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擴招之父」湯敏：諫言大學擴招 我從不後悔

湯敏有很多響亮的頭銜，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經濟50人成員……頭髮灰白的他，坐在咖啡館里回顧一生時，仍把1977年看做命運改變的起點。

那一年，作為文革后恢復聯考的第一批考生，25歲的湯敏如願考上了武漢大學。

聯考將這位南寧四中的數學老師，推進了大學校門。之後，他從數學系跨系學經濟，留學美國，進入亞洲開發銀行。湯敏因此稱自己為「恢復聯考的受益人」。

參加聯考21年後的1998年，湯敏的名字再次和聯考勾連。他為國諫言大學擴招，破解了大學錄取率低的難題，被外界稱為「高校擴招之父」；但後來因「畢業后失業」等社會現象，非議纏身。

臨到退休，經濟學家湯敏不退反進，帶著一股「不服氣」的勁頭和這些年在經濟領域的工作經驗，一頭又扎進了教育的池水。他試圖用互聯網的方式解決農村教育不公平的現象，阻斷貧困的代際遺傳。

【聯考關鍵詞】

統一命題

聯考命題方式曾經過多次改變。

自1952年全國統一聯考制度建立以後，實行全國統一命題考試。1958年曾試行分省命題，但僅實施了一年，又回到全國統一命題方式。

1977年恢復聯考後，受時間、教材、考生等諸多因素的制約，1977年聯考不便全國統一進行，而由各省、市單獨組織安排命題、考試和閱卷等一系列工作。

到了1978年又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統一考試時間，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全部公布，招生制度進一步完善。

分省自主命題始於1989年，上海市率先進行自主命題試點。2004年，教育部要求11個省區市進行自主命題。2014年，全國聯考共有來自國家考試中心和自主命題省區市共計16套命題。教育部決定從2015年起聯考將逐步實行全國統一命題。

「最後一次機會」

新京報：聯考前你在做什麼？

湯敏：1971年，我高中畢業，分配到南寧四中當了一名數學老師。

那時我只有18歲，只比我的學生大一點，有的學生長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師。

最關鍵的是知識儲備不夠。我讀國中時趕上文革剛開始，停課鬧革命，基本沒上學。高中只讀了一年書，剩下的一年都在學工、學農、學軍、拉練等等，後來又去插隊。我沒上過一天師範就直接當中學老師，感覺特別困難。

真的是「書到用時方恨少」，給學生上課心裡都發虛，所以我對知識特別渴望。

新京報：上大學是你當時的理想嗎？

湯敏：當時能從插隊的農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當老師都算幸運的。

上大學想都不敢想，只有工農兵學員才有資格被群眾推薦上大學，我們都夠不上，連報名的機會都沒有。

沒有辦法，只能自學，現買現賣。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麼給學生上好課，每天拎著板凳聽老教師講課，然後山寨進我自己的課堂，邊學邊教。

新京報：你怎麼知道恢復聯考的消息的？當時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

湯敏：1977年10月，我帶著學生在農村勞動，大喇叭里傳來恢復聯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動，覺得機會來了。

讓我覺得最奇妙的變化是學校的風氣。在文革中，讀書無用論對學生影響很大，老師很大的精力都在維持課堂秩序。聯考的消息發表后，奇怪的是整個學校都安靜下來了，班上的絕大部分學生開始認真看書。

1976年到1978年間，文革時「極左」的思想還沒完全糾正，還講「兩個凡是」。恢復聯考讓全國人民都意識到，國家對人才的渴望、對教育的重新重視是真的，連原來認為不可能改變的工農兵上大學的方式都改過來了，消除了人們對改革的動搖和懷疑。

新京報：促使你參加聯考的動力是什麼？

湯敏：渴望學習。也有老教師勸我算了，能當老師在那時是很不錯的工作。

但文革十年學業荒廢，我當老師都覺得學識差得遠，很單純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學習機會補回來。

按照當年廣西的政策，報考大學的年齡上限是25歲。我那年24歲，意味著那是我的最後一次機會。白天還得上課，我就晚上熬夜複習，真的是破釜沉舟的心態。

「追趕失去的十年」

新京報：大學四年最深刻的記憶是什麼？

湯敏：最強烈的記憶還是學習的風氣。11點熄燈以後，校園的路燈底下全是背英語的。我是進了大學才從A、B、C開始學英語。

當時的武漢大學在國內率先實行學分制，興起了跨系學習的風氣。我同時在數學系和經濟繫上課，一些同學也到生物、化學等系去聽課。有同學大二開始就像現在的博導模式一樣，一邊上課一邊跟著教授做專題研究。

那時文革剛結束，生活條件還比較艱苦，我們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新京報：聯考對當年的你來說改變了命運，但是現在，聯考對人生命運的轉變還有那麼大的作用嗎？

湯敏：當然有，但相對那時來說，就業的機會沒有那麼多了。

可是，最近幾年，我在農村地區做教育扶貧考察時，很多地方仍然對村裡出了第一個大學生津津樂道，他們因為考大學就有可能在城市裡工作，即使回鄉工作也因為有了知識，可以做電商、科學種田，收入不比城裡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沒上大學的，未來還是多了很多選擇的機會，眼界和價值觀都會發生改變，人生髮展的道路會更寬闊。

當然，和現在的時代相比，聯考已經不像我們那時候是唯一的命運轉機。

新京報：有人認為國內各行各業的很多佼佼者都來自恢復聯考後的那批大學生，作為其中一員，你怎麼定義你們這代大學生？

湯敏：相比成就，我們更像鋪路石或者探路者。當時人們對77、78級的學生寄託很大的希望。四十年過去了，這批人在各條戰線上都是骨幹。

但是，真正成大事的並不多。例如，諾貝爾級的大師沒有出現。成功企業家也是79級以後的大學生更多。

我們更像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一群人，讓的改革開放能順利推動，社會經濟能平穩展開。

「我從不後悔建議大學擴招」

新京報：你是經濟學家，但1998年，你向國家提了「大學擴招」的建議被採納，這是教育界的事，你為什麼會給出建議？

湯敏：1998年正值亞洲金融危機，國家啟動擴大內需，鼓勵買車、買房。但那時經濟下滑，下崗潮出現，人們手裡有錢也不敢買。

我們發現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時考大學很難，家長砸鍋賣鐵也想讓孩子上大學，我感同身受。

我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的18年裡，發現我們國家和一些發展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當年18-22歲的適齡青年入大學比例僅為4%，而印度是8%，菲律賓都在30%以上。我們的人均GDP都遠高於這兩個國家，憑什麼我們入大學率如此之低？

在當時的背景下，高校擴招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新京報：但後來很多人把大學教育質量下降、畢業生就業難都歸因於擴招，你也因此招致很多非議。

湯敏：我始終覺得擴招的方向沒有錯。它使大學招生從1998年的100萬到現在招800萬，讓好幾千萬原來沒機會上大學的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當年不擴招，他們和下崗潮趕在一起，很多學生中學畢業就失業，更可怕的後果是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會更低。

擴招后出現的很多問題與後面的教育改革沒有跟上有關。

新京報：教育改革沒跟上，具體指什麼？

湯敏：例如貧困家庭學生上學難的問題。我們當時建議擴招時要有助學貸款設計，在收學費時，把助學金、獎學金做好等等。但是，由於當時的政策落實不下去，銀行不願意給學生提供助學貸款。

再例如，大規模擴招后，學生的就業會有一定的難處，政府要有政策應對。這些問題，後來都慢慢解決了。

對就業問題，我總是在說，擴招並沒有擴出人來。這些孩子如果不上大學，國中畢業、高中畢業就得失業。在當時的情況下，上了大學后就業的機會還是多一些。

新京報：擴招也終結了上大學免費的歷史，有人認為這導致窮人上不起大學，讓聯考失去了公平性。

湯敏：是每年招100萬學生還是招800萬學生會讓貧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上大學？這個問題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是中國小生義務教育免費，上大學是少數人受益，要收費。

但當時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小收費，大學反而免費。國家有限的教育資金，應該是先照顧中國小還是讓大學免費？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學的問題，應該用助學金、獎學金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應該是大學全免費，讓富裕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搭便車。

新京報：當年在「大學擴招」上留有遺憾嗎？

湯敏：我從不後悔建議大學擴招，那符合當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大學擴招與任何改革一樣，一定是有利有弊，但利遠遠大於弊。而且，隨著改革與社會發展的深入，目前的這些弊病，也會得到改正。當然，如果當年擴招時配套的措施更強一些、落實得更及時一些，效果會更好。

「到農村才是雪中送炭」

新京報：你57歲時在亞洲開發銀行提前退休，加入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投身教育，你的初衷是什麼？

湯敏：我幾十年一直搞經濟，但大多是理論與政策研究。2010年，我很想換種活法，想做一些我感興趣但沒嘗試過的事情，從事教育一直是我的一個心結，我因教育受益太大。大的事情做不了，那我就做一些小事。

新京報：從研究理論的經濟學家，投身做教育實踐，最深切的體驗是什麼？

湯敏：難，進入教育后才發現這一行當的水之深、動之難，需求之大，改革之必要。

我想，這年頭不是都在談「跨界」嗎？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外行做成的，比如網約車顛覆了計程車行業，微信顛覆了通信運營商。我也斗膽從一個經濟學者的眼光，從一個教育業餘愛好者的角度對教育來品頭論足。

新京報：你的很多教育項目的實驗都在農村進行，為什麼如此關注農村？

湯敏：現在在城市做教育是錦上添花，到農村才是雪中送炭。教育問題在農村更為突出。

我們在貧困農村考察時，一些鄉村學校硬體條件甚至比城市的還好。但是，教育不是桌椅板凳，最根本的是教師。農村的學校留不住好老師，優秀的老師也不願意到農村去，教育質量提不上去，貧困還是會代際遺傳。

新京報：那你覺得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湯敏：我舉個我們試驗的例子。四年前，我們與人大附中劉彭芝校長一起開始了一個稱之為「雙師教學」的試驗。一個貧困地區學校的課堂，有兩位老師：遠端人大附中老師和當地鄉村學校的現場教師。鄉村學校學生通過互聯網直接上人大附中的課。

這一試驗已在中西部十八個省份的130多個貧困地區鄉村學校中進行。效果非常明顯。中考成績試驗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另外，鄉村老師們每天都在聽全國最優秀的老師講課，和這些老師一起在QQ群中備課、答疑。幾年下來，他們很多都成了當地的優秀教師。

新京報：你們那代人，感覺你們身上的社會責任感很重？

湯敏：文革時的知識斷層，讓我們很珍惜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我們肯吃苦。

那代學生的家國情懷很重，很多在國外留學、工作的人，後來都選擇回國。我畢業后選擇亞洲開發銀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東南亞、的經濟，希望能把經驗帶回到國內。

我們那代大學生都在克服各種困難追趕失去的十年，追趕我們和國外的差距。

現在，到了我們這個年紀，沒有衣食之憂，能做點小事就很滿足了。

【同題問答】

1

問：對自己影響比較大的幾本書是什麼？

答：那時候能讀的書很少，當時我們那一代人看的都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等書。

在聯考時，當年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講陳景潤攻克數學難題的故事，在全國引發了一陣學數學熱，對我報數學系影響很大。那篇文章說，物理化學還有工科都需要實驗設備，而數學就是一張紙、一支筆，人容易攀上世界高峰。

後來我學經濟，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諸多經濟學書籍對我的影響比較大。

最近的《人類簡史》《未來簡史》都很值得一讀。

2

問：最深刻的聯考記憶是什麼？

答：當年11屆的學生一起考試，考場剛好在我教書的教室，還和我教的學生一起考試，壓力很大。

3

問：當年的聯考有什麼比較遺憾的事？答：理化沒學過，完全憑著感覺答的，只有數學比較自信，能考上武大都覺得比較意外和幸運。

4

問：還記得當時自己聯考的分數嗎？

答：我們那年好像沒有公布分數。

5

問：有沒有什麼事情是聯考之後才明白的？答：教育對人的改變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6

問：你聯考時有座右銘嗎，是什麼？答：沒有，但有「破釜沉舟、最後一搏」的心態。

新京報記者 劉珍妮 實習生 王雙興 閆嬌

A14-A15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