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記者到創業者，我經歷了什麼？

本文經渡過(ID: zhangjinzaibeijing)授權轉載

一次，家長帶著孩子進去打掃，出了事故。孩子的眼瞼縫了三針，往下就是無休無止的纏鬥情節。還是在那個暑假，財新前同事賀信和孔令鈺來東莞看我。賀信問：「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嗎？」我心裡流過一千行淚，已經不記得當時說了些啥。

直白來說，對體制變革、經濟轉軌、法治維新，我不是沒有渴望。但從深處剖析，我既缺少洞見，也缺少動力，甚至對個人財富，也缺乏想象。但我願意做「科蚪」，參與一場和我命運相似的人的教育革新。

我叫歐陽艷琴，曾是財新傳媒的記者。3年前，張進老師把我領進財新的大門。可是，2015年，我放棄了熱愛的新聞行業，去廣東東莞，創辦了專註於流動兒童科學、科技教育的社會企業——「科蚪」（kidolab）。

記得當時，我惴惴不安地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張進老師，徵詢意見。張進老師對我說：「做記者，還是做社會企業，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很難同時做好兩件事。你只能選其一，必須有取捨。」

最終，我選擇割捨財新，創辦了科蚪。

一年後，再見到張進老師，他對我說：「現在看來，你的選擇是對的。好記者很多，少你一個關係不大；但做流動兒童的教育公益，真的需要有你。」

這是張進老師對我的鼓勵。因為做流動兒童教育的人，也不缺我一個。不過，回過頭看，這一年來，科蚪這一年來確實也為流動兒童教育公益的版圖，增加了一點點元素。

▲ 2016年夏，孩子們在科蝌空間利用萬向輪製作拉物品的小貨車。 © kidolab

▌科蚪是什麼

2015年6月，我寫了有關創業的第一篇文章《我是歐陽艷琴，科蚪是什麼》，告訴關心我的人：我將要告別五年的記者生涯，去廣東東莞的工廠區，創辦一個叫「科蚪」的機構。

我這樣描述還沒有誕生的「科蚪」：

「科蚪」將向低收入社區提供兒童造物車間。一個科蚪兒童造物車間將（只）覆蓋1平方公里，向6-12歲的流動兒童，提供公共空間、工具、材料、協作和「造物包」。

如果要有一種對「科蚪」的想象，它是一個創客空間、一個木工房、一個Fab Lab(微觀裝備實驗室)，或者一個美國家庭的車庫。喬布斯在車庫造出了蘋果電腦，來「科蚪」的兒童未必會成為喬布斯——既不必定做Mac這樣的產品，也不必定做Apple這樣的商業公司——但是童年的他們，就像小精靈和小怪物，不知道會造出什麼。

即便什麼東西也造不出來，他/她依然可以在造物中度過自己的快樂時光，觸摸各個維度的世界。

創客運動、STEM/STEAM教育、「做中學」、腦心手協調等等，為造物車間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科蚪」要做的，就是面向未來、面向世界，把好的東西放在兒童面前，結果由他們創造。

「科蚪」暫時不準備面向高端社區，而是定位低收入社區。「科蚪」會學習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保證向低收入社區提供低消費的優質服務。

簡單地說，我設想的科蚪，是一個好玩的教育機構，鼓勵孩子動手做事；在做的過程中學會學習、學會探索，積蓄改變自己和世界的能力和慾望。

聽完我的介紹，張進老師幫我把這個理念概括為四個字——行知，悅變。

我曾經和朋友開玩笑，做科蚪，可能是我小時候沒玩夠，是一種補償心理。我在農村長大，從小父母就出門打工，留守的經歷，我的童年，可以說壓抑、孤獨、無趣。上完大學並且獨立以後，我總是尋求各種機會補償自己、成全自己。

讓孩子們快快樂樂地玩，並且給孩子動手做和玩的工具，是我所能想到的對流動兒童的最大支持。至於好的教育，我認為應該是水到渠成。所以，一開始，我甚至沒有把「教育流動兒童」當作目的。

2015年4月，當腦海中第一次出現「科蚪」的構想時，我激動不已，夜裡在小球場上跑來跑去。這是我創業的起點。

▲ 歐陽艷琴在2016年11月「創新促進公平」論壇上。 © 渡過

▌科蚪在卡車上開放了

《我是歐陽艷琴，科蚪是什麼》這篇文章，首先在同事中激起了關注。

看到這篇文章第二天，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約我見面。在確定我是真的要做這樣一個機構后，她說：「我們給你點支持吧。給你點錢，保證你有工資。不然你回去，爸媽會擔心，說好好的工作不幹了，怎麼辦？」

2015年7月初，科蚪在東莞厚街正式開放。

我們選址在一個舊工廠宿舍改造的園區，旁邊就是工廠、夜市、宿舍、出租屋。開放儀式選在晚上，舞台是一個老鄉建議的大卡車，演員是前兩天在夜市和廣場地推臨時招募的，也有東莞的漫畫師、甜點師和媒體朋友們到場。

我的一些年輕朋友們，從北京等地趕來。他們是整個暑假活動的組織者，是我最早的創業夥伴。

第一年暑假，有40個孩子來到科蚪。

2016年，我們搬進新空間，分成了木工、手作、廚房、閱讀、觀影與休閑、電子等區域，主打木工、美食、科學和科技活動。

2016年暑假，我們提出「在環境中學習」，幫助孩子與環境建立友好關係，帶領孩子們探索自然和社區。

2016年下半年，我們引進機器人課程。

截至2016年底，科蚪已經在東莞厚街陳屋工廠區服務了超過60名孩子，人數相當於1平方公里適齡流動兒童的三分之一，平均每個孩子在科蚪享受了24天服務。

24天相當於什麼？相當於國小生一學期語文課的總時長。

我們堅持收費，一年多時間裡，向每個孩子平均收取了475元的費用。雖然不足以平衡開支，但我們證明，對優質課程內容，家長是願意付費的。

很多孩子被送來科蚪的時候，靦腆、內向、不愛說話，有的孩子甚至不會系鞋帶，不會盛飯。但一年後，他們變得樂觀，開朗，會做手工，當小廚師，願意合作。

大連的一位同行說，科蚪是他見過的「最好的教育機構」，理由是：成人與孩子的關係是真正自然、平等的。

可以說，在創造一個快樂、輕鬆、自由、想做就做的環境方面，科蚪是成功的。

我也曾想放棄科蚪創業維艱，科蚪一年多，經歷了許多坎坷和曲折。

最初，重新踏上東莞的土地，我是後悔的。

6月初的廣東已經很濕熱。我坐著火車，抵達廣州東。

不記得這是我第多少次踏上廣州東的站台。但這一次，和以往都不同。我剛剛放棄了財新的工作，就像火車偏離了原來的軌道。我突然感到很難過，甚至後悔。為失去的，也為未知未卜的。

十多年前，我還是一個國中生的時候，就來過東莞，這裡有不少老鄉、親友，自認為是熟悉的。但這一次，竟然覺得有些陌生。因為我再也不是過客、旁觀者，而要像一個農民，開掘腳下這片凍土。可是，從哪裡開始？

以往干新聞，也經常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但我從來沒有問陌生人要過一分錢。而現在，我需要向別人收錢，還要別人把六七歲的孩子交給我。

第一個向我表達了信任的，是一位年輕的媽媽。因為我爸媽和她在同一條街上賣米粉。也許她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萬一有什麼事，這些陌生的年輕人跑了，我爸媽不容易跑。

我原來希望半年或一年，科蚪運行順利，我可以甩手離開，繼續去做我的記者。但最開始的半年，我們的主旋律是試錯與磨合。半年後，我面前又出現兩個困難：唯一的同事離職；舊址網路沒辦法解決，尋找新址。

更大的麻煩是搬新址以後。

在新的空間，我計劃做一個真正的社區空間，由社區共建、共同營造。遠景是，家長和孩子們自主運營，由家長決定場址，參與裝修。

但一次，家長帶著孩子進去打掃，出了事故。孩子的眼瞼縫了三針，往下就是無休無止的纏鬥情節。

還是在那個暑假，財新前同事賀信和孔令鈺來東莞看我。賀信問：「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嗎？」我心裡流過一千行淚，已經不記得當時說了些啥。

還出於一些很難描述、但並非不重要的原因，2016年10月，我考慮放棄科蚪，甚至已經準備好，把粵S的車從東莞開到北京；談了新工作，買了機票，和科蚪悄悄告別，奔赴一座新城。

但是，又有一些因素，讓我很難說出「放棄」這兩個字，例如：

• 財新公益基金會給了我30萬元的資助，舒立對科蚪也寄有期望；

• 從一開始，就有人給過科蚪大大小小的支持，從資金、物資到人力、智力；

• 有一群相處了一年多、我們相互喜歡的熊孩子。

總而言之，一句話：怎敢辜負？

最終，我退了機票，假裝從來沒有放棄過科蚪，宣布把它帶去北京。

▲ 2017年「財新年會」上，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女士在「科蝌」的展位上。 © kidolab

最終決定不放棄，原因大概也很簡單，就是它觸動了我的童年記憶。我猜想，可能在我心理發育高峰到來之時，成了留守兒童。在我情感和思維的發展過程中，都伴隨著對「農民遷徙」、「進城打工」、「留守」、「流動」這些大背景與家庭個案的體會、思考。

我常常在這種大背景中觀察、反思我的經歷和情感。農民遷徙歷史中的一個能動主體，可能是自我意識很基本的一個構成。

直白來說，對體制變革、經濟轉軌、法治維新，我不是沒有渴望。但從深處剖析，我既缺少洞見，也缺少動力，甚至對個人財富，也缺乏想象。

但我願意做「科蚪」，參與一場和我命運相似的人的教育革新。

▌流動or留守，一個硬幣的兩面

做「科蚪」以後，很多人問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誰更慘？

我回答：留守兒童更慘。

我弟弟出生在東莞，儘管住了好幾年閣樓，依然不願意回老家住二層新樓。

對方又會問：既然留守兒童比流動兒童更慘，為什麼你不做留守兒童教育，而是做流動兒童教育？

我很難回答。就好像救助病患、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你也很難斷然決定：是先救那些病情危重，無力回天的，還是救那些剛剛染病，但錯失時機就會轉危的。

這永遠是人道主義難題。

就我來說，當然有很多做流動兒童教育的理由，但並不能說，就必須如此。尤其是，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一家人中，可能這個是留守兒童，那個是流動兒童；一個人，可能這段時間是留守兒童，那段時間是流動兒童。都是農民工子女，很難截然分開。

▲ 據往年人口普查數據，2000、2005、2010年，全國留守兒童數量分別為1981萬人、5861萬人、6972萬人。另據《2015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15.1%的留守兒童和父母一年都沒見面，69.2%的留守兒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從事的工作。圖為2013年，在江西撫州農村的留守兒童。 © 國韻

我的理由有三：我弟弟現在是流動兒童，我更願意關注他的成長；流動兒童聚集城市，機構規模化的成本相對較低；過去和現在，呈現了一種趨勢，流動兒童總數可能超過留守兒童。

儘管在目前的義務教育階段，農村戶籍的流動兒童(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是1367萬，留守兒童是2019萬，流動兒童少於留守兒童，但流動兒童在過去時間是翻倍增長。東北師範大學研究團隊的研究報告甚至顯示，15年內，農民工子女的隨遷率將超過留守率。

為流動兒童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包括教育服務的機構，目前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太少。公眾層面，早就熟知了留守兒童，但並不知道流動兒童的境況，更不知道這一群體人數在迅速增加。

流動兒童總數的劇增，背後是農民遷徙與城市化的大趨勢。儘管返鄉的聲音在公眾輿論中很有力量，但農村空心化依舊，內地規劃的新城、園區許多成為「鬼城」、「空城」。

在東莞，200萬人在此生活超過10年，並且逐漸不再寄錢、帶錢回老家，生活重心轉移在這座打工的城市。

加拿大作家桑德斯說，現在，人類正在進行最後一次大遷徙。數以十億計的農民，從農村遷到城市。我們如果觀察過人類歷史，就會知道，近現代大城市，大部分是移民城市。

某種意義上說，十年以後，我們社會如何發展，將由流動兒童今天所受的教育來決定。

不僅應該有科蚪，還應該有更多的機構，在城市裡預備為日漸增加並且穩固的新移民服務。

▲ 2016年，老師向孩子們示範怎麼煎香蕉雞蛋餅，當餅翻過來的時候，孩子們發出了驚訝的聲音。 © kidolab

▌科蚪未來做什麼？

2017年，科蚪轉移到北京，依然關注孩子們的動手能力，更加聚焦教育內容服務，努力為6至12歲流動兒童提供優質、人人可享的科學科技課程。

科學是方法論，是觀察事物和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如：觀察、推理、預測、交流；測量、排序、比較、分類、調查；建立模型和得出結論、閱讀和使用圖片、寫作、收集信息、使用工具……等等。

科蚪的科學教育關注的是，孩子將用何種方法(甚至態度)探索未知世界。

技術素養，是管理、評價和理解技術的能力。新技術不斷被發明，不斷改變人類生活。如何看待新技術，利用新技術，是孩子現在和未來要面對的問題，也是科蚪要與孩子共同探討的問題。

孩子可能不會掌握太多科學技術知識。但是，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和科學、技術、世界，建立友好的關係，讓他們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

科蚪將暫時停止運營實體空間，改為「上門服務」，流動兒童和家長可以在科蚪微信服務號「科蚪空間」或有贊商城的「科蚪實驗室」拼團，讓科蚪的老師去自己方便的地方上課。

科蚪已經在北京昌平、海淀、大興有了五個課程點，歡迎更多學校、幼稚園、社區空間合作。

這一切，都在試驗和操作中。這一年多，其實我並沒有離開財新，因為科蚪也是在財新的孵化下長到現在的。今天我略作總結，算是對張老師和財新諸多領導、同事的一個交代。

有人曾問我，科蚪會培養出科學家或工程師嗎？說實話，我並不知道，也不以培養科學家或工程師為目標。但我知道，如果我當年沒有接受較好的教育，走出山村，我可能就很難走出上幾代人尤其是上幾代女性的命運——被安排婚姻。

至少，我打破了自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