，另一方面又綜合與改造了傳統文化，完成了其思想體系。他說：「第一，國父廿五年的努力，斬斷有五千年以上歷史的帝制，創造出嶄新的中華民國。第二，國父把五千年以上的傳統文化，古今中外一切哲人的理想，由於四十年的努力，非特徹底的加以整理，更用綜合與改造的工夫，完成一個絕大的思想體系，成為最偉大的革命思想。」[67]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承認孫中山的「政統」地位，而且認可其「道統」的合法性。白崇禧人稱「小諸葛」，個性鮮明，紀念文章全篇稱孫中山為總理而不提國父，但依然承認孫中山「是東方革命運動之不世出的天才領袖，偉大導師」。[68]

國民黨中央尊奉孫中山為國父，也得到社會的一定認同。有人撰寫《國父》一文，認為將孫中山與華盛頓一樣尊稱國父，非其莫屬，孫中山當之無愧。文章指出：「國父這尊稱，大概系從美國的華盛頓開始的吧。他是開創美國國家，當年領導著美洲的英國移民，努力與英本國壓迫的統治者抗爭，才把數千萬的美國人民，從英國壓迫下解放出來，而造成了獨立自由的一個新國家的元勛。美國人紀念其功不可沒，故尊之曰『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創造共和，故也有國父之尊稱。除他以外，再也無人能當得這尊稱了。」[69]西康文人編寫三字經，緬懷孫中山，其中多次提到國父，如：

「袁世凱，皇帝夢，丑張勳，復宣統。國父命，齊打倒，我民國，乃可保。民十四，國父逝，蔣總裁，繼其志。七七變，我抗戰，小日本，手足亂。有國父，在天靈，有總裁，統大兵。……全國民，大團結，驅日寇，把恥雪。救國父，快捐獻，保民國，萬萬年。」[70]

類似文字雖然不是很多，但也基本反映了普通民眾對國父尊稱的認同與支持。

國民黨尊稱孫中山為國父，力圖將孫中山樹立為「政統」與「道統」的正宗。這點引發爭議。著名學者錢穆認為，將孫中山尊稱國父，視為現代政治的開創者，即「政統」的創始者，名至實歸；將孫中山看作傳統文化的始祖，即「道統」的締造者，差強人意。錢穆說：「今國民黨人尊推孫中山先生稱為國父，此由模效美國以華盛頓為國父也，蓋美國十三州之獨立，由華盛頓所率領，中華民國政府之創建，由中山先生所倡導，崇之以國父之稱，宜無不當，然此亦僅言政統非言道統也。近代美國之共和政體，固為華氏所手創，然美國人之人道文化，則遠有來歷，故美人言教統，仍歸耶穌，不屬華氏。中華民國之政府，固為中山先生所手創。然中華民族之人道文化，則亦遠有本源，非亦由中山先生創之，此在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講演中，闡發已至剴切，故言中華民國之政統，必推中山先生為不祧之祖，若言中華民族之道統與教統，則中山先生亦一孝子順孫耳，豈得同樣奉為不祧之祖乎？今全國大小各級學校，若逢中山先生誕辰與其逝世紀念日及國慶大節，盡崇仰追思之禮，此亦理之宜然，若今每七日有紀念周，每逢學校有典禮，必先對中山先生遺像行禮致敬，是以尊中山先生於政統者而一體尊之於道統，若細籀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遺教，此等崇拜，恐亦非中山先生所樂受，此亦今日學統絀於治統之一例也，故連帶而論及之。」[71]錢穆屬於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欣賞傳統，崇尚孔孟儒學與程朱理學。因此，他認可國父的政治地位，反對並批評國父的文化道德地位。錢穆對國父的評論，自有其理由，我們可作同情之理解。

也有學人借紀念國父誕辰，抒發自己對當時現實的不滿與無奈。指出：「你可以看見你首創的三民主義被大家所崇拜，雖然現在所解說的主義和你以前的主義有些貌同質異，然而『三民主義』這四個字被每個人所唸熟，從國小生到大學生；從官吏到平民，都無條件的服從。」「你更可以看見，你臨死時還不信賴的那些大員們現在高居黨位，也非常『信仰』三民主義，並且放出他們的爪牙，吮吸著人民的血汗。」[72]文章認為，國父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因為早死，沒有看到此時的亂象與不堪。「嗚呼！國父，假使你的靈魂能不勝其煩的話，更可以看到許多。而你也一定感到幸運，因為你的早死，便可以被任意擺布，當做偶像；到現在一直維持你的光榮；假使你竟現在活著，實施你那時手訂的三大政策，也許早已被指為『共匪』，開除黨籍，只好寄居到香港去了。」[73]該文對國民黨當局背棄孫中山三大政策，大搞偶像崇拜等作了批判與嘲諷，反映了時人對社會政治現狀的嚴重不滿。這種不滿，借用國父誕辰前夕抒發出來，無疑是對紀念日的一種反諷。

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已經遭遇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危機，社會巨變與轉型指日可待。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開始受到質疑，與此相應，執政者所欽定的國父尊稱，也同樣遭遇尷尬。面對美國華僑發行的《中美周報》主編吳敬敷撰寫社評，提到孫中山時常常稱之為國父，這時也遭到讀者質疑。讀者關澤寫信指出：

「先生屢稱孫文為國父，弟殊不解。我知美國稱華盛頓為國父，系因其無子，國人哀之，故稱他為父，為開國先鋒也。但孫文已有子有孫，何以亦稱他為國父？若曰他是開國元勛，弟知武昌起義時，他仍在海外演說，要打倒滿清。若先生必曰他是元勛，敢問法國之開國元勛，法國人亦稱他為國父乎？以先生之大才，何患不能行其道，何必於國民黨暗送秋波？」[74]

吳敬敷回復讀者來信說：

「泰西各邦，凡有大功於國家而為人民所敬愛感戴者，尊稱為『國父』。美國人稱華盛頓為『國父』，正所以表示『敬愛感戴』，並非『哀其無子』。吾人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只是表示『敬愛感戴』而已，絕非對國民黨暗送秋波，因孫中山並非國民黨所私有，而其對國家之功績，則史家早有公論也。」[75]

這段材料說明，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力的衰落，造成了孫中山評價的降低。同時也表明，國民黨將孫中山尊為國父，多半也是一黨的意志與期盼，並沒有得到廣大國人的一致認可。

共產黨也一直將孫中山作為民族爭取獨立與解放事業的先驅。共產黨人鄧中夏、董必武、張友漁在行文中也曾以「國父」稱呼孫中山，[76]1943年11月12日，中共主辦的《新華日報》也曾經發表過《國父誕辰紀念》的社評，但在主要領導人講話與中共中央文件中，從來沒有尊稱孫中山為國父。中共早期特別是國共合作時期對孫中山基本以先生稱呼，文前已述。之後依然如此。如1937年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77]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紀念大會，毛澤東發表講話，其中15次提到孫中山，均以「孫中山先生」與「孫先生」相稱。毛澤東指出：「我們紀念孫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話，就一定要注意這樣的三項：

第一，為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第二，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而奮鬥；第三，發揚艱苦奮鬥、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革命精神。我以為這三項是孫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產，一切國民黨員，一切共產黨員，一切愛國同胞，都應接受這個遺產而發揚光大之。」[78]

也是在這一年，在《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毛澤東將孫中山與孔子並列，予以高度評價：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79]

195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90周年。毛澤東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第一句話「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應該視為執政的共產黨對孫中山歷史地位的權威詮釋。[80]從此，「總理」、「國父」一詞僅僅成為國民黨內、台灣地區及海外華人對孫中山的尊稱。

孫中山生前死後被敬稱為先生，得到包括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他各種進步勢力的普遍認可，沒有產生任何質疑與爭論。但是，遵奉孫中山為「總理」與「國父」，只是獲得了國民黨內大多數人的認同與肯定，沒有得到國民黨外其他進步勢力的認可與支持。國民黨在其《黨章》中特設「總理」一章，將孫中山的權力絕對化，已經開始引發人們的不安與擔憂。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運用其公權力，通過黨內法規與政府訓令等多種形式，先後制定各種規章，如「總理紀念周」、「國父紀念周」等儀禮的程式化，進一步彰顯出國民黨政治文化的空洞化與儀式化，與孫中山本有的思想精神與民主理念愈來愈遠。

因為形式空洞，純粹儀式化，「總理紀念周」一開始就遭到冷遇。1927年舉行的紀念周上，時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李烈鈞堅持參加紀念周，對此感慨良多。他說：

「總理紀念周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並不是隨隨便便可有可無的一樁不要緊的事情。照著舉行紀念周之規則說起來，凡是同志，無論何人，除因要公外，一律都是要來參加的，有不到的，便要加以黨的紀律的處罰。但是我看今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兩面的同志到場的，恐怕不得一半，不過三分之一以上，這實在是一件不好的現象。」[81]「

最近兩次紀念周，除本府衛士隊人員照常參加行禮外，其餘國府及軍委會同志參加者，均不如以前踴躍。」[82]「本府舉行紀念周，是我們身為黨員者，必須每一星期要在總理面前恭讀遺囑，即是受他教訓，希望各位同志，不可視為具文。」[83]到會人數不到一半，主要是國民政府衛士參加，被視為「具文」等等，表現了時人對此形式的厭煩。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陳克文在其日記中，對行政院紀念周的應付、敷衍等情形有所記述，如：「院里紀念周，人數甚為寥落，四五分鐘畢事」[84]「院里紀念周請不到人來報告。我做主席讀完總理遺囑后，默念三分鐘，再讀黨員守則，以前是無須讀的，最近才由國民政府通令一律循讀，政院循讀這是第二次。」[85]「最使人敬佩者為林主席，自孔長登台演說，主席即雙手垂直，取立正姿態，頭微俯傾聽，自始至終，歷半小時絲毫不動，毫無倦容。左右前後年事較輕者，雖取休息姿態，已均露局蹐不安，搔首抓腮，咳嗽吁氣矣。」[86]每周一次，逐漸流於形式。陳蘊茜在其著作中列舉了不少例證，可以參考。[87]

紀念周上恭讀總理遺囑，唱黨歌，靜默三分鐘等固定儀式，被人視為宗教禮拜。陳獨秀就指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實現國民會議，也是中山遺囑之要點：可是自從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現在，雖然每逢開會必讀遺囑，而遺囑中之要點卻無人記在心中，慢說是實力奉行了，這樣的讀遺囑，和牧師誦經祈禱宗教儀式何異？」[88]對此，李烈鈞辯護說，儘管紀念儀式彷彿禮拜，但不要僅僅看成宗教儀式，而要充分理解其積極意義。他說：「本來這紀念周的舉行形式上，彷彿象基督教的禮拜。……其實耶穌的博愛精神，聖經上救人救世的道理，是很崇高偉大的，是很值得我們仰止的，也和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救人救世一樣。我以我們一周一次的來紀念總理，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重大的意義與興趣，只拿當著一種宗教儀式看。」[89]陳蘊茜指出：「紀念周被國民黨作為制度時間固化為帶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儀式，更加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與行為自由，與時人追求自由民主、反對專制獨裁、反對個人崇拜背道而馳。」[90]

為什麼國民黨不顧及時代潮流，公開將孫中山崇拜制度化，在我看來，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傳統專制制度的歷史慣性與國民黨創黨時的特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對領袖的崇拜。就前者來說，以崇奉帝王的最高規格去尊崇黨的領袖似乎並不為過，甚至理所當然；就後者來說，國民黨經過多次改造，早已完全成為孫記政黨，在國民黨黨員的心目中，奉孫中山為圭臬，尊其為老大已經成為習慣。胡適曾經很敏銳地觀察到，「同盟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國民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和新國民黨都是政黨而帶著秘密結社的辦法的。」[91]胡適不愧是大家手筆，論述精闢。他將國民黨的歷史分為四個時期，認為只有以宋教仁為靈魂的民初國民黨是一種現代政黨，而其他三個以孫中山為領袖的國民黨，卻是秘密會社或政黨與秘密會社的結合。秘密會社是底層社會為了反抗專制統治而自發建立起來的一種群體與組織，但其本身是模仿專制制度的，缺乏近代民主色彩。孫中山及其同志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經不同程度與其合作，秘密結社的運作方式對孫中山產生了負面影響，造成了黨內不能存在異議。如果出現不同政見，通常就被視為「叛逆」、「叛弒」予[92]以封殺。胡適指出：「孫文鑒於國民黨的失敗，仍舊想恢復秘密結社的法子來組政黨。」1924年國民黨改組，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諸多精英進入國民黨，充實了新的血液，使國民黨獲得新生。但是，《國民黨總章》特意設立「總理」一章，賦予黨魁孫中山以絕對權力，使得國民黨逐漸趨向專制、獨斷，留下無窮後患。

第二，孫中山去世后， 國民黨內一時群龍無首，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三足鼎立，互成派系。派系之間權力爭奪勢成水火，但對孫中山「總理」的至尊地位，無人敢提異議。因此，隨後無論是中山先生紀念也好，還是「總理紀念周」也罷，與其說是緬懷孫中山本人的豐功偉績，還不如說是對其絕對權勢的頂禮膜拜。三人都很清楚，繼續保持對「總理」的尊崇，其實就是對其後繼者的膜拜。因此，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有關「總理」一章不但一字未改予以保留，而且加以特殊說明。這種特別說明文字，翻閱各種政黨黨章，確實是絕無僅有。隨後多次全國代表大會依然如故。1936年胡漢民去世，國民黨內的三足鼎立平衡被打破，汪精衛難以抗衡，蔣介石權掌中樞，成為國民黨的核心。1938年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會議通過《國民黨總章》修訂案，同意設立「總裁」一章，規定設總裁一人，副總裁一人，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總裁代行第四章所規定總理之職權。[93]據媒體報道，這次大會「確立全黨領袖制度，由大會修改黨章，選舉蔣中正為總裁，汪兆銘為副總裁，俾革命的集團有一穩固的重心；總裁代行黨章所規定總理之職權，常務委員會開會時，由總裁主席。」[94]這樣，黨章所賦予總理的職權轉移到總裁身上，總裁替代總理，成為權力的化身。不久，汪精衛投敵叛國，副總裁一職自然消失，蔣介石利用總裁一職取得絕對權力，成為國民黨無人能夠制約的最高領袖。自此，紀念總理，無形中等於學習總裁；崇拜總理，等於崇拜總裁。某種意義上來說，蔣介石巧妙地利用了人們對孫中山的崇拜，達到了自己專權獨裁的目的。

總的來看，尊稱孫中山為先生或中山先生，得到了黨內外的一致認可，沒有產生任何爭議；尊稱孫中山為總理，僅僅得到國民黨內的一致認可，卻沒有得到共產黨、中間勢力及其他人士的認同；尊稱孫中山為國父，也同樣只得到國民黨內的一致認可，並沒有得到全社會的認同。國民黨賦予孫中山「總理」、「國父」尊稱，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近代民族國家稱呼其開創者為「國父」，實質上卻相當程度地保留了昔日帝王與傳統會黨的痕迹。畢竟，誰為國父，國父是誰，以傳說中的黃帝的聲威，也始終沒有得到這一尊號，何況孫中山以「革命尚未成功」的巨大遺憾，很難毫無爭議地獲取「國父」之尊。可以這樣說，孫中山作為現代民主政體的開創者當之無愧；但孫中山被尊為國父，似乎難孚眾望。孫中山的總理、國父尊稱與稱號，與其說是國父，還不如說是國民黨「黨父」似乎名副其實。不論是「黨父」也好，「國父」也罷，都是傳統「家國同構」的產物，帶有十分明顯的家長制痕迹，並不符合近代民主進步的時代潮流。孫中山「總理」、「國父」尊稱嚴重製約與禁錮了國民黨的活力與創造性，導致其走向凝固、僵化與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